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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是个“听用”。“听用”起什么作用？我想大概起个甘草作用。甘草是中药里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辅药，一种调和药，一剂药里加上一点甘草，就能使这剂药更好地发挥疗效并减少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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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为人民谋利益，热忱为人民做好事，也是我军爱民的重要方面。从六十年代的雷锋、欧阳海、王杰、刘英俊，到八十年代的张华、朱伯儒、丁红军、华山抢险英雄集体，表现了我军爱民传统的不断发扬。人民群众普遍赞扬“解放军好，可爱、可敬、可信、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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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军队建设需要千万个英雄模范，需要在广大群众中造成一个学习英雄模范，争当英雄模范的良好社会风气。英雄模范人物的成长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克服重重困难，作出很多的牺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是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不付出必要牺牲是不可能的，那种只讲享受不讲牺牲的思想是错误的。英雄模范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应该得到全社会的支持、爱护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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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模范人物是人不是神，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应该对他们提出种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因此，宣传英雄模范人物，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果搞形式主义、实用主义，拔高掺假，迁就护短，人们就不会信服，就会使英雄模范脱离群众，也失去了表彰英雄模范的作用和意义。英雄模范人物也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荣誉，永葆奋发进取的革命朝气。英雄从群众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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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人民军队中，每个同志都有当英雄、当模范的客观条件，人人都应该学习先进，争当英雄模范。这种英雄模范，不仅是指那些被公开宣扬、表彰和奖励的有名英雄，而且包括大量鲜为人知的无名英雄。其中有许多人，党和国家的利益要求他们既要成为出色的专家，又要甘当无名英雄。我们应该向这些无名英雄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人类创造历史的长河中，无名英雄总是多于有名英雄，有名英雄是可贵的，无名英雄也是可贵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无名英雄更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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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杰出领导人之一。他生前从不愿意称赞自己的功绩，而且在病中留下遗嘱，死后要把骨灰撒向祖国大地，不愿后人为他树碑。可是，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为人类进步事业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早已为人民所崇敬，作为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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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主席，主持一切；恩来同志身为总理，是共和国的大管家。他们和党的其他核心领导成员一起，共同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那时候，恩来同志的工作范围比民主革命时期要大得多，广得多。在中南海里，他是睡得最晚的领导人之一。西花厅的灯光，经常要亮到深夜、凌晨，真可谓日理万机、呕心沥血。我曾劝说他：“总理，你啥子都好，就是不会休息。”他却认真地回答说：“党和国家必须有个全面负责实际工作的人，我应该担起这个担子。这样好让主席、少奇同志安心坐下来，对党和国家的大事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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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在和德怀同志长期共事的过程中，他给我的第一个突出印象是刚正不阿，在大关节的时候敢于拿出自己的主张来。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曾经号召党的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这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彭德怀同志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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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同志个性刚烈、正直、坦荡、忠诚，他嫉恶如仇，处事从不苟且、不屈从，做人从不矫饰、不阿谀，敢说真话，也愿意听真话。同他在一起工作，既痛快，又紧张。因为他对你有什么意见从不隐瞒，你对他有什么意见也都可以直说。工作中难免有意见的分歧，有时甚至会发生争论。但争论后，只要事实做了结论，无论谁对谁错，他都心无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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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年在三军团的时候，首长下连队，吃饭时总要加一个菜，如炒鸡蛋之类，我和邓萍参谋长下去时都是这样的。但只要德怀同志下去，加菜就没有了。开始时我不懂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是别人不敢这样做。因为不管是谁替他加了菜，他都眉头一皱，骂了起来，直到把加菜端下去了，才肯吃饭。他的这种严肃的生活作风，一直保持到建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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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同志曾经说过：“我从小饿怕了，我知道饿饭是什么滋味。”他对民生疾苦总是感同身受。有人说他是苦行主义，他认真地回答：“谁个不会吃好穿好？问题是老百姓吃的是什么，有人还在饿饭呐！”建国以后，德怀同志身居高位，仍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过，他在前面加了“勇敢”二字：“一个勇敢的农民的儿子”。他经常对人说，我是人民的笤帚，人民要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在他的思想深处，总是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下，而不是人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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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吴玉章同志60寿辰的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吴老一辈子做好事，一贯的有益于革命，是我们党的光荣、革命的光荣！我有幸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他的亲切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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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时同志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凡是和他在一起工作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他一向反对特殊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他到北京以后，住房紧挨着马路，噪声很大，影响工作和休息。组织上建议他搬到一个机关驻地去。他说，那里住着一个机关的同志，我怎么能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他谢绝了组织上的照顾。以后，组织上准备把他的住房修缮一下，他说，现在国家还很困难，还是把钱用到建设上去吧！能将就着住，就不必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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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时同志对党无限忠诚，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在“七大”以前，他就患有高血压病。党中央一再要他注意休息，但他工作起来，常常忘记自己的病情。他在重病期间，还主持召开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时，因身体支持不住，没有气力把报告作完。当病情稍有好转，他立即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及中央书记处，要求每天工作4小时。不久，又向医生请求工作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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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常教育身边工作的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应该走九十九步。我们的工作只能朝前赶，不容往后拖！我们的弼时同志就是这样，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忘我工作，奋斗不息。正如刘少奇同志在追悼他的大会上说的，任弼时同志“在整整三十年间，埋头工作，不计名誉、地位，不顾严重病情，以全部精力从事中国人民革命解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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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政同志出生在一个绅商家庭，入伍时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他所以能对我军的政治工作做出重大的贡献，关键在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刻苦学习，努力实践，认真总结，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自觉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艰辛坎坷的革命生涯中，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大公无私，敢于直言。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都满腔热情，廉洁清正，不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保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追求真理，绝不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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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领到没有？领齐没有？一定要说实话。你们当领导的把工作做好点，他们就会更好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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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你们来，一是有些事要交待，一是有些事要商量。人总要死的，你们不要太伤心……关于我的后事，一是要向中央表示要求从简，今年遭了大灾更要从简。1996年我去太行山看望那里的乡亲，他们希望将来我能回到那里。但那样花费太大……我还是希望火化后送回老家潼南去，同四哥杨公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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