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是新中国最早的"青春偶像"之一。《我要读书》，《半夜鸡叫》，一部"画"出来的长篇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让他家喻户晓。最多的时候，他一天收到两百多封读者来信，他就读的学校不得不派出专人帮他收信、读信、回信。
如今的他，脚步仍相当矫健，一点也不耳背--甚至连记者那有旧伤的指节偶然发出的微微脆响都听得一清二楚。
这就是8月中旬到石家庄参加全国第二届雷锋学校大联盟"相约石家庄"夏令营开营仪式的高玉宝。
人物名片
高玉宝，1927年出生在辽宁省大连瓦房店市孙家屯贫困家庭。8岁上小学一个月，9岁当童工，15岁当劳工，17岁学木匠，1947年参加解放军，在辽沈、平津、衡宝战役中立大功6次。
在大军南下行军作战的间隙，他用画图画代替文字写书，写出20多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共青团第二届中央委员师职创作员、沈阳军区创作室名誉主任等职。1988年离休后致力于青少年传统教育，在全国各地先后做报告4400多场，观众达408.5万余人。
"写《高玉宝》，起初就是想留给我弟弟看看"
开门的老人穿着军装，看上去也就是六十来岁。79岁？无论如何也不像，岁月掩不住他身上的精干机灵。“青春偶像”？用今天年轻人的眼光看，也不怎么像。
初见高玉宝，话题当然离不开《高玉宝》和“《高玉宝》里的高玉宝”———这话说起来显得有点绕，可是对如今30岁以上的读者来说，其实不难理解。
但谈到这本先后重印、翻印500多万册，用22种语言文字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的“奇书”，高玉宝无意中透露出的信息令人惊讶：“写《高玉宝》，起初就是想把我经历过的记录下来，留给我弟弟看看”。
1947年11月，家乡辽宁瓦房店土改之后，20岁的高玉宝参军入伍。回忆起当时新兵团在丹东凤凰城进行诉苦教育的情形，老人至今很激动：“我觉得四年解放战争，我们能消灭敌人八百万，在很大程度上，那就是诉苦教育的结果！”
诉苦教育中，高玉宝脱颖而出。
8岁时上了一个月学就被迫辍学顶债给地主放猪，9岁到大连流浪、当童工，15岁顶替病弱的父亲到当时的大连复县日军华铜矿集中营当劳工，抗战胜利后为躲避抓壮丁又到深山学木匠走村串屯……诉苦教育唤醒了高玉宝对少年时代的记忆，一连串九死一生、苦大仇深的传奇经历，加上出众的口才，使他很快成为新兵团的诉苦模范。
1948年元旦刚过，高玉宝被分配到四野四纵12师35团侦通连当通讯员。
第一仗，打辽阳。“战斗还没正式开始，我到前线送信，过壕沟时，碰着个老乡———顶多也就是十八九岁，跟我一块儿参军的新兵。过沟时我跟他开了个玩笑，照着他屁股上就是一巴掌，他见是我，咧嘴一乐。就那么一瞬间，等我跳过壕沟一回头，小伙子已经牺牲了———眉心里一个弹孔，脑后一个茶杯口大的洞。”
高玉宝参加过著名的塔山阻击战。“我们4个团，阻击敌人在海空军策应下的11个美式装备步兵师，血战六天六夜，牺牲3145人。一仗结束，活下来的人差不多个个都立战斗大功。到平津战役结束之后，连队里从关里过来的胶东老革命、跟我同时参军的东北子弟兵已经不多了。”正是这样残酷的战斗生活，令高玉宝萌生了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的想法。
“土改了，分了地，我小时候那些苦难再也不会有了。我大弟弟比我小9岁，很多事他没经过、不记得，我要是能把它写下来，留着给我弟弟看看，也好啊。打仗嘛，别万一哪天枪一响，让这些好故事都跟着我‘光荣’了。”
“就是为了记录下自己的生活，给别人看？这么说有点像今天的年轻人写博客？”记者插话。
老人露出一丝茫然。听完解释后他说，自己不懂上网，学过电脑，但是眼睛不行，只得作罢。“年龄大了，精力不够，还是抓紧时间多做做报告得好。”
“本来想先学识字再写书，可是创作的激情不允许”
写书的想法真正落实到行动上，是从1949年3月部队南下开始的。
“一开始我想，写书，得先学写字啊，于是把挎包里的牙粉牙刷什么的全扔了，一路行军，一路拣石片、瓦片往里装。干什么？行军休息的时候，请识字的战友拿钉子往上划字，留着我在路上学。”
四十多摄氏度，在田埂上强行军，一跑就是五六十公里，别人休息的时候，他就学识字。学了半年多，在长沙郊区肖家巷休整的时候，他用部队油印简报的废纸订成本子，找了几根铅笔头，开始写“书”。
“一动笔，傻眼了———刚学会一百来字，连个整句都写不成。一个字一个字地请教别人，几天也写不满两句话。”高玉宝说自己一度想过放弃，“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好抱着枪杆子打仗算了。可是，我又想，‘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创业是艰难的，但一切道路都是人走出来的，一切事业都是人干出来的。只要你认定一条路……’”
讲到这里，五十多年来接受过无数采访的老人习惯性地放慢了语速，给记者留出充分的记录时间。
“那个时候就有这么丰富的书面词汇吗？”记者问。
“不。”当了整整50年专业作家的老人略带羞涩地笑了。“当然是后来总结出来的，但那时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
“本来想先学识字再写书，可是创作的激情不允许。不求写得多好，只当是学文化吧。”想来想去，高玉宝想起了当初自己那份不解释谁也看不懂的入党申请书：八个字就写对了一个“我”字。“我”后面画了一条毛毛虫表示“从”，一个心形加一只带眉毛的眼睛表示“心眼”，一个画得更像葫芦的鸭梨表示“里”，“要”字写成了“咬”，“入”按东北口音画成一条鱼，而“党”的抽象概念是用挂在大树上的钟表现的———“钟敲起来不是当当当的响吗？”凑起来合成一句话，“我从心眼里要入党。”
写！利用行军打仗的一切间隙写。更确切地说，主要是画，实在画不出来就画圈。高玉宝说，在后来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那份手稿里，其实真有不少图画和符号，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一画就是一年零五个月。1951年1月，生活中的高玉宝随部队在广东剿匪，而故事里的“高玉宝”参军了———“小说”终于告一段落。团里一个文书帮他把画本抄了出来，算一算，竟有二十多万字。
“一开始整天跟指导我修改书稿的老作家荒草吵架”
不久，《解放军文艺》创刊，欢迎广大基层指战员投稿。一直积极支持高玉宝“写书”的团领导把这部抄写稿寄了出去。没多久，一纸调令，调高玉宝进京改稿。
“总政文化部的首长说，写得很好，不过这还仅仅是自传，应该把它改成小说。”指导高玉宝修改书稿的，是解放军文艺社的一位军旅老作家荒草。修改的主要任务，是提炼人物、情节，使之更为典型。
“一开始我不懂创作与真人真事的区别，完全没有典型这个概念，整天跟荒草吵架。‘我爷爷是老哥仨，三个爷爷都有故事，我都得写，怎么到你这儿就非得变成一个了？’”吵归吵，改还是得改，而且得自己改。就这样，三个爷爷变成了一个爷爷，两个姐姐变成了一个姐姐，而小猪倌先后在三家地主扛活时的经历，也被浓缩到了一个“周扒皮”家里。稿子改出来，高玉宝服了：故事就是更鲜明生动了。
还是这个不识几个字的文盲战士，改也是画着改。改出一章，《解放军文艺》发表一章。连载中的小说在全军全国很快引起巨大反响，高玉宝本人也跟着小说中的“高玉宝”迅速成名。
作者和主人公用一个名字，实在不是高玉宝标新立异，更不是为了出名———他从小爱听人讲故事，在大连六年，一有闲功夫就跑到说书人那里去听评书，甚至干过替说书人在门口收钱的营生。《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杨家将》、《岳飞传》、《水浒传》……十几部评书听得滚瓜烂熟，讲起来活灵活现。和苦难的童年一样，这也是滋养他创作的源泉。而中国传统的评书、演义，是没有第一人称这个概念的，岳飞就叫岳飞，杨六郎就叫杨六郎，结果，“高玉宝”也就叫了“高玉宝”。
到1952年，小说在《解放军文艺》连载了十三章，故事刚讲到高玉宝的母亲去世，一家人结束在大连的流浪生活回瓦房店故乡，这时候，作者高玉宝的身体吃不住劲了，累得吐了血。部队怕把他累坏了，派他参加了一些外事活动，之后送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文化。195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把发表了的十三章“高玉宝的故事”结集出版，据说当时有关部门请教了很多专家都定不下书名，最后，四野的老首长罗荣桓元帅一锤定音，“就叫《高玉宝》”。
就这样，当时还在扫盲的高玉宝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孤例———书名、作者、主人公，都是同一个名字：“高玉宝”。
"时代在变，但我讲的都是真实的"
自己的文章被收入课本，成为教材，出现在自己读书的课堂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两位作家享受过这样的殊荣。一位是曾有“神童”之誉的作家刘绍棠，1953年，17的他写作的《青枝绿叶》被收入当时的高中课本，那时刘绍棠高中还没有毕业；另一位就是高玉宝，时间上差不多，只晚一年。不同的是，高玉宝当时已经26岁，因为在人大速成中学跟不上班，“降级”到了文化补习班从最基础的“人口手”学起。“全国正在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出版了大量扫盲教材，为了补习文化，我课余碰上什么教材都学，其中就有《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这两篇文章，后来长期被收入小学课本。
相比其后刘绍棠经历的人生坎坷，高玉宝的生活要顺利得多。但是，如此“顺利”的人生其实也像镜子一样，分毫不差地折射着时代的风云变迁。
1951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英雄的文艺战士———高玉宝》，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高玉宝顽强的学习毅力和拼搏的写作精神，那时候，他是如火如荼的扫盲运动中涌现的英模。接下来，“向科学文化进军”、“忆苦思甜”、“向雷锋同志学习”、“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一直是老典型……直到文革末期，因为写“真人真事”，高玉宝被“四人帮”在内部会议上点名批评，与已被“打倒”很久的赵树理相提并论，“如果不是那以后‘四人帮’很快就倒台了，后来怎么样都很难说。”
再接下来，从“自学成才”到“新读书无用论”到“励志类”书籍讲座大行其道，从“文学热”到“出版难”再到“个人出书热”，从“关心下一代”到反对“名人走穴”到“革命传统教育常抓不懈”……1991年《高玉宝》续集出版，获了奖但是鲜为人知，手头两部加起来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书稿一直在修改中至今没能付梓———改革开放后的高玉宝已悄然退出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但新时期的许许多多热点问题，都使高玉宝注定成为不会被遗忘的新闻人物，演讲做报告仍然是家常便饭。
关于这些变化，今天的高玉宝谈来显得很自然，也很坦然。“时代是在变，但我讲的都是真实的。”
虽然由于时代的原因，曾经也难免出现讲南下途中写书时就用“老三篇”来鼓励自己这样的例子，但在采访和旁听报告的过程中，记者发现，高玉宝确实很注重把自己的真实经历与经过艺术加工提炼的小说情节加以区别。他总是主动提醒身边的聆听者，“这些是小说里写的，事实上我当时是怎样怎样怎样……”
“到什么时候，为富不仁都得反对”
跟“高玉宝”一道出名的，还有一个“周扒皮”。一度，小小瓦房店山沟里统共拥有百十亩地的周扒皮，跟刘文彩、南霸天、黄世仁并称“中国四大恶霸地主”。
“老周扒皮其实是个小地主，我把他叫作山沟里的‘土鳖地主’。”如今的高玉宝谈起周扒皮，语气里的仇恨已更多地被鄙夷所代替。他坦言，出现像周扒皮这样极度贪吝残暴的地主，既与其阶级本性有关，也与个人的人品见识不无关系。“他连对儿子儿媳妇都很苛刻，舍不得让吃点像样的……”
谈到今天社会上的私营企业家、富豪，高玉宝的看法很现代。“有钱不是错的，关键是看他怎么挣、怎么用，服务社会贡献社会我们就欢迎，个人腐化堕落就……至少就说明个人水平不高吧。至于为富不仁，那到什么时候都得反对———当然，个人‘仇富’是不可取的。”
作为一个以写作反抗恶霸地主故事而闻名的老作家，有这样平和的心态，是十分难得的。当然，这种心态也不是一步到位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潮刚刚涌起的时候，一次，到某高校作报告的高玉宝在报告后与大学生座谈，面对大学生“我们该怎么看待现代社会”的问题，高玉宝激动得差点犯了心脏病。最后，高玉宝诚恳地告诉大学生们，“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惑，但是有一点我要对同学们说，那就是无论社会怎样变化，自己要老老实实地做人，做个好人，做个对祖国对人民有贡献的人……”深夜的校园里回响起掌声，但是那之后，高玉宝很少在报告后再同与会者做这样的深入交流。
作为一个成名五十多年的老典型，高玉宝早已养成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参观西柏坡，活动主办方要求早晨6时在宾馆集合，5时50分，他带着老伴最早出现在记者面前———这个时候，连宾馆的保安都在酣睡；参观中，虽然因为痛风病走得久了脚步会显得有些发软，但是他一直紧跟讲解员；做报告，79岁高龄的他自然而然地帮孩子们搬桌椅；甚至每次合影留念，他脚下都会摆出一个标准的军姿，而上身微微侧着，是一个很精神的舞台亮相……
另一个有意思的生活细节是，高玉宝不喜欢看晚报之类的小报。有一次石家庄学雷锋出租车队队长贾德利特意一大早拿了几份报道前一天夏令营活动的报纸给高玉宝、乔安山他们传看。看完之后，高玉宝没有像其他老同志那样顺手翻阅这些报纸，而是在宾馆里到处寻找“日报”。记者问：您不习惯看晚报吗？高玉宝马上回答：对，我不喜欢看，我“个人”不喜欢晚报。
为什么？记者问。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高玉宝说：“我们的媒体是喉舌啊，应该以正面歌颂、鼓劲为主嘛。矛盾要依靠组织解决，没有矛盾要党干什么要政府干什么？我个人觉得很多事不适合公开报道……就是这个道理。”
也就是“这个道理”，高玉宝“个人”虽然不喜欢小报，但是在认识上坚决“服从组织”，“既然允许办这些报纸，就说明社会需要它们，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好恶去否定。我不喜欢，不看就是了，不反对别人看。”
很有趣，一个老典型颇为执拗而不失开通的信念。
“我就是讲故事，一直讲到讲不动的那天”
高玉宝记得很清楚，自己做的第一场报告是在1952年，北京绒线胡同小学，当时台下听报告的学生们称他“高玉宝大哥哥”。改革开放之后，有一次，他到深圳做报告，还遇到了一个听过自己第一场报告的女孩子———早已成长为特区一位医学专家。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从“高玉宝大哥哥”、“高玉宝叔叔”变成了“高玉宝爷爷”，后来更变成了“高玉宝老爷爷”。
高玉宝是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几十年来，他在全国各地先后做报告4400多场，观众达408.5万余人。2005年他做了190多场报告，2003年做得最多，一共230多场。数字这么确切，是因为高玉宝设了一个专门的本子做这方面的统计。他作报告是有了名的“三不”———不收酬金，不收礼品，不吃请。有一次在深圳，高玉宝一个月做了27场报告，邀请方坚持要给10800元的劳务费，高玉宝实在推脱不掉，全捐给了当地的残疾人学校。报告之余他搬了三次宾馆，从邀请方安排的大宾馆搬到该单位的招待所，后来又搬到自己晚上遛弯时打听到的更便宜的一家招待所。为了给各种各样的“公家”省钱，他甚至住过打工仔才住的地下室旅馆。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已逐渐淡出小学课本，50年来“天下无人不识君”的局面悄然发生了改变。高玉宝毫无顾忌地承认，如今听他报告的年轻人，特别是在校的中小学生，大多不知道他昔日的经历。但是他觉得，这并不妨碍自己与他们的沟通。“我就是讲故事，讲我小时候的事，讲我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我只知道孩子们很爱听。”
如此多元化的时代，孩子们真爱听那些老故事吗？记者特意旁听了高玉宝给石家庄市少年儿童保护教育中心收容的流浪儿做的一场报告。曾经有6年流浪生涯的高玉宝自己讲得很动情，台下，四十多岁的工作人员听得很投入，甚至有的女士泪流满面，二三十岁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们脸上带着钦佩赞赏但是略有隔膜的表情，十来岁刚刚做完军训分列式的流浪儿却大多显得很茫然，有的昏昏欲睡，但也有听哭了的。
如今的孩子们听得懂吗？记者问。高玉宝说听得懂。他说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在邻居的影响下也曾迷信神佛，吃观音斋，请香灰茶，信因果报应，很虔诚，是后来党的教育使他形成了科学进取的人生观。十来岁正是年轻人形成世界观人生观的时候，自己讲这些故事，目的是让孩子们知道过去的事，首先让他们感兴趣，然后自己去查找这方面的资料，自己去思考和成长。
高玉宝的夫人私下里告诉记者，高玉宝近年来“不喜欢”谈论自己的年龄。75岁时，曾有听报告的小学生问高玉宝，“爷爷，你几岁了？”高玉宝笑着回答：“七岁半。”高玉宝一直住在大连，几年前，他曾对当地媒体表示，在全国各地做报告讲到80岁，就回大连养老写书。那个时候的想法，主要是怕八旬之后身体受不了。以他现在的情况看来，身体上没有问题，在各地巡回报告又这么受欢迎，那就要坚持做社会和人民最需要他做的事：一直讲下去。
“一直讲到讲不动的那天！”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