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超人（曾用名蓝汀）是新华社第一批特级记者，也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优秀记者。
郭超人1934年10月31日出生于湖北省广济县（现武穴市），祖父是地主，父亲是外国银行的买办。幼时的郭超人家境殷实，受到了良好的私塾教育，这为日后新闻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出身也是郭超人一生最大的包袱。作为“白专苗子”，他一度失去了新闻采写资格，在逆境中，郭超人养成了低调、谨慎、坚持原则的性格。行文、为人，一生如此。
1956年，郭超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被新华社选为“重点培养对象”。在他的一再要求[②]下，新华社将他分配到西藏分社进行锻炼。自此，郭超人27年的一线报道生涯从未离开过新华社。
郭超人的一举成名，始于攀登。26岁的郭超人随着首次独立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中国登山队员爬到了海拔6600米的高度，并因系列通讯《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一举成名。在担任总社领导职务前，郭超人曾先后工作于西藏分社、陕西分社和四川分社，而他的记者生涯，也大致依此分为三个阶段——成长期、成熟期和爆发期。
成长期：西藏分社时的跋山涉水
在西藏期间，郭超人记录了西藏的民主改革；记录了中国人民首次独立登顶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玛峰；记录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一幕幕可歌可泣的镜头。这段时间里，他从一名血气方刚的年轻记者，逐步成为擅长调查研究、坚持党性原则的名记者。
1956年暑期郭超人入藏，同年5月28日和6月19日，刘少奇先后两次听取了新华社的工作汇报并作了重要谈话，指出新闻报道要真实，不能作假。新闻记者第一要有老实态度，第二要深入观察问题，对事物要有分析。
1958年4月28日开始，新华社开始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规划“大跃进计划”。7月后，总社又先后分片召开了国内分社会议，强调要加紧对记者的培训，使他们成为多面手，挖掘潜力，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迅速提高写作水平，使国内报道来一个大跃进。这一时期新华社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风气日盛，强调用事实说话，注重业务能力培养。
初为记者的郭超人受此影响较大。他跑遍了大半个西藏进行调查研究。郭超人喜欢自我磨练和挑战。他曾自己骑着马去藏北无人区，涉过冰河时把衣服脱掉举在手上，过河后下身都没有知觉了[③]。据当时西藏分社厨师梁竹青介绍，郭超人在西藏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各地进行调查研究，“百姓吃啥他吃啥，还会和百姓一起粘糍粑”。
当时西藏条件艰苦，除了骑马，采访的另一个交通工具就是靠和卡车司机商量搭车。司机室里坐不下，他就坐在货物上，有时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郭超人就把头缩在皮大衣领子里，下车时站不起来，得司机帮忙扶他下车；有时大雪封山司机不愿意停车载人，为了搭车采访，郭超人还曾让同事装作生病的外国友人。
这么多记者报道珠峰登顶，单单郭超人最出名。新华社给他的平台固然重要，但是和他对新闻现场的执著也密切相关。郭超人是唯一一名爬至海拔6600米高度——被称为“珠穆朗玛峰的大门”的北坳冰墙之下的记者。因为多年的调查研究，使郭超人明确地知道，只有深入现场，才能写出有感染力的报道。他曾回忆道：“在这种条件下，究竟应当怎样进行采访才好呢？我想，摆在面前的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一种是坐在登山队的大本营里，完全靠访问得来的各种材料搞报道。这也是记者常用的方法，比较省力，容易做到。但材料是间接的，第二手的，带有被采访对象的某些局限性的，有时还可能是不准确的。单靠这样的材料就很难有声有色地反映这次威武壮观的登山活动。另一种是记者作为登山队里的一员，满腔热忱地积极参加登山的实际斗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坚持与登山队员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一起去克服前进中的困难，一起去体尝征服大自然的胜利喜悦。这种方法肯定比较艰苦，甚至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它必将为我们的报道开辟丰富多彩的材料源泉。”[④]
此时，郭超人已经开始注重作品的社会意义。攀登珠峰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苏联又单方面撕毁合同，这时中国登山队员能独立登顶珠峰，完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做到的事，其帮助人民树立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重要社会意义不言而喻。从作品中看，郭超人充分认识并突显了这一点。《英雄登上世界之巅》开篇就通过对比，体现了“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事被中国人做到了”这样的意思；《神秘的“第三极”》系列通讯介绍康熙年间中华民族就开始了对珠穆朗玛峰的勘测活动，但是又明确指出他们的活动也就仅限于此了。这些都旨在突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郭超人一贯坚持党性原则，站在新华社的立场上严格遵照指示采写报道。对立场的强调和对中央指导思想的重视，决定了郭超人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其新闻作品中留下了“宣传”痕迹明显的历史烙印，出现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绝对化、夸大化和漫画化的问题。
比如，记者往往会直接发出“西藏农奴制度的差税如果不废除，藏北成千上万像拉基这样的家庭，永远也不能从贫穷和饥饿中解放出来”这样带有鲜明倾向的评论，虽然在当时是很有感染力的，但难免影响了报道的客观性。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因为出身的关系，郭超人被划为“白专苗子”。“文革”前四年，郭超人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新闻报道。1966年以后，郭超人每天就是负责种地、喂猪等。
虽然表面隐忍，但此时郭超人的内心是困惑的。为了解决困惑，也为了打发突然多出来的时间，郭超人开始大量阅读《资本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在不经意间为日后的报道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础[⑤]。
成熟期：陕西分社时的巧妙斗争
1970年，新华社为防止记者本地化，实行分社记者“大换血”，郭超人被派往陕西分社。这次调整给已被迫“搁笔”四年的郭超人带来了第二次新闻生命。
1969年11月在北京上学习班的郭超人曾意志消沉，觉得“现在做记者没意思，干不成事，又容易惹麻烦”。但到陕西后郭超人又重燃斗志，因为“他发现了新的作为之地——用手中的笔宣传延安精神，侧面同‘四人帮’作斗争”[⑥]。
郭超人能有这样的认识，和其出身不无关系。作为“白专苗子”，他是“文革”中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对“四人帮”言行正确性的怀疑也在情理之中。自身所受的不公待遇激发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经典理论，对时局进行了反复思考，因此他更容易冷静地思考问题。
郭超人这样的认识，和他的工作环境也有关系。新华社总社的重要领导，对“四人帮”的图谋一直有清醒的认识，而郭超人作为名记者，可直接受总社指挥，和总社领导的接触机会较一般记者更多，受其感染的机会也就更多。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四人帮”的政治野心，特别是受控于“四人帮”的新闻人，如不然，郭超人的文章也不会“一发就是人民、经济、光明整版或专版”[⑦]。
迫于形势压力，郭超人他们十分注重斗争技巧。虽然陕西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是关中，但是身为农村记者的郭超人却把延安精神的发祥地陕北作为其农村报道基地，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陕北采写报道了。
宣传延安精神系列报道是两三个人轮流写的。每人每写一篇文章，就停一两个月，“避避风头”。“他们认为这样的报道不是越多越好，尤其不能太集中，因为当时社会鼓励群众斗争而且人们的认识也不统一，锋芒太劲容易引发内部矛盾。特别是出身不好的郭超人，一旦出事就很难翻身。”张廷干说。
为了平衡报道内容，郭超人他们还有意在宣传老干部的同时穿插对文革时期提拔上来的年轻干部的报道，比如做过省委书记的下放知青等。郭超人和同事王焕斗还常互相扮演“四人帮”，挑对方报道的“刺儿”，以确保报道中不存在可被“四人帮”借题发挥的内容。
张廷干曾激动地说：“这种环境下，敢于侧面挑战‘四人帮’的我国有几个？更何况郭超人的出身还不好。”
在陕西分社期间，郭超人已是名记者，“一般应景儿的新闻也不会找他，多数时候他是直接受总社领导，写大文章”[⑧]。根据郭超人自己的回忆，除却宣传延安精神外，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对基层进行社会调查”[⑨]上，今天我们可见的郭超人当时的署名作品，也确多为调研成果，包括长篇内参《安康见闻》、长篇通讯《驯水记》等。
写《安康调查》时，郭超人认识到并如实反映了山区建设的实际，对山区建设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他提出了很多个“不要”，很有力度。[⑩]万武义在回忆当时的调研情景时说，郭超人常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最起码的条件。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分析和判断一切事物。”
而《驯水记》是新华社为庆祝建国25周年组织的专题报道之一。该系列报道涉及农业、教育、科技等十几个方面，旨在反映建国以来我国取得的成绩。郭蓝冰说，《驯水记》是穆青安排郭超人写的，要不是穆青钦点，当时还不是党员的郭超人都不会有机会写出这篇反对“四人帮”的报道。
接到任务后，郭超人首先去图书馆查阅了中国水利史上治水的有关资料，几天时间内记了二十多万字的笔记。[11]《驯水记》一开篇就介绍了从尧舜时代起中国的治水历史，纵向上，和旧日中国，特别是国民党时期的中国相比：当权者愚昧、贪婪又残暴，人民无心也无力治水，但是新中国党的领导充分激发了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治水成果丰硕；横向上，和资本主义社会做对比：美国人没能止住洪水侵害其第二大城市芝加哥城，而我们却成功地阻止了洪水涌入武汉市。这样的写法具有时代合理性——丰富报道内容，引导读者看到共产党的领导的先进性。
这一连串事实的对比，还可以使“四人帮”找不到反驳的借口。李书忠介绍：“郭超人故意把几十年贯穿在一起写，着重突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起到了团结群众、引导群众认识到建国二十五年来的所取得的成就；又让‘四人帮’无从否认，笔法非常巧妙。”
此间，郭超人坚持调查研究、做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原则。为全面掌握水害水利的全面情况，郭超人带着一本《自然辩证法》，花了46天时间走了13个省市自治区，访问了长江和黄河流域，搜集了三、四十万字的素材。黄昌禄说：“郭超人的知识面很宽，此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靠工作实践中的不断学习。郭超人写《驯水记》，把治水历史、现状研究得很透彻。”
1974年，当时的水利部长钱正英要求郭超人将这一通讯扩展成一本书。此时郭超人背上长了个疖子，二十几天不能躺着睡觉，他每天写到凌晨四点半到五点，早上八点又必须上班，（“文革”时期不按时上班很容易被扣上政治帽子）。张廷干体谅下属批准他可以迟点上班，却被他拒绝。“他说绝对不能搞特殊，没问题的他能挺住。”张廷干回忆。
张廷干说，由于出身的关系，郭超人当时做事低调，总是很小心地表现得谦虚谨慎。本来郭超人给这篇通讯起名为《万里神州驯水记》，听起来很有气势，但被编辑改为《驯水记》，郭超人虽然不情愿，却选择了默许。
但是，在关键时候郭超人却也敢于坚持。当时水利部有关领导要把题目名字改成《斗水记》，说“不斗则休、不斗则进”，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意思却变了，总有一种“左”的感觉，所以郭超人坚决不改，说如果改成《斗水记》就不承认是他的作品，他一再坚持治水只能“疏”不能说是“斗”，“斗”是违反自然规律，行不通的。这也体现了郭超人扎实的理论功底。
黄昌禄说，这组报道中，郭超人的《驯水记》影响最大，《人民日报》登了一整版。勤奋是郭超人写出优秀作品的前提，但很多记者实际上都是这样做的。郭超人的报道可以影响最大，更主要还是得益于他较为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以及由此带来的较强的审时度势的能力，这也是郭超人迈入成熟期的标志。“郭超人比我们强就强在认识问题的高度上了。”黄昌禄说。
当然，在现在看来，这篇通讯并不完美，还有着很明显的时代的烙印。这篇通讯中，“毛主席”三个字出现了不下十次，甚至还有“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正为我们祖国哺育出多么聪明能干的新一代科技工作者”这种不够实事求是的说法。
在当时“四人帮”控制媒体，并通过宣扬对领袖、特别是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来实现个人目的的新闻大环境下，在那个说话之前要先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年代，这样的写法是很典型的。但是，同时参加新华社这组报道的黄昌禄采写的《苦聪人有了太阳》仅在结尾部分引用苦聪人的语言歌颂了毛主席。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就显得客观多了。
爆发期：四川分社时的如鱼得水
文革结束初期，郭超人被怀疑和反动派联系密切，新华社为保护他，将他调往四川分社。多年在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的积累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使郭超人清醒地看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极“左”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在改革“排头兵”——四川工作的日子里，郭超人可谓如鱼得水。
此间，时任分社机动记者的郭超人承担了对中国社会意义最大因而也最难写的审判“四人帮”相关报道，还采写了大量探寻中国出路的调查报告。当时郭超人每年的好稿数量占了四川分社的一半，熊小立总结他当时的状态为“高产重磅炸弹”。
这个时期郭超人的调查报告主要集中于大量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提倡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两大主题。主要有《成都手工业者调查》、《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四川涪陵山区调查》、《巴山风情录》以及同穆青、陆拂为合写的《中国农村的一角》等。
郭超人一如既往地沿袭着新华社注重调查研究的风格。在采写《成都手工业者调查》一组内参的时候，郭超人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大半个成都市；写通讯《兰花谷》的时候，郭超人坚持“高一脚低一脚”走了80多里山路到主人公工作的地方去采访；为写内参，郭超人曾住在江苏仪表总厂，当时他的糖尿病患已经比较严重，有时实在吃不饱，郭超人就偷偷跑出去自己花钱买些吃的。“当时人们的工资都不高，但是郭超人宁可这样，也决不肯给别人添麻烦。”李书忠说。
另一方面，郭超人与老百姓拉家常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几句话就能把人逗笑，很快就拉近了同群众的关系。据熊小立介绍，离开成都五公里，口音就变了，郭超人在四川时，满口方言，郭超人甚至可以用四、五个地方的四川话和百姓聊天。郭超人擅长讲笑话、喜欢倾听，往往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熊小立回忆，郭超人曾说调查研究是“记者的基本功，关键是要深入实际，要和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聊天，不能有架子、不能嫌脏，要打成一片”。有一次郭超人去一个人民公社社长家采访，见到社长后就半开玩笑地说：“我是分社社长，你是公社社长。咱们两个社长来摆摆龙门阵萨。”这位人民公社社长一下子就被郭超人逗乐了，话也越来越多、越说越知心。
郭超人这一时期的作品的理论色彩仍然明显，但和文革时期的调查报告相比，文章直接引用马列著作原文或毛主席语录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用马列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的分析，如《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的开篇：“大量事实表明，过去的要害正是在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根本违背了客观实际，做出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不彻底扫除这种唯心的阶级估量，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地结束20年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局面，就不可能义无反顾地把人民的注意力吸引到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上来。”[12]上升到政论高度的分析加深了报道的思想深度，在当时可以起到加强报道可信性的作用。
而能够有机会报道审判“四人帮”的现场，并与穆青和陆拂为合作完成政论性通讯《历史的审判》，其此时的受重视程度以及在新华社的业务地位可见一斑。
据甘惜分先生介绍，这篇通讯主要是郭超人执笔。因为郭超人对这篇报道非常谨慎，酝酿过程持续了好几周。他曾多次向甘惜分求教，问题主要集中在：“堆积如山的‘四人帮’罪证当如何取舍？”、“怎样才能打动全国人民的心？”以及“怎么才能引起世界的注意又可提升国家形象？”等。可见，郭超人他们认为首要宗旨是揭发“四人帮”罪行，从而引发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对“四人帮”的痛恨。
《历史的审判》最值得称道的是认识深度。标题就给出了一个明确而深刻的判断——这次审判，是历史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审判，他们的命运是被历史注定了的。穆青曾讲，新华社记者最缺的是理论水平，有些东西只能就事论事，就是因为理论水平不高，问题看得不深，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历史的审判》有高的理论水平才驾驭得住，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写出最本质的意义。
郭超人是凭借一篇篇新闻佳作成为“名记者”的。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在工作态度、理论认识、文学功底等方面都达到出类拔萃的境界。他的认识处于时代的前沿，他的报道推动时代的进步，同时他也并未能摆脱时代的局限。他不是大刀阔斧的改革者，他更愿意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表达他的认识。但遇到原则问题，他又敢于坚持。他是忠诚和出色的时代践行者，他的行为和思想又反过来，折射了那个时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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