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1日，是我们伟大的党成立85周年纪念日，也是我的老伴李庄88周岁的诞辰。我为我们党在振兴中华进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欣喜，也深切地思念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终生的李庄。
2006年3月3日，久病不愈的李庄，等不到家人为他做寿就离去了。他是带着一丝遗憾离开我们的，他始终如一地眷恋着一天天繁荣昌盛的祖国，他无比深情地关爱着为之工作了一生的《人民日报》，他发自内心地思念着共同战斗几十年的新老同事。2005年8月15日，首都各界隆重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已在医院卧床的李庄勉力坐起来看了电视转播。报社领导给他送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时，李庄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说话已经很不利落，但还是很吃力地说着，顽强地表达着什么。别人难以分辨他的意思了，然而我知道，他是想等着看到《人民日报》庆祝创刊60周年的时刻，想看到北京举办奥运会的盛况。他的这个心愿早已表达过多次。可惜，他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天。
李庄离去后，很多同志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他的离去，在我心中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悲伤和遗憾。唯一能让我有一点点欣慰的，就是他终于彻底地摆脱了病魔，可以放下一切地休息，等待着我去和他相会。李庄的一生在辛劳中度过，他应该休息一下了。
李庄参加革命以来一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前期主要是采访、写稿，后来主要是编辑、改稿。他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无论是当记者还是做编辑，不管是上白班还是值夜班，从来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勤勉努力，任劳任怨，几十年过着紧张、劳累、单调的生活又乐此不疲。他感到，那是丰富而充实的生活。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奠基。李庄参加大会采访，还要组织其他记者采访，帮助他们定题目，还亲自帮助联系采访对象。在为期八天的会议进程中，李庄写了八篇特写，还改发了几位记者的专访稿件，几乎是夜以继日地操劳。当时我一连多天都见不到他的身影，只是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他对我说，自己年轻，身体好，每天睡四个小时就够了。其实他连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没有。
李庄从抗美援朝战争前线采访回来后开始做夜班，每天上班的时间特别长，常常从下午三点干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才能下班。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期间，有时为了等谈判的稿子，要等到天亮方能完事。有时，我们在人民日报社旁边的豆浆摊上碰个头，他喝碗豆浆回家睡觉，我买个烧饼到报社上班。有时连面也碰不到，有了需要商量的事情，就在家里留个纸条，我写的多是家事，他写的多是工作。
因为工作忙，李庄很少有业余时间，也就没养成什么业余爱好，唯一喜欢的就是听听京戏，但极少能到剧院去一次。我印象中只和他一起去过一次剧院。那是1953年，文化部举行全国各地优秀戏剧到北京汇演。有一天，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东单剧场演出《屈原》，报社给大家买了票，我和李庄一起去了。没想到刚刚开演，序幕刚完，舞台旁边的灯光屏幕就打出一行通知：“李庄，报社有急事，速回。”他看了二话没说抬腿就走。我们两人唯一一次在剧院看演出就只看了一个序幕。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们的三个孩子都在寄宿制小学上学，一周回家一天，星期天总想让爸爸妈妈带着到公园里玩玩。李庄也有这个心愿，答应得好好的，但是他下夜班都在凌晨，上午八九点钟还是睡不醒。三个孩子围在床边，这个揪揪耳朵，那个拽拽胳膊。小女儿在他的头发上编小辫，也还叫不醒他。好不容易等他起来，简单洗漱一下，带着孩子们去中山公园时，时间已经不多，看看金鱼，看看别人划船，就要往回返。经过王府井，他总是让我一人带孩子们回家，自己又去上班了。
“文革”十年浩劫，李庄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不上夜班下干校了，经历了各种折腾人的学习班。他在搬运组参加重体力劳动，还要遭受精神上的折磨。李庄是一个珍惜时间的人，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仍把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来学习，看了大量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作了深深思索。
“文革”结束了，李庄重新恢复工作，他要把被耽误和荒废的十年补回来，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1980年，报社从王府井搬到金台西路，离家远了，他不愿意耽搁时间回家吃晚饭，就自带一顿饭，每天下班以后，楼里安安静静，他一边用小电炉热饭，一边看文件和改稿子，等到八九点钟，上夜班的编辑记者来了，他和大家一起商量组织版面，一直干到报纸付印才回家。他自奉甚俭，带的饭极简单，常常是剩的烙饼或烤馒头片，有时熬点玉米面糊糊，佐餐的就是大葱蘸酱或者酱豆腐。我于心不忍，数次劝他或者到报社食堂吃晚饭，或者带的饭好一点，他都以要节省时间搪塞过去。几年时间他就是这么过来的，那时他已届花甲之年。
1986年，李庄从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岗位上退下来，时年68岁。他对我和孩子们表示，退就完全彻底地退，绝不能还想“发挥余热”而对新领导及报社的工作有半点干扰和麻烦。也不要不甘寂寞地“发挥余热”，在这里挂个社会闲职，那里兼个团体闲差。但他自觉还不到真正赋闲养老的时候，还想做一桩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就是回想往事，编辑早年著述，并完成一部长篇回忆录。为此他成为报社图书馆的常客，经常到那里翻阅报纸查找资料，认真地着手准备。
这时，人民日报社首任社长张磐石和夫人王定坤来家里找李庄，说他们正在与山西省委有关部门一起，组织人力，搜集材料，撰写太行山根据地抗日战争史料。磐石同志明确要求李庄参与这项工作，至少能通读书稿，为最后定稿把关。编写这份史料，卷帙浩繁，工程巨大。出于历史的责任感，李庄放下自己的资料收集和写作，认真地投入新工作，数次前往太原和太行山，与山西省委党史办等单位的同志共同商定结构框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庄认真审阅了这部一两百万字的巨著。
忙完了这些事情，李庄才能静下心来撰写回忆录。他基本上每天早晨五点起床，长时间地坐在案头，翻阅报纸，比对资料，潜心回忆，慎重落笔，除了吃饭和午后稍事休息一下，总要干到晚上九十点钟。经积年反思，时常心有感悟、认识升华。就这样写了几年，他先后写了《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和《难得清醒》两部回忆录，还编辑了一部杂文、散文评论集《晚耕集》，总计近80万字。虽觉言犹未尽，但他自认为，对自己的工作和思想作了问心无愧的梳理和总结。
《难得清醒》一书于1999年问世后，得到诸多好评，我们全家都为他高兴。李庄本人也感到，他对历史尽到了一份责任。
2004年秋，李庄一生工作和文字的结晶，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和宁夏人民出版社合作编纂成《李庄文集》四卷。为了实现他始终坚持的淡泊名利、不给组织添麻烦的心愿，我们的儿女自费出版了这套书。李庄在病榻上看到这套书，感到由衷的欣慰，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无愧无悔地度过了一生，李庄平静地走了。他留下的是对人民事业的满怀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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