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青：我们写《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焦裕禄的文章是在1966年初。焦裕禄的事迹，我已经在新华社里作过报告，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但这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怎么发表，我不敢做主。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人们已经被搞的有点紧张了。
这篇文章里，我们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兰考的灾荒敢不敢写，困难时期没饭吃、逃荒，这个事情敢不敢写？我是大胆地把它写出来了。不写困难，不写灾荒，焦裕禄的事迹、精神就写不出来；写了这些就是暴露黑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我拿不定主意，但我还是大胆地写了。我说，如果不让发表，就算了，就不要发表。要发表就不能把灾荒情况删掉，否则，这个典型就没意义了。
第二个，我没写阶级斗争，一句话也没说。那个时候就是强调阶级斗争。但是我没有写，因为在焦裕禄那个地方没有搞阶级斗争，逃荒要饭能算是阶级斗争吗？不能算是阶级斗争，只是一些群众觉得困难，想离开那个地方。但是，这不能上升到阶级斗争。应该实事求是，没有就是没有，不能瞎写。这篇文章我们采访了半个月，稿子改了7遍，在兰考的三级干部会上宣读过，所有事实都认真核实了。
就这两点，我拿不定主意。
当时新华社社长是吴冷西同志，他也觉得这篇文章如果不发表真是太可惜了，这个典型太感人了。但是要发表，对于上述的两点，他也拿不定主意。这需要请示中央领导同志。他去找了彭真，彭真同志看了后，拍板了。怎么谈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是彭真同志拍板的。他当时是书记处书记，中央日常的工作都是他管的。他一拍板，我就敢发了。我先给《人民日报》，我说，《人民日报》发完了，新华社再发，署名是本报记者。新华社同仁还有意见，怎么先给《人民日报》呢？我说，这是冷西同志决定的。因为那时冷西同志兼任两边，除了是新华社社长外，还是《人民日报》总编辑。
谁也不知道是彭真拍的板，我也从来没说过。
1966年2月7号文章发表出来以后，那么强烈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篇文章广播后的当天晚上，胡乔木在上海，让秘书打电话来，说读了这篇东西非常受感动，对我表示祝贺。说一个老记者带两个新记者搞这种东西，这是最好的采访方法，希望我们发扬这种精神。胡乔木那个时候是书记处候补书记，也是管宣传的。
"文化大革命"时把这篇文章说成是大毒草，造我的反，大字报贴到我的办公桌，要把我揪到兰考去批斗。我说："我跟你去，你叫我们的军管小组同意，我就跟你去。"我不怕。因为我知道兰考群众对焦裕禄有深厚感情。
李海文：彭真找你谈过话吗？
穆青：找过。1964年北京通县四清，我是新华社的带队人之一。我将农村调查研究写了一篇文章《四清散记》，登在内部刊物上。彭真同志看了，非常欣赏，说写得好，打电话让我到他家里去了两趟。第一次向他汇报我在农村调查研究的情况、感受。第二次他给我们布置调查研究的任务，讲四清总目标。鼓励我好好研究理论，搞好四清。彭真留我吃饭，十分亲切。他很喜欢文化人、器重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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