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青年人的频繁流动相比，谢绳武的经历无疑有些“保守”——从学生到留校任教、从系主任到副校长，再到校长，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已经送走了42个春天。取诸交大，用诸交大，是谢绳武事业与人生的概括。
采访的那天晚上，我提前5分钟赶到约定地点，谢绳武已经抱着公文包坐在沙发上等我，采访结束后，他又匆匆赶去参加会议。谢绳武很认真，他认为这也是交大的气质。他常对学生们讲起老校友钱学森读书时的轶事，讲他那份长达百页的热工实验报告——由于认真细致，完整详尽，老师给了前所未有的100分。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谢绳武说，当校长是个意外。而人生最初的意外发生时，他还是个懵懂顽童——由于长得太高不能进幼儿园，4岁的谢绳武便开始了学业生涯，漫长得至今还在继续。
其实，我们各自的人生又何尝不是由众多的意料之外构成的呢？我们都要努力安然。
记者：这几天听到最多的词就是“一流大学”，不少学校都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确定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上海交大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名校，我想知道，无论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还是学校确定的发展规划，上海交通大学独特的优势和明显的弱项分别在哪里？
谢绳武：目前对“一流大学”的定位各有不同，标准和比较范围也有区别，有的是国外，有的是国内，有的是地方，还有的是行业。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我们自己的设想——当然还不能算做是很短时间内能实现的目标——我们希望到2046年、我们学校建校150周年时，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在此之前，我们要完成“三步走”计划中的两步——第一步，希望在2005年前后把我们学校办成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大学。我们要完成一般学科上的布局，此外还要完成研究生规模适度扩大、学校科研经费增加、学校开放程度扩大等等；第二步，到2016年也就是用十五年的时间，建成一所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异不是在10年、20年就可以赶上的，我们给自己准备了45年时间
交大的优势有这样几点：
第一个优势是交大有历史传统和历史积淀，这是办好一所学校非常重要的因素。牛津大学800年历史，哈佛大学360年历史，一所学校的历史积淀对于学校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你知道，一所学校的文化不是在五年或者十年这样的短时间内可以形成的，它是一个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包括办学过程、科研过程等。交大学生走出校园和复旦学生就是不一样(笑)，这是各个学校的特点。一所学校有一所学校的传统，复旦大学也有很好的传统，培养了很多科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
第二个优势就是交大地处上海。我们学校在1952年院系调整和1956年西迁成立西安交通大学之后，留在上海的只有很小一部分。当时的力量是很虚弱单薄的，发展到现在，应当说在国内的地位有明显提高，尤其是近五到十年，学校规模等发展很快，这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得益于上海的“地利”优势。一方面，市政府的经济实力足够强，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这在其它一些地方可能很难做到，也是其它学校很羡慕的。另一方面，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金融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工业中心，这对我们理工科的发展非常有利，我们有上汽这样的大集团成为合作伙伴，这也是北京的学校不具备的优势。
第三个优势是交大有很强的理工基础。尽管在历史上，交大有数次变迁，甚至留下了一些裂痕，但是理工的优势还是明显保留下来了。当然，我们学校这几年在其它学科也有很大发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流大学。
第四个优势，是我们的生源非常好。上海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大部分报考了交大和复旦，同时，我们也招到了外省市最好的学生，这是我们学校办学的有利条件。研究生的质量全国普遍都不够高，我们还要进一步提高。
第五个优势是我们有一支敬业的教师队伍。所以，交大的发展在我眼里很有希望。
记者：正如您讲的，每所大学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每所学校的学生也或多或少有学校的烙印。您觉得，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的特质是什么？
谢绳武：我认为，交大学生最大的特点是务实。我们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校的传统和教育方式都有培养学生务实的倾向。无论你学理科、学工科，还是学文科，都必须经过一些基础训练。文科学生也要去学开车床，做电工、钳工，他们自己也兴致很高。相反，理工科学生几乎每个人都去选修现代生活导论，作为理工科学生，他们很清楚，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如果在学校里不了解一些现代科学的发展情况，就等同于落伍。
交大的学生的动手能力很强，我们学校的办学传统是起点高、基础厚、要求高、重实践、求创新，事实上，交大学生的基础都非常不错。我和用人单位有过多次交流，他们对交大学生的评价是基础比较扎实，英语和计算机水平都很好，为人也不错，缺点是跳槽太快。
记者：频繁跳槽的原因是什么？
谢绳武：跳槽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我们学校教育，尤其是在社会竞争中“敬业”方面的教育不够充分，但在实践中，这样的教育也很困难，因为现在的学生普遍比较现实，他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你让他不去想不去看是不可能的。
在毕业典礼上，或者在和学生个别交流的时候，我总是希望学生目光要长远，不要太急功近利，跳槽太频繁对一个人的发展也未必有利，我主张他们要重视在第一个工作单位的经历。我认为，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人成长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在这个过程中要学习很多东西：怎样对待社会？怎样看待、处理自己的工作？怎样与人交往？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同学非常敬业，也有去边疆、去西部、去部队的。但是我们的敬业教育还是有加强的必要。同样的问题，社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用人单位怎样调动人才的积极性？交大学生的素质比较好，他们很容易流向待遇更好的岗位。
当然，过去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往往在一个工作单位呆的时间过长，比如我，在交大一个单位工作了42年没离开过，这也不是一件好事。
记者：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现象，学生跳槽一定有自己的考虑，原因也比较复杂。您说到应该认真对待第一份工作，我想很多青年人也会认同这个观点。对于交大学生以及即将工作的年轻人，您还有什么经验之谈？
谢绳武：我希望同学首先应该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志当存高远。我并不是说现在的学生的志向都不高，交大今年就有好几位同学到内蒙古支教，我相信他们的收获会非常大。我很鼓励学生能有一段时间去体验，现在的独生子女也希望可以有机会接受这样艰难困苦的磨练，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去汲取营养，这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方面希望同学们志向远大，同时也希望他们能从最最基层做起，从最最平凡做起。交大的同学有务实的风气，也很愿意脚踏实地来工作，我们有许多毕业生是很有成就的，目前上海一些船厂的老总很多都曾是交大的学生，他们都是从一个造船厂车间某一个最细小的工种开始做起的。
记者：您提到了成就，其实每个人对于成就和成功的理解可能都会有不同，我很想听听您对于成功的定义。
谢绳武：人生苦短，要健康的工作50年，都不容易做到。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希望过得好一点，事事顺心一点，满足自己的愿望是应该的。我为什么要举前面的例子呢？现在交大造船系的许多毕业生愿意去船舶设计院工作，而不愿去造船厂工作。过去船厂的领导大多是交大的毕业生，这样下去在船厂的交大学生可能就越来越少了，这两年刚有逐步回升的趋势。我不是不希望学生去船舶设计院工作，但我不希望大家都集中到某一个小范围。在任何一个岗位上，只要踏实工作，一定会有出色的成绩。
记者：每一个进入交大的学生，在学习生涯中，除了要完成知识的累积，还要做好走向社会的准备。学校是如何帮助学生们完成这种准备的呢？
谢绳武：说到底，大学四年是很短暂的。我认为，大学四年留给学生最重要的，首先是教他们如何做人，然后是教他们如何做学问。
做人，对学生今后的人生之路至关重要。现在大多数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家里的经济状况相对过去好了不少，特别是上海同学，生活比较优越。而交大的教学比较严格，进入我们学校的学生过去在高中都是佼佼者，有些同学不能接受刚进学校就不及格的现实，我们学校有心理咨询中心，帮助在竞争中感到困惑的学生。
学生自己也有社团，交响乐团和体育团体，同学之间也处在一种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帮助自己以及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来领悟怎样做人的氛围里，我认为这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尤其到了高年级，同学之间的感情很深厚，我参加了今年大四学生的毕业晚会，同学们都很动情，觉得四年的同窗情谊特别珍贵。
学校在教育学生为人的方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也有不够的地方。比如前面提到的教育学生敬业的问题。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他们有一点比我们做的好，就是保持对学生的个别指导。比方说牛津大学一个导师带几个学生，一个学生每个星期去和他汇报一个小时，学生念自己的文章，然后导师和他谈话，实际上，通过这样的方式，导师对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学生和导师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在我们国家，不只我们交大一个学校，无论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学生和导师之间的深入交往确实还很欠缺。原因很多，诸如我们对于教师的要求往往偏重教学和科研。对于我们学校而言，闵行还有校区，很多教师住在市区，晚上去学校很不方便。我们的教师能经常地和学生接触，这样对学生、对老师、对学校都很有裨益。
记者：您的学生愿意和您接触吗？
谢绳武：我很惭愧。我是文革以前最后一届大学生，我1960年考入交大，当时的学制是五年半，我1966年毕业，文革之后我是第一批研究生，然后就一直留在这所学校。研究生一毕业，我就在系里工作，我做副主任、系主任7年，做副校长6年，做校长5年，这样算下来，20多年就过去了。我研究生毕业后先是搞科研，从我个人来说，我实际上不太愿意做行政管理，包括做校长。但是从学校的角度，我愿意为学校尽自己的努力。由于学校的事务繁忙，我现在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时间很少很少。目前我只有一个博士生，所以很惭愧。
记者：您怎样看待自己目前的岗位？
谢绳武：人们对大学校长的要求很高，希望是教育家、政治家、科学家的集合体，我觉得比较准确的定位是一个组织者和管理者。我这一任确定了三件事情：要上水平，要为区域经济服务，要为师生办实事。
记者：那您做到了吗？
谢绳武：我们一直按照这个要求在做，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记者：您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特质吗？我们不用成功这个词，当您回首来路时，是什么使您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备受瞩目的位置？
谢绳武：我的确不喜欢用“成功”这个词，因为这不是我的追求。我觉得做人要讲奉献，这所学校培养了我，我就应该为这所学校做贡献。实际上我读书很早，4岁就上了小学。那时进幼儿园都要量身高，我长的太高，不能进幼儿园，所以就直接进了小学，所以后来我一直比我的同班同学小两岁。我读初中时非常顽皮，13岁到16岁在读高中，一直到进入交通大学，在三年级时才入团，可想而知我当时是多么顽皮。
所以我很赞成现在教育制度改革，从初中升入高中，在这么小的年纪就把一个人的一生定下来，我觉得是不合理的。有些孩子小时候也许很顽皮，但是大了很有可能很有作为，应该让他在后面还有机会，不要抹煞他们成才的可能性。包括我们现在的三校生，我觉得不应该小看他们，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很有潜质，只不过在初中时没有用功。就我自己来说，我之所以在大学三年级加入了共青团，主要是当时学雷锋，我自己思想上有醒悟有进步，还是要归功于学校教育，学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氛围，对我影响最大。
大学对一个人的人生是很重要的，这也包括身体，我大学时代晨跑可以绕运动场跑16圈，是6公里多。我觉得大学生涯是十分宝贵的。
谢绳武:
1943年生于上海市。
196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专业，先后任上海交通大学物理教研室助教，激光研究室助教、副主任。1978年至1981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应用物理系光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后担任应用物理系讲师、副教授、系副主任、系主任。1991年起，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1997年起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谢绳武长期从事激光应用和晶体中非线性光学的研究，“水下激光电视”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还有科研成果获国家教委优秀科技成果奖、上海科学技术博览会金奖等。
主要社会职务有：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市激光学会理事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董事长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