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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教育才能救国”
1840年，马相伯出生于书香门第，正是这一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他历经中国受尽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时代,见证了祖国的屈辱和灾难，他的一生也因此与救国救民息息相关。
12岁的马相伯只身来到上海，就读法国天主教耶稣会设立的依纳爵公学(今徐汇中学)，马相伯刻苦研读了20年，1870年获得神学博士的学位。37岁时，马相伯抱着一腔爱国热忱离开教会，他游历考察了欧美日本等国，也搞过洋务，办过外交，给清廷提出过不少建议，但都未被采纳，这使他一时心灰意冷，遂于1901年退隐沪西土山湾。然而马先生并未就此放弃救国的愿望，隐居期间他痛定思痛，意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于是他决心在中国兴办新型教育，培养救国救民人才。
1903年，64岁的马相伯先生创办了震旦学院，并任院长。为了办学马先生把祖遗松江、青浦两邑耕地3000亩作为学校基金，又捐出银元4万元，还变卖了价值10余万元的英法租界地8处产业，用来在卢家湾购置土地，建造校舍。马先生办学可以倾其所有，然而对自己和家人却非常节俭，即使是最受宠爱的孙女马玉章小时候想问爷爷要二个毫子都不容易。在马先生之子亡故时，亲友、故旧凑了1万元为马玉章母女安排生活，没想到马相伯先生仍将这1万元捐办了启明女中。
由于震旦学院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而触怒了耶稣教会，1905年耶稣教会强行夺取震旦学院，学生们强烈抗议并集体退学。先生带病在召集离散学生的大会上，慷慨陈词，提出复校的主张。“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即“复我震旦”，又暗含着“复兴中华”的深远意义。
复旦初创时的困难是难以言喻的,无校址，少经费，更缺教员。马先生为此四处奔走，复旦公学终于在1905年中秋节正式开学。为解决缺乏教师的问题，66岁的马相伯先生亲自担任法文教授。相伯先生毕生寄希望于青年，在他当校长时，和同学亲密无间，时时和他们谈心、讨论问题。同时，他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每周日上午，他都要召集同学开讲演会，发表意见，以此提高大家分析问题的能力。
在马相伯先生主持复旦期间，革命先辈恽代英、萧楚女、杨之华等曾经常到复旦参加集会，李大钊、鲁迅曾到复旦作过讲演，抗战时期,曹禹、老舍等也来校讲课。
“叫了一百年，还没把中国叫醒”
“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先生以92岁高龄勇赴国难，发表大量救国讲话，呼吁“立息内战，共御外侮”，并手书“还我河山”刊于《申报》。他登高而呼，召唤国人：“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急先锋和精神大纛，被举国尊为“爱国老人”。
后来日本大肆深入我国土，马先生的学生于右任等考虑先生的安全，请他转移去昆明休养，在途经越南谅山一路上，每逢车停歇宿，先生总要问左右：“现在何方?”当他听说是谅山时，着急地说：“快让我走，这不是我们的国土，我要回国!” 然而一路劳顿，致使马相伯先生身染重疾，只好滞留谅山。流亡逃难，沦落他乡，马先生终日郁郁寡欢，曾对到谅山看望他的胡愈之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把中国叫醒。”这是马先生对他一生为国家民族崛起奋斗而未获成功的抱憾之言。
即使养病期间，马相伯先生仍时刻关心着战局，关心着祖国的存亡。对前来探望他的人，他第一句总问：“现在我们打到哪里了?”直到他临终弥留之际，口中还一直含糊地吟着：“消息！消息！”“我死之后，你快回去参加抗日，不要忘记我们中国正在苦难之中。”这是他对孙女马玉章说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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