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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凤:北大校长
 
我对北大发展有想法

自己才到吉林大学时,常常会提醒自己别把吉林大学说成北京大学,但刚去时,还是会把吉林大学说成北京大学,还希望别人鼓掌。现在也在提醒自己,不要把北京大学说成吉林大学。

建立校友等额配比基金,能够吸引校友关注北大,就像北大的一景———勺海,就是一勺一勺来自社会的甘霖,汇聚成对北大的爱之海。

61岁生日当天接到任命,真是机缘巧合,十分高兴,十分感恩。

也许前面的路依然艰辛,但我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我会把感恩铭记心中,把祝福留在心底,把理想付诸行动!

同学们,我爱你们。

我不是让你去当官,我是让你去“堵枪眼”。忆起当年教育部长的谈话,我任何话都没说,我说那我去。
当时的尚埠村,是隐在大山里的穷沟沟。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把我们兄弟四个拉扯大,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我是湖南浏阳人,那个地方出过谭嗣同,出过胡耀邦,当组织上对你说让你去堵枪眼的时候,作为湖南人,你还能犹豫吗?我说那我去,我没提任何条件,我来了!

我没有任何个人的追求,我不要求什么,我只希望将来别人评价我时说,周其凤珍惜了组织上给予他的工作机会,做了对得起良心的事情。做事情就会得罪人,这个我懂。但如果抛弃个人的私心杂念,从国家和大家的根本利益来考虑,也就无所谓了。我只做事,绝对没有整过人,自信没有因私得罪过人。

一提到这,走起路来头都抬得比别人高一些。

真是机缘巧合,十分高兴,十分感恩。

也许前面的路依然艰辛,但我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我会把感恩铭记心中,把祝福留在心底,把理想付诸行动!

我由衷地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恳切地希望得到北大全体同志们的接纳、认可和欢迎。作为新一任北大校长,我深感责任重大。我要做一任合格的北大校长,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事业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我2004年7月13日到吉大的,从我进入吉大那刻起,我就想,这是我人生最后一个工作岗位,万没想到,我会离开深爱的吉大,离开深爱的同学们……在吉大的几年,可能是我工作上面对困难比较多的几年,但也是我幸福指数最高的几年,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和宽容。我非常幸福,真的……

今天,吉大成全了我,我终于是吉大的教授了!今天算是我第一次讲课,题目就是《不是校长的我》。

实际上,从上学那天起,就面临辍学的危险。每天去学校,都背着一个大竹筐,以便放学路上打猪草,但家里还是付不起学费。有一次,想拿烧水的铜壶抵学费,那可是家里最贵的东西,乘母亲不注意,拎起铜壶夺门而出,母亲在后面使劲儿追,追急了,一把将铜壶扔进了水塘。

上初中时,学校离家有60多里山地,我第一次看到了卡车,在此之前,我以为世界上的交通就是靠腿。我当时的志向,就是当一名卡车司机。其实,我一生并没有什么特别远大的理想,我的目标总是比现状稍高一点,然后脚踏实地去做。

1962年,如愿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地往家赶,然而,母亲却没像以往那样站在村头守候。原来,母亲病了,腿肿得下不了地。哭着跑出家门,跑到了村外后山上。

母亲花1元钱买回一个旧木箱,就挑着这个箱子出发了。箱里装着棉被,还有妈妈给做的一双布鞋,因为舍不得穿,光着脚走了两天到了省城长沙。在这里,买了一张火车慢车车票,三天后才抵达北京。

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送给学生们三句话:要吃得了苦;要团结合作;要脚踏实地。

博士生导师不是一个荣誉,不是一个级别,是一个工作,是指导博士生研究,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就不要做。

高校的债务,不能靠高校自己来解决,高校的主要“产品”是培养出来的人才,人才会无偿地奉献给社会,所以不能计较眼前的经济利益。高校的负债问题国家必须要解决,晚解决不如早解决。

在北大会有什么新举措?肯定有想法,但是现在保密,因为我还不是北大的校长。

我家乡的记者一上来就给了我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我想说的是,首先,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真地研究,因为我需要认真的了解一下当初为什么采取文理分科这个措施,当初的考虑是什么,我对这个不了解。但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过早的文理分科对于一个人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这不仅仅是知识结构的问题,非常重要的是,不同的学科,比如文科的、理科的、数学的,对一个人的思维的培养、思想方法的培养是非常不一样的。社会上有些只是把这些理解为学了哪些知识、没学哪些知识,实际上最重要的不是这些知识,而是对一个人的思维的培养、思想方法的培养,这是对人的一生都起重要作用的,所以我不注重过早分科。

至于说不分科要加重负担,其实是看怎么做。现在考生的负担即使是按分科做的,也是非常繁重的,而且在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还不够的情况下,不管怎么样,高考肯定是一件非常困难、非常艰苦的一件事情,不管分科还是不分科。

我想要说的是,不管做什么,还是要考虑它的现实可行性和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如果要改变现在的这种做法,一定要经过非常慎重的考虑,包括操作层面上的问题,看看怎么能够把事情真的做好。

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说北大听课进不去校门了,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如果旁听生进不了北大了,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能再出现像沈彤这样的人了?这方面有社会上的一些误解,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北大对出于校门有一些规定,比如看证件等,但这不等于说就不欢迎社会上的朋友们去旁听课程。

事实上,现在每天在北大旁听课的人很多,不仅仅是旁听课,去北大吃饭的也很多。

北京大学就业的情况从我现在掌握的情况看并没有比去年有更大的困难。在3月5日的数据中可以看到,本科生大概有50%已经签约了,研究生有30%左右已经签约了,大家不要把这个理解为就业率,因为这里还有一个过程。与去年同期比,本科生的签约率还是有所提高的。北京大学也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我到北大以后的一个月之内,也就是第一个月中就召开了全校关于就业工作的会议,预计到了金融危机可能会对大学生就业带来的影响,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到现在为止,我们学校组织的职业推介会已经达到了200场左右,3月5日当天也有一个活动,有160多个厂家来招聘,来参加招聘会的学生很多,包括北大的学生在内,也包括旁边高校的同学们在内,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当时光这一个会就有一千多个机会。我顺便说一下,像这种活动别的学生都可以到北大来,并不是北大把门关上了,北大做的事情社会上就不能共同享受。

对于北大来讲,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做好工作,另外我们也非常有信心。对北大来说,我特别关心的并不是我们的学生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而是说怎么能够更好的找到最适合他们的、最能够发挥他们作用的工作。因为北大的学生是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他们应该在国家的方方面面发挥最好的作用。

确实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的就业比往年会更困难一些,但是有件事情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关心、共同努力,特别是想借这个机会,请媒体的同志们帮助大学,帮助大学生改变就业的观念,也包括我们的舆论改变就业的观念,整个社会对就业观念都要有所改变。不是说哪些工作就好,哪些工作就不好。比如媒体的,你们各位都有很好的工作,但是可能你们的弟弟妹妹们学传媒的就不一定能够找到像你们这样的工作。我想,所有的工作都有能够很好的发挥它作用的地方。大学生就业的问题不仅是大学的事情,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希望整个媒体都负起责任。

户籍问题也许法律专家回答会更好。也许传统上一些诸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概念在大众心目中始终是有影响的,所以总会把社会上的各种职业要看成哪些比什么更高、哪些比什么更低。在改革开放以后可能会更多的是看钱,哪个职业和钱沾得最多,哪个职业就是好的。我也能够理解,这种概念大家都可以理解。

首先,我们要尊重各行各业,尊重每个人,尊重所有的职业。比如我是教书的,我要尊重农民。为什么很多大学生不愿意去乡下做村官,不愿意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并不是说那里不需要他们,也不能说那里不能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而是他们觉得没有面子。他们会想,我的哪个同班同学当记者了,可以到梅地亚采访,而我到哪个生产队去当村官去了,这是社会上一个需要改变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如果社会上少一点这样的观念,这个事情可能会好得多。

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什么是好的职业?就是能够充分发挥他的长处的职业就是好的职业。非得说要做我力所不能及的,可能那个工作的地位更高,工作起来更光彩,说实话,我也想做传媒工作,你们在社会上的地位非常高,称之为“无冕之王”,我也想当明星,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做教书匠。可能也有人说你这么一个矮个子现在可以坐在这里,但事实上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做过,砌过墙,做过下水工。另外,随遇而安也是很重要的,不要过分的设置对个人来说太高的目标,要实事求是。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很多的不完善,这些需要我们各种各样的人大家一起努力。我认为最要紧的是,社会要学会互相尊重,不要有一拨人看不起另外一拨人。

北京大学与洛阳的合作很有缘分。这种缘分就体现在双方实现合作发展的互补优势上。北京大学是著名的综合大学,是人才荟萃之地;洛阳市是千年帝都,是中华文明主要发源地之一,有着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拥有经济、文化发展所需的各种丰富资源。北京大学与洛阳市的合作可以说就是智力与物力、人才与资源、知与行的有机结合。

双方结缘是共赢的喜事。合作协议的落实,肯定会对洛阳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对北京大学来说,这同样是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一个很好平台。我们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一定会认真做好协议的各项落实工作。相信通过这次合作,北京大学也必将会从中吸取营养,提高自己。今天签署的三项协议,只是我们合作的起点,今后的合作领域一定会更广阔。

洛阳的学生不仅学习优秀,而且很纯朴。他们团结同学,刻苦读书,在学校表现非常好!

北京大学是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不仅文科非常强,理科、工科也非常好。除了人文社会学科,北大还有14个学科按照国际标准评价都属于国际一流。

我们继续欢迎媒体来监督我们学校关于学术方面的,特别是学术腐败的发生,这是对学校很好的监督和促进。当然了,处理起来很复杂,究竟什么样子才是学术腐败?学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依靠专家,但是媒体的监督也很重要,所以希望媒体继续监督我们。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放心,我们高校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也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坚决反对学术腐败。当然也需要加强教育,因为也有一些年轻老师,有些是属于规范上的不太懂应该怎么做,这也是学校培养人要做的事情,包括学生的课程中也注意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和引导。

关于就业的问题我再补充一点。对学生来说,最要紧的是要好好学习,因为只有学得好,到社会上的竞争力才强。所以,学生自己一定要明白,要看清楚这件事情,你在学校主要的任务就是充分利用好学校给你的资源,好好学习,武装自己,提高自己的社会竞争力,这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所在。至于整个就业的形势,我想整个国家都注意到了,你们也关注到了,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仅仅高度关注这件事情,而且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办法。所以,我相信,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一定能够有比较好的解决。

当然,这个事情要群策群力,我们可以想更多的办法,在总理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这些办法我们要做好。另外,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可以借鉴。比如我自己在人大会讨论发言的时候也提出,媒体上好象也有一些讨论,假定说这一届毕业生还有10%没有找到工作,可不可以由政府出钱,把他们放到企事业单位参加实习,政府给他们一个基本的生活待遇,他们在实习过程中,可能这些企事业单位就愿意收他们了,而且毕业大学生有了实习的经验,对于他们再找工作也有了一定的竞争力。

我是北京大学的校长,我没有想把北京大学的情况概括为整个北京所有大学的情况的意思,我并不很担心我们的学生能不能找到工作,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可能找到最适合他们的工作、最能发挥他们作用的工作,在这方面是要下力气的,但是绝对不要把北大的情况与全国的情况概括起来。刚才我说了,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非常好的论述,我们好好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然后再群策群力,多想办法,一定可以解决好。

关于院士的问题社会上有一点误解,其实院士只是一个荣誉称号,是个终身荣誉称号,是对于你的贡献给你的一个荣誉称号,而并不是一个职业。所以社会上说院士怎么不退休,院士照样该退休就退休,即使它是终身的荣誉称号。既然是一个荣誉,为什么要取消它?比如谁当了劳动模范,难道到了60岁,就要把他的劳动模范称号取消掉?用不着。并不是说他当了院士,那么社会就一直聘他,这是个人的事情。从我本人来说,我不希望我当了院士以后就总去工作,一直到我进了八宝山,我并不希望这样。但是,除非我犯了大错误,我也不希望人家把我的院士的荣誉称号去掉,因为这是一个惩罚。

中央政府、财政部、教育部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一直在研究如何妥当的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负债,一个是到底为什么欠了这么多的债。网上也有,我在吉大的时候,有人很愤怒,说你周其凤怎么贪污了那么多的钱,让吉林大学负了那么多的债?当然了,我也没法在网上回答,我要说的是,之所以高校发生欠债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为了更好的满足全国人民对高等教育的需要,这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每家每户,所以做出了大学要扩招、扩大高校规模这样的决策。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使得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原来的百分之几到了2008年的百分之二十几,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这极大的缓解了社会千家万户学子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很了不得。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国家的投入没有跟得上,这与我们国家确实太大有关,这些年改革开放发展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所以在高等教育的投入方面没有跟上,而高等教育大学又承载了这样一个伟大的责任,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虽然没有钱,中央政府允许高等学校贷款扩招,现在全国的高等教育大概有两、三千个亿的银行贷款,这是因为社会有需要,这是为了全国老百姓有更多的机会能上大学。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我们高等教育的水平提高了,现在的高等教育,换句话说,我们千家万户的孩子们现在接受的高等教育绝对不是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能够同日而语的。现在的高等教育,我们大学的条件,比如图书馆的条件、教师的条件、多媒体的条件、实验室的条件等等,都比过去好很多。这是不是说就脱离了实际?也不是这样子,也是国家的需要。大家知道,三十年改革开放国家取得的成绩,高等教育既是在这中间受益,但同时,高等教育也做出了它的贡献,也就是说,这些年高等教育源源不断的为我们国家的方方面面提供人才的支撑和科技的支撑,提供尽可能优质的服务,如果没有高等教育这样子的发展,规模上和水平上的发展,这些是做不到的。

我特别要讲的是,高等教育之所以形成现在欠债的情况,是由于我们扩大了规模,由于我们提高了水平,这是主要的原因,而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千家万户,而且不仅仅是千家万户,这是千秋万代的伟大的事业。所以,我想这个事情要说一下。

学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欠债多一点,有的欠债少一点,如果国家说把这个债务都给免了,清零,是不是那些没欠的就吃亏了?对这个意见我也听到了很多,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从过去的投入本身也是不公平的。过去的投入,国家给投入的时候就给有的学校多一些钱,有的学校少一些钱,那个时候没有人说不公平,而现在说要给欠债多的学校多还一些,这就不公平了?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说,现在高等院校出现了欠债,并不是我们当校长的贪污了、浪费了,不是这样的,我们经得起审计,我离开吉大,中央在吉大审计了两个多月,最后的结果是我是一个廉政的校长,我没有贪污浪费,我的财务是符合财政标准的,我欢迎大家的监督,欢迎社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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