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城市典型灾害类型主要可归纳为：公害、交通、水害、火灾、地震、高新技术隐性灾害、生物灾害等，且城市化发展次生灾害比重呈上升趋势。研究表明，现代城市人为致灾及次生灾害造成的灾损已占全部灾损的60％以上，再不加以综合治理，后果不堪设想。联合国1993年在东京召开的“大城市管理会议”的总报告声称：21世纪可以称为“新的城市世纪”，在所强调的诸多因素中特别强调城市安全防减灾体系建设。联合国1994年日本横滨的世界减灾大会已将面向安全少灾的21世纪的目标集中在大城市上。1996年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确定的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城市化与灾害”，1996年世界水日主题为“解城市用水之急”，1997年世界气象日主题为“天气与城市用水问题”。可见，全球已极大地组织了城市减灾活动。但必须看到，全球的城市防灾形势不容乐观，面对我们大城市减灾建设，人们会首先发问：城市决策者重视了 城市管理体制理顺了 科技投入畅通了 全民防灾文化意识增强了 每个城市的综合减灾能力究竟具备不具备 在这方面，1998年长江大水已为国人上了一课，再次敲响了警钟。
有关专家已将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不可持续致灾要素归纳为：地震灾害、洪灾与水害、气象灾害、火灾与爆炸、地质灾害、公害致灾、“建设性”破坏致灾、高新技术事故、城市噪声危害、住宅建筑“综合征”、古建筑防灾、城市流行病及趋势、城市交通事故、工程质量事故致灾等十四类。其宗旨在于形成城市灾害源的新理论，即使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环境公害、危险事故等威胁成为现代城市能力评价的重要指标。所以，从综合减灾观出发的城市灾害源，不仅指城市自然巨灾，还特别包括日益严重的城市人为灾害及人为自然综合灾害等。以国都北京为例，其城市灾害类型随城市化发展而变迁，现在及未来的城市灾害类型可归纳为：‘气、染、路、水、火、震、生”七个字（其中：“气”指气象类灾害；“染”指公害及重特大化学品泄漏，城市大气。水、垃圾污染问题；“路”指频发不减的交通事故；“水”指城市水灾与水资源匮乏；“火”指火灾与爆炸；“震”指地质地貌类灾害；“生”指生物及流行病灾害）。1995年元月17日，日本贩神地震造成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我国近十年来的自然灾害损失更呈上升趋势，据国家减灾委专家组的统计：1989年自然灾害损失为525亿元，1996年已达2882亿元，1997年虽总值有下降，但灾情突发后果仍很严重。而中国安全文化研究会筹备组《21世纪国家安全文化建设纲要）中指出：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自然巨灾、事故、公害三类损失之和已占国民生产总值10％以上，几乎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40％，且大量损失及危害都集中在减灾能力脆弱的城市中。1998年北京市灾害总结分析会强调：气象与人为事故仍是防范重点。具体包括：道路交通事故、突发事件、火灾、化学事故、工伤死亡事故和气象灾害是北京重点防范的主要灾害。上海灾协和市科协联合召开了1999年上海市灾害趋势预测及对策协商会，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就上海常见的、对城市安全构成威胁的十几类灾害或事故进行预会商和对策研讨。1998年上海各类灾害事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略有下降，但经济损失有所上升。据预测，1999年减灾形势依然不容乐观，防灾任务比较艰巨。在总结、分析1998年全市灾情特点时，有关专家认为，上海应坚持“建管并举”的重大防灾战略举措。据预测，上海1999年汛期防灾形势比较严峻，有数次台风登陆和风暴潮侵袭的可能性，人为灾害是上海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最主要的灾害。道路交通事故、火灾和疫情等发展趋势出现新的特点，并存在不少致灾隐患。根据预测会商表明，台风、风暴潮、高温、煤气事故、疫情、火灾仍是1999年上海城市防灾的重点。作为全国最先开展地方性综合灾情预测会商的城市，上海已连续举行了10次年度以综合灾情趋势预测会商会。每年一度的灾情预测会商不但成为上海防灾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而且其权威性已得到市政府的认可。1997年国家建设部在“建筑技术政策”中集中将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震破坏五大灾种列为城市灾害的主要典型。以下结合这些灾种，就其重点逐一分析：
（1）中外灾情的总估计
1999年7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减灾大会”是继1994年日本横滨减灾大会后的第二届，它是对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予以总结，并制定2互世纪减灾发展战略。会议的具体内容是：①总结“国际减灾十年”的成功经验，明确21世纪有效的减灾方针；②全面讨论国际减灾十年框架内的有关议题；③通过声像、报告等手段展示“国际减灾十年”的成就等。本届世界减灾大会给我们留下的管理思考及科学任务是要总结20世纪灾害规律，研究对21世纪可持续发展形成障碍的一系列致灾因素。从全球看，20世纪70—80年代，全球各种自然灾害已使300万人丧生，8亿多人生活遭受破坏，经济损失达数千亿美元之巨。灾害已成为全球人类的大敌，联合国倡导的国际减灾十年得到了全球广泛的响应与支持。1994年在日本横滨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减灾大会”重新界定了国际统一的大灾标准，体现在三个方面：①财产损失超过该国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1％；②受害者超过该国人口的1％；③一次死亡者超过100人。按此标准，1963～1996年的34年中，全球大灾有近1600起，灾害死亡近400万人，受灾人口有40亿人，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以1998年为例，世界范围的暴雨、火灾、旱灾在1998年前11个月对全世界造成至少9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如中国长江大水灾是损失最惨重的灾害，经济损失高达300亿美元。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一项报告指出：1998年全世界天灾损失的初步估计总额已比1996年创下的600亿美元损失纪录增加了48％，也超出80年代期间的总损失550亿美元。1999年6月24日，国际红十字会发表的年度《世界灾难报告》中指出，1998年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自然灾害年，但更大的灾害恐怕还没有到来。气候恶化、荒漠蔓延、贫困加剧以及过度拥挤的城市都预示着更加频繁与严重的“超级灾难”的可能性。
中国处于全球环太平洋及北纬中带两大灾害带交叉地区，是世界上灾害频繁而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防灾减灾任务繁重。我国近10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年平均达1578亿元，最低为525亿。统计表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11％的高速发展，引起世人注目，但灾害损失也相伴而行，重灾的1991、1994和1996年均创峰值。从1989～1996年灾害损失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及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比随年代变化情况看，1991年大灾竟达6.l％，最低也为3.2％（1993年及1995年），10年平均达3.8％。而发达国家自然灾害损失率仅千分之几。由此可见，我国灾害损失（并未包括事故及环境）已相当于把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财富的一半或1／4耗费掉。
（2）城市地震
从地震区的分布来看，我国有60％国土、一半以上的大中城市位于地震烈度及6度以上的地区。大地震造成的强烈地面运动除直接使建筑物破坏之外，还诱发山崩、滑坡、泥石流、地基液化等地质灾害，地震引起的破坏还导致火灾、水灾、爆炸、毒气蔓延及瘟疫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北部地区共同构成首都圈地区（其范围是北纬38.5度至41二0度，东经114度至120度）。这一地区是中国地震局确定的全国唯一的地震强化监视区，也是最近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防震减灾示范区。首都圈地区位于华北地震区的北部和燕山地震构造带中部，是我国东部的主要地震区之一，有历史记载以来，已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47次（不含余震），其中8级大震1次，7级大震5次，6级强震20余次，20世纪以来平均每10年左右发生1次5级以上地震。近30年来其活动水平在我国东部地区是最为突出的。在首都圈地区，历史上及近期发生的一些强震和大震，均造成了十分严重的震害，对北京市也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影响。目前可能处于第四个活动期的剩余释放期，未来30年内不排除六级左右地震的危险，特别是西北方。
（3）城市洪水
我国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地区有800多个县市处于洪水水位以下，占全国县市总数34％，人口5亿多，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60％。建国50年来，长江、淮河、海河发生的几次大洪水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洪涝灾害除造成农业损失外，主要是对城市的破坏，包括房屋倒塌、设备损毁、工矿企业停产停业、生命线工程设施破坏及引起的次生灾害等。北京城区处在永定河冲积扇上，山区处在华北平原西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台阶，境内有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蓟运河、大清河五大水系，历史上洪涝灾害频繁。据资料记载，从明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580余年间，北京共发生洪涝灾害387次，永定河5次溃堤造成洪水人城，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50年来，北京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这些工程对确保首都50年无大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城市现代化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①城区不透水地面（道路和房屋）面积占城区总面积的百分比由过去20％—30％均猛升到80％左右，使城区降水的地面径流系统高达50％～70％；②排水管道工程已控制城区排水量的90％，这两个原因使得城区一旦出现大暴雨，城区的排水河道洪峰流量要比50年代高3—4倍，北京历史上1893年、1959年、1963年的洪灾都是因河湖淤积、排水不畅而积水造成的。为此，北京市政府一举投入10亿元，从1998年4月开始，进行北京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整治河湖工程。待城市中心区水系综合治理工程完工后，城区防洪标准和近郊河道防洪标准可大大提高一个水平，体现“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原则。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曾在永定河堤防险工护砌施工现场指出：“北京的防洪重点是永定河，而永定河左堤是重中之重。在治理中：一要抓设计，一定要经过审查；二要杜绝施工中的层层转包；三要确保工程质量，确保首都安全。”自1998年以来，国家投资1.2亿元用于永定河卢沟桥的下段堤防治理，这项工程完成后，将使得永定河抵御洪水的能力显著提高。
（4）气象灾害
我国东临西北太平洋，大气风暴灾害频度很高，是世界上发生台风最多的地区，从1951～1980年的30年间，平均每年登陆的台风的8个，有的可深入内地1500千米。还有的台风虽然没有登陆，但从近海地区移过，对沿海城市仍可造成重大影响。同时特殊的城市化与气象灾害交织出现，规律更复杂。以北京市为例：
其一，城市渍涝灾害频发。表1给出城区两个雨量站（松林间和右安门）平均每年降水量与四个平原郊区气象站（通县、丰台、大兴、昌平）平均每年降水量的差值的每五年平均值变化趋势。可见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区降水量大于周边郊区降水量的趋势是同步增大，特别是1979年后，这种城区降水量增大趋势有一个跃升，到90年代初，平均每年城区要比郊区多60毫米（相当于一个暴雨日的雨量）。
其二，城市“热岛”效益增强。北京地区是典型“热岛”，其热岛强度比沿海城市（上海、广州）强，也比有大江大河穿过的城市（武汉、哈尔滨、兰州等）明显。随着城市化发展，北京地区“热岛”效应也在同步增强。如1960～1964年，北京西郊与远郊县（密云）的年平均地面气温差值为0.94℃，而到1994年就上升为1.82℃，如果考虑到市中心（二环路以内）的地面气温一般要比西郊偏高1℃—2℃，市中心区域的“热岛”更加强烈。城市“热岛”增强的直接后果是城市高温热浪灾害频繁。如果统计夏天炎热期旧平均气温25℃以上仅数，在60年代，城区只比远郊区、县多30天。城区高温持续时间长，必然使城区供电、供水系统长期超负荷运行，影响设备安全，热浪高温造成对居民健康的不利影响和传染病流行，在人口密度已近3万人／平方公里的城区更是值得关注的。还应指出，与城市“热岛”增强的同时，城市的雷电灾害也是增加的。北京城区年雷暴日数由50年代30天增加到90年代46天。1980～1996年的北京城区雷击事件中，有54.8％的雷电造成电子设备损坏，1997年因雷电损坏的电视机、网络微机共600多台。
其三，城市雾害增加。城市化发展，使城市空气中尘埃、气溶胶离子等增加，容易形成雾天，降低低空能见度。近几年每到10～12月，当大气温度层结稳定时，经常出现连续2天以上大雾天气，给北京公路交通、民航、重大活动及居民健康带来危害。表2给出了北京城区能见度和雾日（含轻雾）的五年平均值变化。可见，90年代前期与50年代后期相比，能见度减少4公里，雾日数增加42天，70年代后期开始雾日数猛升和能见度锐减，正值北京城市发展起飞之初。1994年11月18～19日两天大雾造成首都机场200个航班延误，40个航班取消，滞留旅客2万余人。1990年2月13—17日的连续大雾，造成161起汽车相撞事故，并造成京津唐供电网大范围“污闪”，51条输电线中掉闸147次，严重影响京津供电。
（5）城市地质灾害
我国山地、高原、丘陵占国土面积的69％。在大气、人类活动影响下，每年都产生大量山崩、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云、贵、陕、川等省是滑坡多发地区，受泥石流威胁的城市有70余座。上海、天津、常州、无锡、宁波、北京、太原等城市，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沉降，地下岩溶和采矿空洞也可能造成城市地面的塌陷，危及地面建筑物和工程设备。
在世界大都市中，北京是发生地质灾害较多较严重的城市之一，具有灾害频发、灾种多、群发性强的特点，并存在着大量的灾害隐患。北京地区发生的地质灾害种类有：泥石流、滑坡、崩（滑）塌、矿山地面塌陷、地下水污染、地面沉降、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地方病等多种。①泥石流是北京山区最严重的地质灾害之一，突发性强，危害性大，损失严重。②西山煤矿采空区地面塌陷灾害。北京西山煤矿采空区是历史上形成的，大量的小煤窑采空区地面塌陷已成为矿区一大隐患。据北京市地研所调查统计：截止1993年底，在北京西山已发现矿山地面塌陷坑1232个，地裂缝577条，不均匀地面沉降点47处。③北京西郊地下水源衰竭。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资源是华北平原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经多年开采和动态观测验证：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可开采量达25亿立方米／年。近年来，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开采量一直保持在25亿～27亿立方米／年，占北京市总供水量的三分之二。1980年以来，北京城近郊区及部分卫星城镇地下水资源过量开发利用，地下水位呈下降趋势，形成局部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地下水资源在总量上是超采，北京市平原区截止至1995年底地下水储存量累计亏损量达38.02亿立方米，其中，北京城近郊区地下水储存量累计亏损量达18.58亿立方米。北京西郊地区地下水位一般下降10～15米，而东郊地区地下水（承压水）水位一般下降11～15米。北京城近郊区形成1000平方公里以上区域性的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并不断发展扩大。④地下水是北京城乡供水主要水源，水质好坏也直接影响城市供水和部分工业供水。北京地下水在60～70年代一般符合生活供水要求，仅在局部（城区浅层地下水）有污染恶化现象。由于北京城市迅猛发展扩大和人口增加，城市生活污染水和工业废水大量排放，造成部分地层及浅层地下水水质污染与恶化。⑤大城市开采地下水引起地面沉降是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一个突出的地质环境问题。北京东郊地区从60年代发现地面沉降，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地面沉降最快时期，年均地面沉降量达50毫米，1980年地面沉降量达80毫米，截止至1987年底北京东郊最大地面沉降量累计为619毫米。北京东郊地区沉降面积达800平方公里，其中地面沉降量大于100毫米的面积为260平方公里。
（6）城市火灾
总体讲火灾的间接损失要大大超过直接经济损失。一般可将火灾造成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人员伤亡损失、消防扑救开支、保险费用，以及防火工程费用等称为火灾代价。在我国的城市，过去10年平均发生火灾4万多起，死亡6000余人，直接经济损失数亿元，而且呈逐年增加趋势。从全国看，进入90年代以来火情每年进一步恶化。1998年发生14.2万起，致死2380人，伤4894人，直接经济损失14.4亿元。预计1999年城乡火灾总体上仍会维持1998年的水平。但由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城乡起火因素日趋复杂，大中型企业转轨调整期内安全管理上漏洞增多，1999年恶性火灾的可能性继续增加。从火灾分布上看，近年来，沿海和东北地区明显重于西部欠发达地区，1999年仍将保持这一态势，但中西部在建设加快的同时，火灾亦将趋重。此外，近年来城镇火灾渐占较大比例，次数约占60％，损失约占70％～80％。特别是重大火灾大都发生在城镇和工矿企业。北京城市火灾发展规律：1950年，报警184次／年，死亡3人／年；1960年，报警785次／年，死亡41人／年；1970，报警819次／年，死亡21人／年；1980年，报警1613次／年，死亡34人／年；1990年报警2234次／年，死亡11人／年；1997。年，报警4955次／年，死亡153人／年。
作为城市火灾的致灾规律可归纳如下：①建国50年来，全市火警接报量呈持续增加态势。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每年平均增加380起，增幅很大。②1997年火警数比1949年翻了27翻，达到平均每天14起。实际上在火灾高峰期，每天可达30多起。1997年我市火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统计数字的十分之一。③90年代，北京市发生的各项恶性火灾事故，不仅给人民生命和公私财产造成惨重损失，而且产生十分不良的社会影响和后果。具体讲，建筑向高层和地下发展，增加了特大火灾的潜在危险。北京城区至今已拥有高层建筑400栋以上。其中三分之一左右是集办公、住宿、商贸、餐饮、娱乐等功能于一身的大型综合性公共建筑。大量人员流动分布于一个封闭的立体空间，用火用电用气，加上大量可燃物，起火因素十分复杂，一旦起火又极快蔓延形成大火。人员难以疏散至地面而造成群死群伤，因此高层建筑和地下建筑防火安全是全世界关注的重大难题。
（7）城市空气污染公害
从全球看，最典型的城市空气公害之灾为1952年12月发生的英国伦敦事件。英国伦敦，由于化石燃料无节制燃烧，空气中充满了大量的CO，CO2，SO2，NO2，NO，PM10。（颗粒度的直径小于10微米的空气悬浮物），造成4O00余人死于非命。英国的研究还表明，城市中呼吸疾病、慢性支气管炎等是由空气污染程度增加而造成的。1966年感恩节的这一天，美国纽约的烟雾浓度很大，人们普遍有咳嗽、痰量增多、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医院就诊病人剧增，眼睛受刺激的病人也有增多。纽约市的另一项关于该城市空气污染、死亡率和气候流行病学关系的研究还表明，当该市空气中SO2浓度大于0.4×10-6时，每天就要多死亡10～20人。城市污染空气的来源，主要来自城市近郊的燃煤发电厂、遍及城市各处的大大小小的燃油机动车辆、城市立体化发展带来的空间效应等。我国是一个以燃煤为主获得能源的国家（70％的电来自燃煤电厂），据调查，我国大多数燃煤电厂遍布于各大、中城市的近郊。燃煤电厂的燃煤中平均含硫量为1％～2％，个别高达5％～7％。1990年，燃煤电厂排放的SO2为150×10的6次方吨。全国互年排泄出烟灰63.2×10的6次方吨。此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各大城市的机动车辆数量的增速一城市绿地面积的扩展一城市立体交通网络构筑一城市兴建高楼关系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年机动车增加量，立体交叉、高架路、桥、高楼增加量与城市年绿地增加量的比例并没有相应同步发展。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北京的城市空气质量视为“不可接受”。
（8）城市高技术事故
高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投入了深重的阴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泄漏事故就是一起使世界震惊的重大工业事故：1986年4月25—26日1时23分，核电站进行试验计划停止第四极组工作时，反应堆的功率突然加大，排出大量蒸汽，随之发生反应生成氢，进而引发爆炸，毁坏了反应堆，并释放出碘、铯等大量放射性物质，造成了举世闻名的核泄漏事故。事故发生后短期内造成31人死亡，203人患放射性疾病，方圆30公里内的2万人受到放射照射危害，预计至2006年将由此造成75000人死亡，事故造成经济损失13亿美元以上。这次事故还造成北欧的瑞典、芬兰。丹麦、挪威等国家的放射性物质含量急剧增加，其中芬兰超过正常标准10倍，瑞典空气中的碘和格含量增大5～10倍。应该注意，城市高技术事故灾害更泛指大量非常规核隐患致灾问题。
1）用每台普通的采暖锅每年要燃烧掉6000吨煤。煤和其他天然物质一样，含有铀、钛、镭、氧等天然放射性核素，以及CO2、SO2、NOx。煤燃烧时，飞灰、烟雾直经烟道排泄，在城市的上空徘徊；煤渣则在城市的周边地区堆积如山，侵占土地。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煤资源大国，用煤发电的大国（煤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70％以上）；另一方面中国的煤平均热量值低，灰分、含硫量高，经燃烧后，放射性核素部分残留在煤的烟灰中。如果煤的灰中的核素是可溶性的，则人类骨骼是受影响几率最大的器官。由于我国煤中的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较国外燃煤高，烟气过滤效率低，耗煤量高，估计排泄的放射性对城乡居民造成的集体剂量约与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1998年报告书中的典型值相比，高出约1—2个数量级。
2）工业自动化、医疗诊断设备、烟雾报警器、辐射灭菌等技术已被城市里的工厂、医院、科研院校的实验室等广泛使用，为人类的发展和健康作出重要贡献。然而上述设备中的放射同位素源的正确使用、保管、运输、维护、报废、退役不当，就有可能成为城市的又一种独特的潜伏灾害。墨西哥某城发生一起丢失放射源事故，失主无意，而致使全家5人受辐照达4个月之久，其中4人（除父亲幸免外，小孩。祖母、母亲及妊娠6个月的胎儿）在7个月中先后死亡。前苏联某医院一男性在修理X光机时，违反操作规程，头部受到照射，结果眼珠被摘除，并且颅内组织坏死，进行了切除手术。1992年我国山西某市，有人误将一活度为4×10的11次方Bq的钴放射源拾回家中，结果3人受辐照而死亡。80年代我国牡丹江及对年代河南先后发生放射源丢失、被盗等意外事故，发生伤害人群事件。1969年，首都北京发生了误将来历不明的含3.7×10的10次方Bq的60Co放射物浇注在钢筋混凝土塑像建筑底基内的严重事故，造成集体伤害。
3）意外的和人为的核事件也时有发生，其对城市造成的灾害更大。据核工业部门近期在我国东部某特大城市开展检查工作时发现，该市某化肥厂的进口原料堆料场是一个铀含量高达120×10-6，占地面积为1600平方米的潜在核辐射污染源，成为该城市的一个新的灾害源。
（9）城市生命线系统事故
最严重的是生命线系统脆弱：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城市的基础，是防灾减灾的必备条件，是大城市重新恢复青春活力的根本保证。但是，以交通为例，我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仅2平方米／人，比发达国家低10倍以上，路上车挤车，人挤车状况给抢险、救灾带来很大的困难。如城市水气热三大系统的安全运行十分重要，否则它们都将成为城市的“定时炸弹”。据北京公用局统计：占压热力设施934处，占压燃气设施807处，占压自来水设施1840处，因占压水气热管线使本已脆弱的城市公用管线更是雪上加霜。1998年8月6日发生在崇文区东城根2号院因违章房屋长期占压，使600毫米自来水管线破裂，造成几十户居民被淹的城市灾害性事故，使成片居民断水，扰乱了城市的正常活动。管网资料不全事故频发，1967年复兴门地铁施工切断电缆，中断对外广播10个多小时，1984年9月24日土城工地钻探切断专用电话线，严重影响了国庆阅兵准备。北京市电网中30％主变压器属应淘汰产品，80％的开关柜应予改造。热力管线和煤气管道运行20年以上的分别占60％和27％，1960年建成向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送气的中压煤管已严重腐蚀，多处接口漏气。全市使用30年以上的自来水管长度占30％，甚至还有清末修建的。1993年5月白云观地下水管爆裂。居民区水害损失近千万元。1990年以来25毫米以上自来水管和煤气、热力管线泄漏事故达2500起。
近年来，城市易燃易爆危险品火灾事故不少。居民燃气用户爆燃致死致伤，生产装置爆炸起火事故都时有发生，特别是1997年连续发生三起严重事件，足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5月15日首钢精苯车间三个苯车间三个苯罐起火；6月27日东方化工厂油品罐区特大爆炸火灾；7月14日北京化工厂油槽车爆燃事故）。按照国家关于“消防车应在接警后五分钟内到达责任区边缘”的标准规定，北京市城市发展规划要求全市消防队站数在2000年应达到87个，2010年达到147个。而目前实际情况是只有40个，其中有4个是建在山上的山林消防队。二环路内只有6个，比建国初期还少两个。消防队伍的装备状况也存在较大差距。总体讲，反映出大城市防备灾害之差距。对城市生命线系统，应系统完善并加强防灾能力建设。防灾救援是一项“为纳税人服务”的社会公共事业，在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的，政府每年从税收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由社会求援队伍免费为社会服务。当前应予关注城市各系统的救险任务。事实上，城市生命线应包括交通事故、通讯事故及供电可靠性问题。现以北京供电电网为例：
北京地区1997年最大负荷为468.2kw（夏季），社会用电量264.104亿kwh。北京地区发电力仅为地区用电负荷的30％，因此北京的电力大部分由外地区供应。地区供电网架结构：主要通过昌平、房山、安定50OkV变电站经200kV双环网向市区供电。市电主要由110kV及10kV、380kV配电向用户供电。电网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市区，建设投资大，拆迁难度大，长期以来没有220kV电源点，形成既不能满足用电需要，又存在大量事故隐患的状况。在华北电管实施“9511”工程后，缺电现象相对缓解的情况下，出现有电送不出和用不上的状况，特别是1997年、1998年、1999年夏季天气长时间炎热状况下，空调用电负荷猛增，大量变压器过负荷，配电变压器及其元件由于长时间过载而烧毁、断电，被迫又拉路限电，给社会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同时电力事故也增多。在供电事故中首先应关注整个城市大面积断电事故。世界上有许多大城市如美国纽约及西部地区，日本东京、马来西亚、新西兰奥克兰市都曾发生过大停电事故。这些城市事故是主要由于外力引发加上电力网络结构不尽合理，以及设备老化等原因造成整个电网失稳、垮台。
（10）城市园林虫灾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由于三废造成对城市河流、大气的污染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治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化学农药已成为当今我国城市中的重要污染物却未能引起注意。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投放量大：正当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在国内外普遍提倡和推广，以尽量降低化学农药对环境污染的同时，我国园林系统为防治害虫的化学农药投放量却十分惊人。如自1989年以来，北京、上海防治园林植物病虫害每年农药用量均超过100吨。其中北京每年有机磷农药占69.7％，生物农药不足1％。天津市和平区从1983—1986年平均每年有机磷农药的消耗量为6吨左右，相当于每平方公里面积上喷洒稀释后的有毒药液420吨。江苏南通、四川绵阳等这样的中小城市园林每年使用农药也高达7～8吨。
2）农药施用技术水平低：这是农药施用的一个通病。园林系统每年有90％以上的农药用高压喷雾。将这些化学农药喷洒在市民集中工作、学习和生活居住区以及行道树、公园的绿色植物上。这种单一、粗放的喷雾施用方法，喷洒在虫体及植物上的药剂常常不足10％（其中真正起到防治效果的不足2％），其余90％左右的药液流失到地面或挥发到空气中，导致整个城市空间农药弥漫，严重地污染了城市环境，破坏了本来就很脆弱的城市生态系统，杀伤了大量天敌，害虫抗药性明显增强，造成了害虫越治越多，农药越用越浓的恶性循环。
3）农药污染直接危害人体健康：由于高楼林立，街道纵横，城市中静风率一般年均高达30％～50％，因而大气污染系数大，稀释能力弱。现代有机合成农药不仅具有较高的挥发度，且多为高度脂溶性品种。据有关资料报道，用1000倍的氧化乐果喷雾，经46小时后测定，大气中的氧化乐果含量仍达97毫克／立方米，可想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人体健康不能说没有影响。农药除了从呼吸道和消化道进入人体外，还能从健康皮肤侵入机体。城市防治园林害虫喷洒农药时间主要集中在春夏至仲秋之间，由于气候炎热，市民身体裸露部分较多，外出活动频繁，因此时时刻刻都有微量农药经呼吸道和皮肤潜人体内。研究表明，农药的急性毒性和亚急性毒性通过加强管理和采取安全措施，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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