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耕细作农业下所引申出来的问题，可以联系到许多政治与社会的课题。首先当讨论中国由精耕细作所造成的社会力。这一社会力是亲缘的地著团体，在长久的帝国结构上，上述团体的稳定性极强，自我调节的能力也很强。市场网虽会因内乱而破裂，但只是破裂成几个小型的网，等帝国统一的时候，这些小型的网又可以整合成大的网。除了社会的稳定性强之外，社会也可以造成跟国家对抗的力量，在长期的结构中，国家权力占了上层的地位，社会权力则占基层地位，国家权力永远无法完全伸透到社会基层里面去，反过来，国家权力的维持要靠社会基层出来的人参与国家权力方可。
这种国家常态不是任何粗放农业型态可以相比的，因此在这个常态上，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均衡状态中，最吃亏的就是两者之间的交接点——大地主，因为国家权力第一个要侵犯的就是大地主，而社会力的主力不在大地主。大地主只是暂时凌驾在编户齐民之上，不能长久保持。所以中国的大地主富不过三代，不仅是众子分家的后果，也因为常有灭门之祸。这个现象可以解决我们常常提出来的疑问，自从韦伯谈到资本主义以后，大家往往从伦理、工作意愿等方面去讨论，而疏忽了纯经济的角度。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资产化？在纯经济的角度，也就是从精耕农业的角度来看，资金一方面是分散的，不容易集中；一方面是资金长期束缚在小块农地上。精耕细作的农业，经常需要改良土壤（施肥、灌溉……）以维持生产力，需要长期的资金投入。大量资金遂没办法转化成别的东西，这是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不能单单讨论观念就忘记纯经济的因素。反之，经济行为脱不开观念，所以虽然我们谈的是农业经济、精耕细作，还是要提醒大家了解任何一种历史现象没法完全切开，都要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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