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一个美丽的名字。在大漠长天，她与莫高窟相伴４２年，以孱弱的双肩勇挑守望、保护民族文化重任，从花样年华到满头白发；在人生旅程中，她不惜最华美的岁月，离家别子，执著地完成对敦煌艺术从文物守护、抢救加固到科学保护，使敦煌研究院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敦煌学研究中心；去年底，她被评为“２００４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年度文化人物”。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让这个来自大上海的女子放弃优越的生活环境，一头扎在荒漠４０多年？
荒凉淡泊中开始传奇人生
敦，大也；煌，盛也。由于地处丝绸之路咽喉要地，历史上，莫高窟所在地敦煌成了东西方文明的交会之地。流年风雨，沙压土埋，人为破坏，历史的磨难并没有使莫高窟华容褪去。１９００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这个集壁画、彩塑、建筑于一身，世界现存规模最大、连续营造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的石窟长廊和佛教艺术殿堂，是世界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发现之一。今天，敦煌已成为人类文化艺术遗产中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名字。
１９６３年，２５岁的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告别恋人，来到荒凉的敦煌。敦煌艺术是美丽的，但生活条件却极其艰苦，当时没水没电，好像与世隔绝。樊锦诗在藏经洞陈列馆的“下寺”落下脚。“我一脚踏进１６００多年前的洞窟，站在那些大佛、小佛、睡佛和栩栩如生的各色人物，还有满壁的彩色绘画面前时，我惊呆了。这个如梦如幻的地方，让我一驻足就是４０多年。如今我离开几天，心里就不踏实，只有回到敦煌，才有家的感觉。”
樊锦诗身形瘦小但不文弱，个性鲜明。说起初到敦煌的一切，樊锦诗仿佛是在述说一个久远了的故事。“我们研究院的成员都住在马厩改的土屋里，屋内一色土墙、土炕、土桌、土凳，一碰就尘土飞扬。平时，喝水、做饭都用小沟里的水，又咸又苦，腹胀腹泻是常事。特别到了冬天，零下３０多度，猛烈的西北风吹得昏天黑地，让人睁不开眼睛，飞沙走石打得人脸上生疼。我们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曾经留学十几年。可在敦煌住土屋，心甘情愿地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还有段文杰院长，为敦煌呕心沥血到８０多岁高龄时，还说‘离不开这里’。我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爱的守护中只有敦煌一个家
“自己家里的事我可以不想，但文物损毁了不可修复，洞窟坏了我们就是千古罪人。”樊锦诗这番话，已成为研究院工作者们相约敦煌奉献青春的座右铭。
１９６７年，樊锦诗与大学同学彭金章结了婚，当时彭金章已在武汉大学筹建考古专业。他们过着劳燕分飞的日子，一家４口长年分散居住。寂寞艰苦的生活中，丈夫和孩子使她多了一份牵挂和一份思念的痛苦。
人们常说，“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个默默奉献的女人”，在樊锦诗那儿却恰恰相反。在她守望敦煌４０余年的背后，彭金章教授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用彭教授的话来说，“人家说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那我就顺便做了‘敦煌的女婿’。”
１９６３年，彭金章和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毕业时，樊锦诗的第一分配方案是北京，第二是敦煌。当时很多人都希望留在北京，可她却选择了去敦煌。有人说她傻，我说没有傻人行吗？苦地方总得有人去。她去了，我支持。我们说好，她在敦煌干３年后就回武汉来，好好生活。”
然而，彭金章没有想到的是，樊锦诗一下子就被敦煌征服了，并且变得“跟大西北一样粗犷”。两人的约定也被埋入茫茫大漠中，而这一分开就是２３年。很多人问过彭金章：“２０多年的分居生活，你又当爸又当妈的，有没有让你坚持不下去过？”每当这时，彭教授总会笑着回答：“她爱上敦煌了，说敦煌的事业就是我家的事业，所以我也爱上敦煌了。最后我不是也跟着她来了嘛？”
１９８６年彭金章调到敦煌后，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交给他两块“骨头”，其中之一是研究被当时学界称为“敦煌荒漠”的北区洞窟。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积下来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８年里，他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研究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４９２个增加至７３５个。世界为之震惊了，而最兴奋的是樊锦诗，她乐得像个孩子。
让敦煌光华永驻是她最大的心愿
樊锦诗总是风风火火地忙碌在莫高窟的各个洞窟，很难“捉”到她的影子。亲眼看到樊锦诗工作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她那瘦弱的身躯里怎么会蕴藏那么大的能量和精力呢？樊锦诗说，她只有一个心愿：“真实、完整、可持续地将敦煌传给子子孙孙。”
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起，樊锦诗就坚持走国际化合作之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有关人士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以及澳大利亚、英国的文物保护和研究机构合作，在莫高窟环境与风沙治理、莫高窟壁画颜料分析、壁画病虫害治理、壁画数字化等方面，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也培养了一批自己的科技力量。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地处戈壁的敦煌研究院竟拥有全国文物保护界１２位博士中的６位！可见樊锦诗多年来为吸引和留住人才做过多少努力。
她引领这些人才，在６年时间里，摸索出一套壁画典型病虫害的修护措施：从工程学中借鉴来灌浆技术，再用物理方法进行脱盐工序，这些措施不仅把修复过程中对壁画的损伤降到最小程度，且使根治壁画病虫害成为现实。２００４年６月，中外专家聚集曾经“病入膏肓”的第８５窟，成功完成了修复工作。以此为标志，中国的文物保护进入科学而规范的保护阶段，而敦煌研究院也有了与世界发达国家文物保护机构平等对话的权利。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教授感慨地说：“我们必须承认，敦煌研究院已成为现今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敦煌学研究中心！”
樊锦诗在保护敦煌艺术上可谓煞费苦心。她以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多次向甘肃省及全国政协会议提交有关提案，并带领有关人员，做了大量的准备及论证工作。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７日，甘肃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３１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于２００３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与大漠风沙相比，更难抵挡的是对敦煌艺术的侵蚀，是汹涌的商业开发潮。１９８８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伊始，就遇到了一个最为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樊锦诗忧心忡忡。她明确表示，“洞子不能卖，我不能成为千古罪人。”
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她对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说：“如果敦煌也捆绑上市，国家文物局就关门吧，我这个院长的帽子也还给你们。”
经过樊锦诗的努力，这场风波终于平息了，日渐消瘦的樊锦诗却有了新的思考。她开始进行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希望在满足游客需要和文物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２００３年，樊锦诗向全国政协提交议案，详细描述了“数字化敦煌”的设想。
２００４年，部分游客领略到了数字敦煌的神奇，高科技使观者身临其境地欣赏到更丰富、清晰、全面的莫高窟，这一概念的提出与尝试无疑是史无前例的，无疑是保护敦煌遗产的最佳手段。
在２００４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樊锦诗等委员提出了《关于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借鉴了国外保护和开发文化遗产的先进经验，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敦煌莫高窟保护与开放的矛盾，而且对于全国类似问题具有先导和示范作用。”
去年，莫高窟迎来４３万名游客，创历史新高。敦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向往。
在敦煌研究院有这样一尊雕塑，取名为《青春》，塑造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它的原形就是如今已是满头华发的樊锦诗。如今，在樊锦诗的感召下，一批学有所成的年轻人来到敦煌，以学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与自然抗争，为人类留下一份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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