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窑文化遗址的发现，将我国北方地区，特别是内蒙古地区古人类生存活动的时间向前推进了60多万年，进一步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发源不是一元说，而是多元说的理论。这一重大考古遗址的发现者，正是中国文物考古学界著名专家汪宇平先生。
旧社会，汪宇平是一位报人。新社会，他把时间和精力从撰写新闻转向追溯远古。20余年时间，8000公里寻“根”，寻到大窑文化遗址。老人辞世月余之际，他的孙子汪英华向记者讲述了老人的故事。
半路出家，再次印证“河套人”
1922年，一位叫桑志华的法国神甫来到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萨拉乌苏河畔，在当地蒙古族群众旺楚克的帮助下，发现了一颗小孩门齿化石，将其命名为“河套人”化石。这一发现引起世界考古界的极大关注。
1951年，汪宇平从北京来到呼和浩特，“半路出家”开始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当时，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撰写的《河套人》一书，对“河套人”及河套文化在内蒙古历史发展上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论述，着实深深地吸引了他。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文物考古这一追寻人类踪迹的事业，在内蒙古广袤的大草原上尚属于荒芜的领域。汪宇平想，作为一名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身在“河套人”的故乡，自己有责任到实地去调查了解情况。
于是在1956年4月，汪宇平从呼市出发，经包头，横穿毛乌素沙漠，坐卡车，住车马大店，甚至步行几百里，8天后又经达布察克向导引领，赶着驴车，没黑没夜地走了4天，终于来到萨拉乌苏河畔。
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汪宇平首次找到了后被鉴定为“河套人”的顶骨、股骨化石、石器和古生物标本，还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一处。这批实物与遗址的发现，不仅证实了“河套人”的真实存在，极大地补充了“河套人”的考古资料，而且为以后系统地研究“萨拉乌苏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7年1月，当汪宇平带着发现的“宝贝”上北京汇报时，我国著名古人类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鉴定后兴奋地说：“人顶骨的化石程度比桑志华得到的要深。”后经科学鉴定其年代为3.5万年前。这是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古人类考古学科上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新中国诞生后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
用20多年骑自行车寻到“大窑”
经过十几年的考古工作实践，“文革”初期，汪宇平将多年的潜心研究总结为：内蒙古地区肯定有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等待我们去发现，而大青山山前及山后一带是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重要分布区域。
他分析说：其一，古代大青山区域水草丰美，动物成群，食物易于获得，适宜他们生存，但古人类稀少，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找到他们的足迹绝非易事。其二，古人类制作生产、生活用具的原料以石料为主，而以优质石料为首选，因此在优质石料的产地很容易找到他们的踪影，也就是说缩小了寻找他们的难度。
通过分析，汪宇平先生提出：“古人类在生存过程中离不开优质石料，特点是硬度大有韧性，只要通过对有优质石料地点的寻找，就容易发现古人类活动的场所。”依据这一理论，汪宇平开始了探索古人类遗址的新一轮艰苦工作。
从1973年春天开始，汪宇平先生先后多次沿大青山进行调查。同年9月份，他被派到呼市东郊榆林乡征集文物。事后他在乃莫板村东山坡找到了有地层的旧石器。但此地石料质地不太好，遗址规模不大，不是理想之地。
于是他向群众询问哪里还出硬的好石头。有人告诉他：“你骑车往北走20里地就到了。”他兴奋不已，顺路而去，终于在呼市东郊保合少乡大窑村南山找到了硬度很高的适合制作生产、生活用具的燧石矿脉，并随之在这里发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古人类石器制造场遗址，即“大窑遗址”。
“大窑遗址”的历史价值
保合少乡大窑村位于呼市郊区东北方33公里。村南卧龙山、骆驼山、凤凰山上面积200多万平方米，山上出产燧石，石质坚硬，是古人类制作工具的理想石料。经20余年的发掘和科研，证实这里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造场遗址。
大窑遗址自发现以来，以其重大的科学价值和学术地位，一直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瞩目。1980年，内蒙古博物馆在大窑村建立了“大窑文物保护管理所”，对遗址保护和从事科研工作。1988年，国务院将这里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大学考古系将其选定为旧石器文化考古教学基地。
谈到“大窑文化”遗址发现的重要意义，汪宇平先生曾讲过：
“大窑村南山200多万平方米范围内的古人类文化遗址，特别是四道沟地点的发现，表明从几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开采石料制造工具，使这里成为世界上已发现的面积最大的石器制造场。这不仅在内蒙古乃至全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史有重要位置，而且在世界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大窑遗址’的发现，将内蒙古的古人类活动年代从‘河套人’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推溯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实现了质的突破。”
“在多年考古实践中所总结出的寻找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理论和方法，在“大窑遗址”的发现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和验证，并对今后内蒙古地区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一生考古工作成就
自从“半路出家”，开始从事考古工作，汪宇平先生始终本着“多读书、多跑路、多钻研”的精神，进行探索性的工作。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汪宇平先生先后徒步、骑马或骑自行车翻山越岭，走川渡河，栖息荒漠，饮寝草原，不畏酷暑，不畏严寒，行程8000余公里，跨越河北、陕西、山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六省区，在内蒙古境内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24处和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
他曾奔波在科尔沁草原，逆西拉沐伦河而上，考证了辽上京临潢府；在赤峰红山脚下，他寻找到了“红山文化”的遗物；在呼伦贝尔草原找到了古人类和巨兽的化石；他在鄂尔多斯草原征集到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独贵龙”运动发起人的集体签名文书等核心资料。
几十年来，共征集和发现数十件国宝级文物及一定数量的阴山岩画和大量古生物化石标本。70年代，他只身骑自行车沿着大青山南北麓进行调查，发现了以“大窑遗址”为代表的为数众多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取得了丰硕成果，达到了他的事业顶峰。
每年初春刚到之际，他便整顿行装奔赴区内各地，进行文物调查及宣传等工作，而雁去冬来之时，他又忙于文物修复和调查材料的室内整理。经他之手，数以万计的文物得到整理和编号。他先后完成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150余篇，其中具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论文有50余篇。
最早系统介绍鄂温克族
汪宇平不但考古成就突出，还发现了鄂温克族。1954年，汪宇平到呼伦贝尔盟进行调查时，对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鄂温克人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个以养驯鹿、渔猎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居住在人迹罕至的大兴安岭深处。他们民风淳朴、心地善良，很少与外界交往，鲜为世人所知。
汪宇平先生走访居民了解他们的生活习俗，征集了各式各样的鄂温克人生产生活用品，返回呼市后立即向自治区领导汇报，同时展出了征集来的文物，产生了轰动效应。
汪宇平成为我国最早的系统介绍鄂温克人情况的人。经国家有关部门确认，鄂温克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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