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们交谈时产生的。
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我是多么有福气啊！
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
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
大成智慧学教我们总揽全局,洞察关系,所以促使我们突破障碍,从而做到大跨度的触类旁通，完成创新。
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
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的六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临考前从不紧张备考，绝不因明天要考试而加班加点背诵课本。大家重在理解不在记忆。不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得七八十分。
每天中午吃了饭，大家在教室里讨论各种感兴趣的科学知识，数学、物理、化学……不怕考试，不死记书本，玩得也很痛快，天黑才回家。
教几何的傅钟荪老师用古汉语自编讲义，把道理讲得很透，常说，“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这使钱学森“第一次得知什么是严谨的科学”。矿物硬度有十度，为了加深记忆，博物老师教给学生的“矿物硬度歌诀”，依序十种，合辙押韵，“滑、膏、方、莹、磷、长、石英、黄玉、刚，金刚”（滑就是滑石，膏是石膏，方是方解石，莹是萤石，磷是磷石，刚是刚玉）。化学老师王鹤清启发了钱学森对科学的兴趣，当时，化学实验室随时开放，只要跟实验室管理老师说一声，不受课程科目的限制，学生进出自由。教生物的于君实老师，常带领他们去野外采集标本，教他们解剖蜻蜓、蚯蚓和青蛙。学校组织各种课外小组，并开设多门选修课，如非欧几里得几何、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工业化学以及中国的诗词、音乐、伦理学，学生饱览各种课外书籍。有些课程用英文授课，到高中二年级就已开设第二外语，钱学森当时除学英语外，选修了德语，外语讲究情景教学，创造语言环境……因此学生的知识面广，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师生关系密切，息息相通。
说起旧事，我还非常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当时高中分文理科，我在理科，我今天说了，恐怕诸位还不相信，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
在这里，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师。
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人云亦云不是科学精神。
今天的大学，能做到这样吗？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样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年轻人与老师的观点不一样，就非常难办了，老师甚至不会让学生毕业。
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回来的那些人都好，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不要把荣誉都堆到一个人的头上，务必将这一荣誉授给别人。
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在今天的科学界，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作贡献。千万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大家积极性。请你立即通知报刊杂志，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撤下来。
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
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
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我一块美元也不存，许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
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
我想为仍然贫穷困苦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美国政府设置了太多的条件，他们不允许我带走我的书和笔记，但是，我将尽最大努力恢复它们。
中小学的老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必须受到好的教育，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
我只是蛋糕表面的糖衣。蛋糕要想味道好，里面的用料必须好。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
接替信息产业革命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将是包括沙草产业在内的知识农业。
内蒙古13亿亩草场的产值平均只有0.20元，这太低了。原因是转化得不够，新技术用得不够，没有系统工程的思想。
草原的草养肥了牛，牛的乳、肉、皮、脏器、骨头都转化增值了，但把牛粪浪费了。现代科技告诉我们：牛粪可以养蚯蚓，蚯蚓可以喂鸡，鸡粪可以养鱼，鱼又可以分层，鱼塘的水在密闭的水泥池子中加上青草可以生产沼气，沼气可以照明、发电。
我们将要迎接信息产业革命。接替信息产业革命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将是以生物技术为中心的知识农业。
用100年时间来完成这个革命，现在只是开始，沙漠地区可以创造上千亿元的产值。
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1955年秋末冬初，我回到祖国不久，在科学院工作。科学院领导说：“你刚回来先去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我说东北我还没去过，就这样到东北去学习。后来转来转去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安排我跟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见面。
陈赓接见了我，还吃了顿晚饭。陈赓问我：“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我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大将说：“好！”事后人家告诉我：陈赓那天上午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我，我听了很感动。
后来，他也是很积极，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就在三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一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花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完会，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我们的科技人员爱国是一贯的，是有光荣传统的。聂老总有句评语说：“中国科学家不笨！”的确如此。我还要说，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得很！而且中国科技人员都是拼命干的，外国人少有像中国人这样拼命干的。
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什么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说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曾经一段时间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总是解释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
当然，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错误，也不是说一点冤枉钱都没花。中国的工业、科技那样落后，我还算是在国外接触了一点火箭、导弹的，但是一知半解。所以说不是没有犯错误，不能说一点钱没浪费，这是学费。但是总的看要比国外好得多，原因就是上面讲的两个方面。我还说：“你说不该搞，那好；如果不搞，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
欧洲是先有文艺的发展后有科学的发展,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只要处理好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完全可以在文学艺术与科学上都超过外国。
我只是沧海一粟!
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开始了世界上最早的原子弹的研制,但无人称爱因斯坦为“原子弹之父”。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在任何新的领域，我们都是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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