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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科学与艺术的联姻
 

钱学森是我国航天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钱学森,人们常常把导弹、火箭、航空等词汇与他联系在一起。其实,对科学大师而言,常人看来与科学完全不搭界的音乐、绘画、摄影、文学等,却是如影相随地常伴左右,成了他的终身爱好且有较高造诣,只不过鲜为人知而已。

科学和艺术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成就了钱学森的事业、生活和人格……

  酷爱文艺的理工生

钱学森对文艺的热爱得益于他从小受到的早期教育。父亲钱均夫早年留学日本,学教育学,很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让他学理工科,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他去学音乐、绘画等艺术课。

钱学森年轻时就特别喜欢贝多芬的乐曲,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对我国古代诗词等文学作品也有极大兴趣。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中时虽读理科,但也学习绘画,师从著名国画大师高希舜。大学期间,他还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管乐队,吹小号。

1930年暑假,钱学森在家养病时,到书店买了一本匈牙利社会科学家用唯物史观写艺术史的书,他不曾想对艺术可以进行科学分析。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他,对这一理论发生了莫大兴趣。接着他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又看了一些西洋哲学史,当然,也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交大毕业前夕,他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音乐和音乐的内容》一文,讲的是如何欣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

“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钱学森常说,他在科学上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

和艺术家聊出搞火箭的想法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美国航空学会和美国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

参加这个协会,是他的同窗好友F·马林纳介绍的。马林纳除了研究航空和火箭,还是一个抽象派画家。钱学森给协会写了一篇讲艺术的论文,提交了几张艺术摄影作品就被吸收为会员。

在这个协会里既有西装革履的科学家,又有留着长发、不修边幅的艺术家。数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钱学森感慨万千:“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们交谈时产生的。”

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也很鼓励他“不务正业”,听说他爱好绘画、音乐、摄影等,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协会吸收为会员,非常高兴,说这些才华很重要,在这方面钱学森比他强。

女高音的歌声让“火箭迷”豁然开朗

然而,堪称科学和艺术完美联姻的则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和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蒋英的结合。

因为父辈为世交,钱学森和蒋英自幼青梅竹马,都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1937年,蒋英考进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开始了在欧洲学习音乐的漫长旅程。而此时的钱学森,则在美国苦攻航空机械理论。分别十年后,1947年,他们在上海喜结良缘,而他们的结婚“信物”———黑色三角钢琴,也一直伴随他们回国。

每当蒋英忆及往事,仍回味无穷:“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即使在美国整整5年的软禁生活里,钱学森吹竖笛,蒋英弹吉他,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以排遣孤独和烦闷。

回国后40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要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把熟识的科技人员邀去欣赏。

一个献身科学,一个从事艺术,双方并没有因在各自不同领域而“隔江相望”,反而互相促进、共同启发,堪称天作之合。

谈到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时,钱学森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钱老总是自豪地对自己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

1991年10月16日,钱老在人民大会堂授奖仪式上即兴演讲,他说:“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集大成得智慧

2005年建军节前夕,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并向他简单介绍了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情况。

“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钱学森思维敏捷地说。

“好哇,我就是想听您的意见。”温总理亲切地说。

钱老接着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

“您讲的很重要。”温家宝频频点头,接过话茬,“像您这样的老一代科学家不仅科学知识渊博,而且文艺修养也很高。李四光先生就会谱曲,您也是一样。”

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曾撰文介绍,钱老爱好广泛,平日常去参观书画展,对国画艺术有自己的见解。他还对书法、诗词、音乐认识颇深,除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交响乐外,也喜欢中国佛教仪式和宫廷礼仪等古典音乐,引用诗词更是信手拈来。

“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钱学森深有感触。

他举例说,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钟情哲学、艺术,每天拉小提琴,还弹得一手好钢琴;为原子弹氢弹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汪德熙也是一位钢琴家;同济大学教授、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还写得一手好诗,竺可桢、苏步青、李四光、高士其、李政道等人都不仅有广博的科学知识,还具备深厚的艺术修养。古今中外的大师级人物,概莫能外。

其实,近几十年来,钱老一直提倡“大成智慧学”的观念,即集大成,得智慧,他借鉴北大老哲学家熊十力教授把智慧分为“性智”“量智”的观点,认为数学科学、自然科学、系统科学、军事科学等10大科学技术部门的知识是性智、量智的结合,主要表现为“量智”;而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美学以及各种文艺实践活动,也是两者的结合,但主要表现为“性智”。“性智”、“量智”是相通的,“量智”是侧重对事物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去探索其本质和规律的学问;“性智”是侧重对事物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的、形象的感受上,从事物的“质”上入手去探索其本质和规律的学问。

“大成智慧学教我们总揽全局,洞察关系,所以促使我们突破障碍,从而做到大跨度的触类旁通,完成创新。”

钱学森十分重视人们“性智”的培养。他曾支持在北京工学院建工业设计学院,创办《设计》杂志和创建工业设计协会,给杭州《艺术科技》编辑部写信,支持他们搞艺术科学和舞台美术等研究,还支持“红学”研究人员利用系统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研究《红楼梦》,这些都是科学与文艺结合的工作。

钱学森从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科学工作往往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然后才是科学论证。也就是说科学创新的思想火花是从不同领域的大跨度联想激活的。而这正是艺术家的思维方法,即形象思维。接下来的工作是进行严密的数学推导计算和严谨的科学实验验证,这就是科学家的逻辑思维了。换言之,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而终于逻辑思维。

他一再强调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道路,因为创新才是科学与艺术的共同灵魂。

“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钱学森成功的事业和完美的婚姻,正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最好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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