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唯一一档深度新闻调查类节目，时长45分钟，每周一期。自1996年5月17日开播以来，《新闻调查》注重研究新问题，以记者调查采访的形式，探寻事实真相，追求理性、平衡和深入，为促进社会正义、和谐、进步发挥着积极作用，该节目的大量报道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去年，被评为中国新闻奖名栏目。《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被业内人士称为"理想主义者"，而他笑称自己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近日，记者采访了张洁，请他介绍了自己新闻理想的形成过程及对媒体责任的思考。相信其闪光的思想和责任意识，对新闻工作者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将是有益的启迪。
从专题到新闻，深识新闻的力量和价值
记者：据了解，通过新闻节目推动社会进步，推动民主法制进程是你的主要新闻价值观，请问，你的这些理念是怎么形成的？
张洁：我最初从事电视工作是在云南的地方电视台。先做新闻，后从事专题报道。我当时的最高理想，是希望做一部人文的、能获国际奖的电视纪录片。
1993年，我到央视《东方时空》工作，接受了孙玉胜、时间、陈虻等这些中国电视界前行者的新闻理念。他们提出电视新闻要真诚面对观众，传播真实、粉碎虚假、平视社会。当时《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提出来要让《东方之子》说真话，摒弃官话、假话、套话、大话。报道真相，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这些理念，加上当时舆论监督和深度报道的兴起，对我的新闻价值观影响很大。以前，我认为新闻的生命只有一天，工作中我逐步认识到，新闻能改变受众的观念，影响社会，对中国转型期社会的正向推动作用非常大。
我在《东方之子》的工作使我从大的理念上，找到了从事新闻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的和谐。当然，前提是信息得到全面、均衡、准确的传播。1996年，我到《新闻调查》工作后，这种观念就更强。2003年我接手这个栏目后，"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观，促进社会的公正与和谐"就成了《新闻调查》栏目功能的清晰表述。
从改变自身做起，启蒙新闻理念符合国情
记者：一直以来，《新闻调查》都是以揭露性报道为主，这也符合当前不少观众的口味，然而，我发现这两年《新闻调查》批评性报道减少，增加了一些启迪性的节目，这是为什么？
张洁：《新闻调查》是以深度的揭示、分析社会问题为已任的调查性节目。我们希望通过积极的报道，对中国的民主、法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怎样做到呢？首先，对公共权力和公共领域的监督是我们节目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外，在2007年，我提出了一个"监督与启蒙并重"的理念。公民社会中政府如何做政府——民主、法治、廉洁、高效、透明？公民如何做公民——维权、博弈、妥协、平等、公平、规则？当然，启蒙的前提是我们媒体人自身，我们如何发现自身的不足，如何发现社会中进步的因子？监督节目选题是涉及到违法乱纪的问题，而启蒙的节目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选题。在当前利益多元化的转型社会，各个利益群体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维护自己正当权益，同时尊重他人的权益。从而达成有序和谐相处。
有了这样一个理念后，我们的选题就找得特别准。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电动自行车是开禁还是解禁的问题，以此来说明地方政府如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题中之义；比如说报道了成都市探索服务型政府的模式，把权力下放，比较好地避免了公务员"寻租"现象。这种启蒙类节目与监督类节目一样，也能促进民主法制社会的进程。所以，2007年，《新闻调查》在报道方向上变为监督和启蒙并重，这也适合中国的国情。
媒体要有主动性，要有自己的声音
记者：我了解了你的新闻理念和《新闻调查》节目的追求，从中强烈地感受到了"责任"两个字。你认为，我们的新闻媒体应如何去履行责任？
张洁：我感觉我们不少媒体有种被动感。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中国，他找不到自己应该干些什么。当前，公权力滥用、贪污腐败、公共资源被侵占现象比较严重。这些对社会主义的基石有危害的东西，不正是我们的媒体要主动去关注和呼吁清除的吗？但舆论监督会带来风险，阻力是很大的。所以，现在有一些记者缺少这种责任意识，部分记者甚至利用当前的位置，为自己谋利益，于是，就出现了虚假新闻、有偿新闻和有偿不新闻的现象。
说起舆论监督，也有一种偏颇现象，那就是道德先行。比如我是一个同情弱势的记者，在涉及民告官、警民冲突、医疗纠纷的报道上，可能会把强势方面的合理性放得小，无理性部分放得大，对另一方则反之。这样的新闻操作违背新闻专业主义公正性原则，它对社会的伤害同样不可低估。新闻作为一种媒介权力，它的公平是对所有公民，所有社会阶层的公平。也就是"事实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在做深度报道时认识到：一个对立事件，你介入后会发现，往往矛盾双方都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因此，一个理性的深度报道，是要把矛盾各方的合理性和无理性全摆出来，让公众做出是非判断。否则会误导公众的情绪。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知道所做的报道怎样才能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甚至是全人类有利。
真实性非常重要，思想高度体现责任
记者：调查类新闻节目的基本要求就是客观真实性，对此，你如何认识？
张洁：我一直觉得记者这个行业挺神圣的。亨廷顿在他的"文明冲突论"中预言了人类几大文明之间的冲突，我认为，如果文明果真冲突的话，不是文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传播文明的媒介出了问题。记者是文明的传播者，从这个角度说，不带偏见的传播是多么的重要。虽然，媒体不可能不受政治影响，但新闻报道的高级境界，一定是体现崇高的新闻理想，体现人类情怀的，是超越种族、宗教、党派、阶层等等限制的。如果这样去认识记者这个职业，所做的报道，一定是接近客观真实的。
我觉得真实性太重要了。比如说我要报道一个人物一个地区，如何传播才能是个真实的？即不粉饰，也不妖魔化？这样的传播是对社会负责的。把不具备的吹上了天，受众会觉得媒体在说假话；对很多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视而不见，将对方贬得一文不值，受众会认为媒体是个妖魔化的媒体。
好的报道的前提是什么？是责任，是新闻人对社会的美好预期。比如我们期待我们的社会理想是怎样的，未来是怎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有了这样的美好预期之后，我们才会按我们的价值标准去做出判断。
记者：据了解，你对电视的批评也不少，请你谈一谈？
张洁：我认为，一些娱乐和法制类新闻中有些格调不高的内容，对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不小的影响。尤其对孩子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不否认电视的积极作用，但这几年，我对电视低俗化批判是很厉害的，主要针对的是娱乐节目的媚俗化、法制节目的猎奇化、民生新闻的庸常化。尤其是法制新闻的火爆有其隐患，带来的副作用是是媒体公信力的丧失。因为媒体与司法机构利益的互惠，必然会影响对公权力的监督；此外，法制节目为满足观众的猎奇心，会逐步走向极端，过度展示作案和侦破细节。我了解到，有的犯罪分子做案手段就是通过看电视学会的。
当前的电视界，娱乐、民生、法制类节目依然是收视率英雄，我批评这些节目，不是忽视他们的积极一面，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警惕到收视奇迹的另一面。
我常把新闻这个职业的功能拔高。我认为，媒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新闻人在思想上、视野上要有一定的高度，才能不辜负记者这个光荣的称号。
张洁，198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中文系，1985年在云南投身电视业。1993年加盟央视《东方时空》，1996年供职于《新闻调查》，编导的主要节目有《西古县村纪事》、《公交是否优先》、《公开选拔副局》、《嘉化改制录》、《香港百年大事记》、《真理标准大讨论》、《第二次生命》、《眼球丢失的背后》、《硝烟中的霸权》、《战火中的中国记者》、《鱼死之谜》、《羊泉村记忆》、《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上下集）。2000年11月起担任《新闻调查》副制片人，2003年3月起担任《新闻调查》制片人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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