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杨季康(1911—)，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文革"后主要的散文创作成果是《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另一个随笔集《将饮茶》，部分也写到了"文革"期间的遭遇，但更有价值的，是回忆亲人往事的部分。另出版有《杨绛译文集》。
一代学者钱钟书夫人，九十二岁高龄的杨绛先生近日推出新著《我们仨》，深情地记录了她和钱钟书及女儿钱瑗在一起的日子。此书保持了作者一贯的优美风格：在温婉平实的文字中，蕴涵着深邃和厚重；所写的都是日常的枝节，却处处显出浓郁的人情味，及真正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股朗朗清气。
如今，与丈夫和女儿"失散"了的杨绛先生总是默默地"一个人，怀念我们仨"……
1997年，钱钟书和杨绛的爱女阿瑗去世。1998年岁未，钱钟书先生去世。三人就此失散了。如今，杨绛也走到了人生的第92个年头。"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杨绛这样说。当笔者的耳边每每响起这句话，心总会蓦然一悸。相信所有听到者，都会潸然泪下……
【杨绛：(当年)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
这便是钱瑗的出生。
当初怀孕时，杨绛以为可不必理睬，但后来才知道得全身心投入。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她："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钟书曾说不要儿子，要女儿──只要一个，像杨绛的。杨绛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后来的女儿钱瑗真的像钟书，不过，是后话。
【杨绛：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实际上，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钱钟书先生自不必说；杨绛也很独立，她的戏剧、翻译、小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儿钱瑗是一门学科(英文文体学)的创立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在生活中又相互支撑，相守相助。学者的身份之外，杨绛先生是妻子、是母亲，她在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沦陷，钱钟书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先生写的《弄假成真》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当时钱钟书正在写后来影响颇大的《谈艺录》)，钱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可挣一些钱贴补家用。杨绛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钟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钟书笑，杨绛也笑，整部小说的艺术品位形成，这便是钱钟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与杨绛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一家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去作，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杨绛全部挑起负累，让丈夫、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她每天要去探望，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
【杨绛：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钟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九名学生获得奖励。随着《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此时此刻，《我们仨》朴素而干净地摆在我们面前，一如先生高尚的人格。
今天，杨绛先生已步入生命的第92个年头！
她真的老了，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听力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已经闭门谢客。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过去，她总会温和地聊几句，然后说她的胳膊有些酸了，让人不好意思再打扰。我想，我们真的不必再打扰，只是静静地读一读她和钱钟书的书，真的，这就足够了。《我们仨》中，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杨先生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冷隽幽默。钱钟书、杨绛、钱瑗"我们仨"，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自己却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现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钱钟书语)，爱女之心，爱夫之切，高尚人格，尽在其中。
我在北青报上发现了《我们仨》，这是本难得好看的书，两个整版的选载当然不过瘾，我便求先生在大学门口的书店里给我买两本，先生遍问书店，终有一家告诉他：书还未发行。隔几日再去，才买到。
拿到书后，我断断续续看了一个来月才勉强看完，看来好书是不必一下子读完的。这个周末不巧有件烦心的事，我有点发蔫，不知怎么，想起了《我们仨》，没关系，我还有《我们仨》，精神顿时抖擞起来———《我们仨》倒成了治心病的药了。
于是，午睡时间，我靠在床边继续读《我们仨》。
《我们仨》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只有两页，第二部分也不长，用了意识流的手法，通过梦境，亦真亦幻来写，用词有点像旧小说。着墨最多的是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杨绛从1935年和钱钟书结了婚同去牛津求学写起，以她惯常的冷静的谐趣的笔法，写了她和夫女相处的种种。三个酷爱读书的聪明人的故事当然好玩，他们下馆子还兼带看戏———观察其他桌上的客人，实在是有些淘气，这个细节很典型，钱家人总是以观赏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和生活保持一点距离，这让他们有了一种宠辱不惊的超然，不会过度沉溺于经历过的悲欢起落。
钱钟书夫妇不仅好书，而且好玩，他们把很多事情都当做是玩。"我们很欣赏动物园里的一对小熊猫。它们安静地并坐窗口，同看游人，不像别的小动物在笼中来回来去跑。"不知怎的，我觉得这句话简直像作者的自况一样。
看杨绛的文字老觉得很悬，有些对人物的调侃，再过一点点，便是刻薄；有些处事的方式，再过一点点，便是倨傲。可人家的文字忽左忽右，愣是不出圈，不是高手，谁敢这样玩。
书的封面很素，棕色的竖条纹，除了上方隐隐露出的钱瑗写的几个字（她对父母的称呼及其自称），没有其他装饰，却显得漂亮得不行，正像杨先生的行文，平淡之中自有一股真趣逼人。
在我周围，《我们仨》的第二个读者是我的先生，他在买到书的当晚就读完了。另一本，我送了一位朋友，她未曾对我说起感受，但最近见她步履轻盈的样子，想必这书让她内心妥帖。今晚，先生问我："你说，那个诬陷钱钟书的人是谁呢？"我直乐，这也是午后我看了书特别想知道的。可惜杨绛在书中凡写到令他们愤懑的往事时，一概用曲笔，我们终不得而知。
其实，那第二本书，我本想送给另一位好友的，可惜，正如杨绛在书里引用的诗一样：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经历了一些龃龉之后，我和她竟越来越疏离了。好东西易碎，似乎应该看开些，但人间至情，又如何舍得？
看了《我们仨》，我由亲情而想到友谊，颇多感慨，一本能让人思绪千里的书，当然是好书。
92岁高龄的杨绛，用心记述了钱钟书、她和女儿钱瑗这个特殊家庭63年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的《我们仨》，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后，便引起读者的兴趣。日前，记者从京城各大书店了解到，《我们仨》一上架就成为书店的热销书。
■家庭温情最令人感动
"我用了周末的时间读完《我们仨》，其间哭了好几次。最感动的是因为这个家庭中荡漾着的那种亲情。"一位在三联书店买了《我们仨》的女读者说。另一位家在外地的25岁的小伙子说，他看完这本书也哭了："我喜欢杨绛的叙述，含蓄的、节制的，用细节打动人，不随便抒情。情绪不是汹涌的，而是弥漫在字里行间，这是他们那一代的风格。钱钟书、杨绛安定、美满的爱情和人生，令人羡慕。杨绛遥想当年时，依然满怀幸福的记忆，依然有少女的甜美，这让我流泪。"16岁的中学生菲菲觉得，看杨绛的书一点也没有年龄差距，没有时代的距离，就像和自己的好朋友聊天。
■买书为了解钱钟书生活
据了解，《我们仨》上周在三联上架至今，已经卖出500多本。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和北京图书大厦，仅周末两天，该书就售出近700本。购买该书的读者多是通过媒体了解到该书出版信息的，两个星期以来，一直有读者打电话询问书店是否有该书。"钱钟书和杨绛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可是他们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让人们很少了解他们的生活。现在由杨绛写出，应该值得一读。"有不少读者是抱着了解钱钟书的生活而购买该书的。
■女儿病中起笔母亲孤独完成
早在1996年，钱钟书和女儿钱瑗先后生病住院期间，杨绛就起意撰写这部回忆录。这年年底，钱瑗病重，请求母亲由她来写《我们仨》。在护士的扶持下，钱瑗躺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开始一篇一篇地写。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是上小学时，作文开头的套话。现在，活到60岁的时候，多少也明白了这句话总结了千百年来为大家所接受的真理。不久前，我因病住院，躺在床上，看着光阴随着滴滴药液流走，就想着写点父母如何教我的事：从识字到做人。也算是不敢浪费光阴的一点努力。"到1997年2月底，她已经写了5篇。杨绛看重病在身的女儿写得实在辛苦，劝她停一停。没想到5天之后，也就是1997年3月4日，钱瑗就去世了。杨绛接着忙着照顾钱先生。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去世后，她才开始动笔，完成了这部回忆录。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谁家没有妻子儿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我们或四个或五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样儿罢了。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的生活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这是杨绛的《我们仨》。
一个温馨的家庭，一段绵远久长的回忆。
杨绛是幸福的，因为她有饱学而多才的夫君钱钟书，有一个可爱聪慧的女儿圆圆，有一个学习气氛浓烈的家庭。正因为此，这个家庭注定不平凡而受人瞩目。
一个女人，不管她的事业如何成功，她的核心一定是家庭，那才是她所刻意想经营的最好的事业。子女是她和他的结晶，他们共同的期盼。
杨绛、钱钟书，他们是文人，是名人，然而，他们首先是父母。对他们仅有的一个乖女儿--圆圆，那种与生俱来的关爱与体贴，溢满了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感动。
天下之悲，莫过于白发双亲送黑发子女先自己而行。想来，垂垂老矣的钱钟书，98年辞世时也是带着满心的遗憾的，于是，只留下了白发苍苍的母亲--杨绛，搜罗所有记忆，哀哀地写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这种笔调，我能看懂后面深藏的悲哀与无奈。
还好有回忆，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我们可以追到已逝的人曾经经历的点点滴滴，共飨回忆的过程吧。
笼统来说，这本书算不得一本小说，也算不上有多么精彩。但是，这是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母亲用其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采撷一家三口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间又穿插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动荡场景而写成。在稳固和谐的家庭里，外界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那些震荡山河、颠倒众生的乱世，在杨绛的笔下，竟然是弹指一挥般地瞬间远去。波澜未惊，家还是那个家，依然有着无尽的欢声笑语。女儿和钟书经常合起来笑老妈，父亲和母亲有时也合起来笑女儿是个小呆瓜，总之，"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字里行间，无限地怀念先逝的女儿和丈夫。
记忆是可以永存的，只要你想。那些旅居国外时的难处和二人共同的"探险"，经历过重重阻挠又顺利回国报效祖国，决心静心做学问的时候又遇到种种外境的困挠的时候，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可以延续人的斗志，让人坚忍，让人的心里，时刻都充满着爱心。夜晚，灯亮起来，三人共一片夜色，看各自的书，父亲编出了皇篇巨制《管锥编》、《谈艺录》；母亲则翻译出了许多国外名著，其中有反对骑士精神的塞万提斯之著《堂。吉诃德》；女儿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兢兢业业，辛勤而刻苦地钻研。有谁会不羡慕如此一个平和的家庭呢？
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功名于我如浮云"。所有的虚名浮利对于真正做学问的人来说只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追求。
母亲心里眼里的孩子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唤一声爱女"圆圆"，女儿的病痛她无法为之消除，很急，却没有任何的办法。眼睁睁看着她一天天消瘦，痛在心里。女儿也十分了解母亲的心情，临去世前，也念念不忘叮嘱母亲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告诉母亲如何煮她爱吃的东西。
看到某个瞬间，那一刻，心底有些莫名的感动，竟然想哭。
一本书的流行，不在于它辞藻之华丽，不在于它情节之曲折，只要有情，有真情，那就够了。
杨绛在垂垂暮年，记下这些回忆，其中有怀念女儿及钱钟书大部分的原因。而对我们来说，被真情打动过一次，记住生命中曾存的的一些美好，足矣！
杨绛：为译书而学一门新外语
杨绛先生译的《堂吉诃德》，是我国第一部从西班牙原文翻译的译本。1957年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把翻译《堂吉诃德》的任务交给杨绛，她找来英、法文五种版本比较，发现有的文句差别很大，很难判断哪个最准确。以杨先生的英文优势，她选用英文本来译最便当不过了。但是她认为，要译就必须按高标准从西班牙原文来译，为此，她下决心开始自学西班牙文。到了"文革"前夕，她的西班牙文虽然发音有的不大准，但用来译书完全可以胜任了。1978年，她的译本终于问世了，前后历时21年。这个译本因质量优秀，不仅备受称誉，而且持久畅销。是什么力量促使杨先生为译一本书而下苦工去学一门新外语？这种惊人的毅力，正是来自对读者高度负责的高尚译德。
不仅如此，《堂吉诃德》第一版是于1605年根据塞万提斯手稿排印的，后来发现拼写、音符、缀字、标点等差错多达3000多处，于是随之出现了多种"编注本"。对此，杨先生做了许多调查和比较，负责地选用最严谨的版本，并在翻译当中，广查英、法、西等多种文字的资料，认真考订，对所有异词、疑句和典故都做了详尽的注释。例如，书中有很多西班牙谚语，她在注释中不仅标明典出何处，对主人公没有讲完的谚语，往往还举一反三，举出类似的谚语，使读者对人物形象的感受更加丰富。该做的，做到了，没要求做的，她也主动做了。杨先生这种高标准译书的精神，无疑值得大力弘扬。
杨绛曾翻译过19世纪英国诗人蓝德的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年逾九旬的老作家杨绛先生笔耕不辍，记录她与丈夫钱钟书、女儿钱媛家庭生活的新书《我们仨》正在紧张的二校之中。负责出版该书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透露，《我们仨》原定于五月推出，由于非典原因这本书将推迟到本月底与读者见面。
钱钟书、杨绛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围城》、《洗澡》两部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然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不甚了解。１９９８年钱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和杨先生惟一的女儿、曾在北师大任教的钱媛已于此前一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数年后，９２岁高龄的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６３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耄耋之年潜心写作特殊家庭６３年的风雨人生，作家杨绛近况如何？惟一的女儿、一生的伴侣相继离去，杨先生晚年非常人所能体味。同样是由于非典，本想登门造访的记者只得数次电话采访了杨绛先生。
淡泊杨绛——"不希望报纸都连载"
记者：《我们仨》写了多长时间？书还没出来就有读者打电话给报社，要求将该书做连载。
杨绛：这本书花了我将近两年时间，真正动笔是从去年开始写的。书没必要连载吧，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有喜欢看的就买书来看吧，如果都连载，碰上有不喜欢的读者那不是耽误人家时间吗？
记者：写这本书是对死者的怀念吗？写自己的亲人是否同写别的书，比如《洗澡》感觉不一样？
杨绛：没什么大区别。这本书其实是同我其他许多文章一起创作出来的，只是写家庭生活的这部分较长，有十几万字，三联单独拿出来出版。还有许多内容都没收录进去，比如一些修改过的短篇小说、散文什么的，这部分都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成《杨绛文集》出版。具体出版日期我还不太了解。
记者：《我们仨》主要谈了哪些内容？毕竟我们的读者还没看到新书。
杨绛：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我们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记录了自１９３５年与钱钟书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媛，直至１９９８年钱先生逝世这６３年间的生命痕迹。
记者：这本书是单纯的回忆录吗？
杨绛：不能这么说。有一部分是回忆录，一部分不是。
困惑杨绛——"担心时间被电话消耗掉"
记者：杨绛先生，最近身体怎么样？
杨绛：还凑合，身体毛病很多，九十出头的人了，哪儿能没病呢？（笑）
记者：每天的饮食起居如何？
杨绛：我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时间，我知道自己也来日无多，时间是最宝贵的，想尽量多些时间来写作，把能做又该做的许多事做出来。我一天多数时间都是在写作，有保姆照顾我。
记者：您现在最大的生活困扰是什么？
杨绛：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尤其是电话太多，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会被消耗掉。你能不能代我转达给那些想来采访或看望我的朋友们，杨绛谢谢他们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你想，即使大家来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只凭这一天交谈就成了朋友吧，还是请大家给我留些时间吧，那样我写些文章出来，大家看到后就权当成我写给大家的一封信吧。
记者：我们曾经在信报文化版的"感动中国的作家"栏目中介绍过钱钟书先生，您是如何看待他这个人的？
杨绛：钱钟书完全够得上"感动中国的作家"，这个话题很好，但我作为他的老伴儿谈他太多还是不太好，你能不能找这方面研究他的专家来谈？那样可能更好些。
与杨绛先生聊天让人很矛盾，一方面先生毕竟上了年纪，同她讲话要尽量大声，另一方面她的思维又非常敏捷，根本感觉不出是９２岁高龄的老人；一方面想同这位德高望重的作家多聊一会儿，另一方面又觉得老人寸金寸光阴，占用太长时间实在是犯罪。
杨绛先生最后让记者转达她的谢意，感谢读者对她的关心和对她的家庭的关注，"如果认为我还有什么价值，那就烦大家看看我的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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