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部警察》的刘队让王奎荣一炮而红后，他又先后在《黄金稽私队》、《在劫难逃》、《终极悬案》、《绝对控制》等多部警察戏中扮演了公安人员。甚至有人把王奎荣“捧”成个“超级警察专业户”。
荧屏上王奎荣那张亦正亦邪、大忠大奸的脸很容易让观众陷入他扮演的角色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悬念中，每每急于知道答案的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去探究、揣测警服下他真正的身份，没想到这次我终于有机会去面对面了解荧屏下的王奎荣。
为追梦39岁玩命儿考大学
“我对艺术的喜好完全是受我嫂子的影响。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嫂子是中国话剧团的干部。那时候，剧院只要有演出一定是先让“家里人”看，也就是现在的彩排。那时年龄很小，故事背景人物性格等等我都不是很清楚，但可以肯定地说，我对表演的兴趣就是那时产生的。中学毕业后，我进了一家工厂当模工并且成为宣传队的一分子，学表演当演员就成了我当时的梦想。
“工厂宣传队的演出虽然有些业余，但我很满足，而且很过瘾。尽管在宣传队里做了很多演出，但表演对我还只是兴趣而已，我还必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直到进了北京总工会下的文化宫后，中央戏剧学院老师不着痕迹的表演才真正打开了我的眼界。渐渐地，我觉得自己很肤浅，对艺术的理解和领悟总是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唯一能提升自己水准的就是考大学。”
结果，王奎荣不仅在39岁高龄成为中央戏剧学院“文革”后第一批表演干部专修班的学生，而且成绩不错。了解王奎荣艰辛求学路前，他的3个“如果……”并列句让我提前感受了他渴望“进步”，要求进行系统学习的迫切心情。
“像我这样的情况如果不进行一次深造，如果不进行一次理论上的学习，如果不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专业训练的话，恐怕端这个饭碗就比较困难了，当然从我的角度讲这是成为一个优秀演员的基本，填充缺乏的知识对我是非常需要也是非常必要的。
“当时我真的忍受着很多很大的压力。当同事和周围的人知道我要考大学时，所有的人都对我抱着怀疑的态度，一些人甚至公开在我面前说：‘行吗？’‘我觉得够戗。’包括我的指导教师都很担心。我明白他们的心思，至于那些评价，我把它们当做是激励自己的善言，每次面对这样的‘劝解’。我都会笑笑，然后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行不行，那就去试试。’
“真正的压力来自自身，而那绝不是良好的心态就可以控制的。我的基础实在是太差了，正经地说，我只能是个初中毕业生。为了补习功课，我在灯市口找了个夜校。白天我要参加团里的演出，晚上骑自行车夹着个小书包飞奔着去上课。
“在那个临时班级里，其他同学都是应届复读生，他们的年龄和我的工龄差不多，当时补习老师看见我都觉得非常可笑，一个劲儿追问我，当得知我要考中央戏剧学院时，他眼睛嘴唇整个面目表情都写着怀疑和疑问，我告诉他，我也觉得自己不行，但我想拼一下。
“因为我功底差，又荒废了十几年，很多课程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书。老师上课讲的内容课间十分钟后只剩90%，下了课骑车回到家就剩70%，第二天一觉醒来后就剩50%了。
“更为难的是，我根本没办法用百分之百的时间来巩固剩下的50%，因为我还要工作，还要做家务。别人用2个小时就会记牢固的知识也许我就要花费6个小时，每天我不论走到哪里嘴里都念念有词。只有这个办法，没有任何捷径。”
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短暂补习，王奎荣如愿以偿迈进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大门，在班里他年龄最长，人人都叫他老大，结果这个称谓从校园叫出了社会，一直叫到现在。
“两年的大学生活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我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我还会晕乎，结果大学系统的学习像是一双妙手扒开了原本遮挡着我的那些乌突突的东西。其实，学校不仅让我在专业上清晰起来，而且我的思维、人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者说是得到了升华。在那里我知道了不论哪个行业只有先做好人才会有所成就，这是基础。很简单的道理做起来就很难了。为了让自己做好人，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些‘戒律’。比如，要把自己很平和地摆在一个位置上，一个比合适自己的位置更低些的位置，这样剩下的那些空间别人是要仰视的，可如果定高了，富余出的不实际的部分就会被人俯视。”
事业丰收第一次婚姻却落幕
在采访王奎荣39岁考大学的过程中，我几次问到了他爱人的态度。之所以会问，是因为那句“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会支持他，关心他，鼓励他，但王奎荣一直在回避着这个问题。
当然，最后我知道了答案也知道了王奎荣一直回避的理由。“我们分手了”，这答案让我有些措手不及。王奎荣很大度地说：“我从来都不隐瞒这个问题，不想再提只是因为那毕竟是翻过去的一页，是命和缘分。”
“大学毕业后，我本想在演艺事业上开始施展自我，但没有想到又被任命为儿童艺术剧院的副团长。那时，我既要忙于专业，又要关注行政管理，这样势必会出现一个矛盾。结果家里又出现了问题，没办法，我们只能分手了。当然，我知道不单单是这一个问题造成了我们之间的分手，其实是多少年诸多分歧的积累。
“跟前妻离婚后，我把全部家当都留给了她，穿着身上的衣服揣着肚子里的粮食走出了家门。当时一个记者曾经在文章里这样描述过我那时候的生活：王奎荣住在单位一个机房里间，一间16平方米的小屋，一张铁床头的木板单人床上放着发黑了的被褥，满地的烟头、烟盒和鞋子，一部黑色老式电话机，两件当年自己设计手工制作的家具。当时那个记者‘参观’我的小屋时还是寒冬，根本无法透进阳光的屋子更显得寒气逼人，本来进去挑照片的她根本就没进屋，只是站在门口发了半天愣，我记得很清楚，她那篇文章的结尾是：‘我不知道王奎荣今年春节怎么过？’
“没想到的是，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了很多求爱信，弄得我很被动。我很想跟这些好心的女士们解释，但我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王奎荣讲到这里时，笑了笑。这个意料之外的小插曲把我也逗乐了，因为我也很想知道那年王奎荣的春节是怎样过的？
“我跟前妻离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是平生以来最痛苦的一个春节，那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体会。以前，在父母身边，父母去世后就在哥哥身边，每到除夕夜都是一家人。可是离婚后，我不愿意给哥哥找麻烦，就没去，而且我还把孩子都轰到了前妻那里。我跟他们说：“不用陪我，我自己可以。
“除夕晚上我把团里当时唯一一台苏联老彩电搬到了自己的小屋，买了很多啤酒、小菜和花生米，准备自己过年三十。可是当窗外响起“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周围欢天喜地合家欢聚的热闹气氛扑面而来的时候，一股从未体验过的酸楚涌上心头，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眼泪啪啪地往下落。原来我以为我很坚强，我可以扛得住，但那时我才知道自己真的扛不下去了，一听易拉罐啤酒我愣是喝不下去，要知道平时我的酒量很不错的。我就靠在木床上硬挺着，到现在印象还非常深。”
小破屋里绽放爱情第二春
有了第一次孤独体验后的王奎荣在之后的两个单身春节里，依旧选择了孤独。我知道很多东西都可以成瘾，但痛苦的孤独应该不会。那么王奎荣的理由又是怎样的？“因为我挺过来了，再苦我也不怕了。但我觉得她的承受力没我大，如果我能扛1000斤，她只能扛300斤，既然如此还不如让我扛。”王奎荣的语气很坚定。
不过，孤独而又痛苦的春节3年之后就被暖意融融、爱意浓浓的春节取代了。
“我的夫人是从山西调进来的，我们相识完全是因为工作。当时她是儿童艺术剧院下属文化公司的一个干事，以前，她也是个演员，后来改行了。因为我是领导，工作上我们会经常接触，经常见面，就有了些好感。但那份好感是埋在心里的，谁也没有表露。直到1993年我带团去新加坡访问。
“那一次一走就是一个月。当我回到机房，推开小屋门时，眼前的一切让我愣了很久：我所熟悉的东西都没有了，包括我最喜欢的一双皮靴也不见了，所有脏、乱都没有了，地面是一尘不染的，被褥是新的，整个房间焕然一新。回过神后，我大叫：‘谁动了我的房子？’同事告诉我，是我现在的夫人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扔了换成新的。她的举动大大触动了我，我感动极了，觉得很温馨。当时我并没有表现出激动，毕竟年龄阅历让我很难像年轻人一样外在地表现激情，但我的心里是热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比年轻人的热更实在一些。
“从互有好感到她那让我倍觉温馨的举动，我们之间并没有说过什么，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她的选择一定是经过考虑的，毕竟她也不再是个年轻的人，她也曾有过家庭的。她对于自己做的事情一定很明白。我们的感情发生了巨变。1994年，我们结婚了。”
尽管，那是一个没有请一个客人，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婚礼，但一枚戒指将他们紧紧地“锁”在了一起。刚结婚的时候，他们还是居住在机房的里间，直到3年后，他们才搬进了真正的新房。”
在朋友中很快乐的王奎荣在家庭生活中要严肃很多，在他看来朋友是平等的，而家里会有父母与儿子，丈夫与妻子的不同角色。但王奎荣坦言，对于家务事，自己很懒，所以家里的事情都由老伴照顾。
屈指算来从1994年至今，王奎荣与现任夫人的婚姻也已进行了14年，很想听听他们之间许多快乐幸福的故事，但王奎荣仔细想了想后说：“记不清了。”也许，他太幸福了，以至于不知从何谈起。“往往有的时候特别幸福的事情记不住，印象最深的反而是让你疼的东西，因为那是一道伤疤。”这是经历了痛楚和幸福的王奎荣对感情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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