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东城区的一所小学，陈云英正在为一位随班就读的残疾孩子做测试。测试完成之后，根据孩子的情况她将与老师一起为他指定特殊的学习方法。让残疾孩子到普通学校与正常的孩子一起随班就读是陈云英在1987年首次在我国倡导并开始实施的。
记者：您在特殊教育方面提出让这些特殊的孩子能够到普通学校去随班就读，让他们比较集中地在一个特殊的培智学校去学习的话，有什么样的弊病呢？
陈云英：从理论上，我们认为一个孩子如果不是非常重的智力落后的话，他到了一个智力落后的学校，也就是特殊学校，处理智力落后儿童的学校去的话，老师容易低估了他的水平。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的潜能可以达到60分，那么老师就把他当成30分的孩子教，这样这个孩子在这个教师的教学设计当中，只想帮他实现30分，结果这个孩子就变成真的是30分的孩子了。但是到了那个普通学校去，有一个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说一般的老师普通学校老师他往往对孩子还是有比较高的期望，说这个孩子不应该只是30（分），能不能40（分）或者能不能50（分）能不能60（分）？然后最后使随班就读的学生就会实现他真正的潜能，60分的可能性就有。
记者：您指的这些特殊孩子，还是说有基本的学习能力的就是弱智的孩子也是属于这样的范畴吗？
陈云英：他也可以跟同龄的孩子在普通的学校里一起去上课，能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一般人把学习能力等同于学科能力，学科能力就是说，你语文课考多少分你数学课考多少分，但是一个人的学习能力是很多样的。重度残疾的孩子，如果你用毅力来评估他的学习能力的话，就是说他可能在毅力上比某些普通孩子来说他毅力还高。我就培养过一个很小的孩子，很多年前了，他三岁，他是一个脑瘫的一个孩子，我们培训他的时候就想培养他能够比较稳的小跑，他给我印象特别深。在训练他的时候我经常是含着泪水看着他，就是说培养他的时候，比如要求跑半圈或者要求跑100米，从这儿到那儿，然后你不要着急，从这儿过去，然后再回来。他往往他这一段做完了以后，他就会看着我，他要求我就是说再做一次再一做次。三岁的孩子，唉！再做一次，因为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三岁脑瘫的孩子他心里面就有非常强的学习愿望。我不能保证这个孩子去考语文、考数学，像人们所说的学科成绩很高，但是呢，用我们特殊教育的这个乐观积极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理论专业，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是有学习能力的。
解说：这张照片是1987年陈云英在美国获特殊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时的留影，那时侯陈云英就做出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不留在美国工作，也不回故乡台湾与父母团聚，而是来到祖国大陆发展。一年以后，陈云英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特殊教育研究机构“特殊教育研究室”。目前，我国的残疾儿童入学已经由1987年的6%增加到了中小城市60－70%、大城市100%的比例。这个数字中蕴涵着陈云英十多年的艰苦努力。
记者：跟正常的孩子比，特殊的孩子，比方说智力障碍的孩子他到底是不太一样的。您第一次比较深入地接触一个这样的孩子的时候，给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陈云英：那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到一所聋校去服务，正好是个阴天，然后灰蒙蒙的远山，然后进了那个学校。是一个黄昏的时候，四、五点的时候，然后我走进那个学校的门，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没有听到声音。然后我就以为全部的人就走了，然后我再拐一个弯，我就听到那个球就这样“嘭嘭嘭”打在水泥地上的那种声音，然后就听到“呃呃呃”有一点点那种声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然后再拐一个角我一下就楞住了。一下就对我的刺激非常的大！我看到一个操场上面有几十个聋童在打球，几十个听力障碍的聋童在打球，然后他们不像我们在球场上听到的那种尖叫呐喊都没有，他们在一种相对沉默的状态下面打球，也打得很欢。但是呢，这样让我感觉到有声跟无声之间的差距。通常当一个在某些方面有障碍的人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不同的人对待的态度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不愿意理他，有的人会表现出百分之百的同情去帮助他，这个时候这个好象也不太准确。要尊重对方的尊严的情况下来帮助他。
记者：什么叫尊重对方的尊严？
陈云英：就是说有些残疾人，他自己比如走路不方便，别人要搀着他，他就会告诉他“谢谢你，我不需要人搀着我”，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你就不要搀着他，因为对他来讲，你搀着他，对他是很不尊严的。
解说：陈云英这样评价自己的性格，“我是一个热情而有说服力的人”，当年在美国选择专业时，导师和朋友们都劝她选择超常儿童教育，因为教育天才儿童更容易出成果，可是陈云英始终不能忘记在台北聋校操场上的那一幕，所以她选择了难度大的弱智专业教育，因为陈云英认为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
记者：您研究的是特殊教育，应该说这也是一项有一点特殊性的工作了，您觉得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会比较适合于做这样的工作呢？
陈云英：我觉得一个比较自己要求自我满足的一个人，而不是很多的功利思想的人，会适合做特殊教育。你要对这些儿童永不放弃。有的老师说，我做了10次他还不会，我说可能第11次就出来了，你再试一两次行不行，就应该有这种耐心、爱心，持久地为了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理想、愿望而付出自己的心血的，一个心态或者一种意志。
记者：以您来讲，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适合这样的工作的呢？
陈云英：我好象很年轻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就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在青春期经历了一个不知道我是谁或者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有几次都是追问得非常痛苦，然后到了大学以后就有时间去参加一些社团，就是参加一个大学里面的“爱爱会”。这个“爱爱会”当时去做社会福利工作的，我们学生就去找经费。找经费然后到老人院、孤儿院、特殊学校、少年监狱去做这种各种各样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群的工作。在做这些人群的工作，我看到他们人生的不幸，或者看到社会对他们的不公，然后也看到就是说如果我能帮助他们一点，我感觉到我的生命就有意义。所以我大概是20岁的时候找到了这个我“必须有人需要我，我活下去”才有意义。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没有人打电话找我，或者没有人需要我去工作，没有人需要我去教书，或者没有人要求我去做研究，我觉得那就是我生命停止的时候。
解说：有两件事常常挂在陈云英心里，一件是有多少残疾孩子还没有入学，另一件是还有多少老师需要培训。她说，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从年轻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最热爱的事业，而且她认为这份事业是一份终身的事业，只要有人需要，她愿意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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