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外孙刘建、刘敏、刘武：并不遥远的朱德家风
10月25日，在长城脚下，晚秋的北京郊外，刘建兄弟三个聚集一堂——刘建、刘敏、刘武。他们的母亲是朱敏，朱德元帅唯一的女儿；而在“爷爷”朱德眼里，他们是留在身边的孙儿们。
30多年过去了，在孙儿们眼中，与朱德元帅一起的日子，其实并不遥远。
不让外孙喊“姥爷”
朱敏共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刘建、刘康、刘进、刘敏、刘武、刘丽。其中长子刘建在朱德身边生活的时间最长。“我是1953年出生，但我从小是在爷爷身边长大的。”刘建说，这一年，母亲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任教。
“为了让母亲专心工作，爷爷决定把我留在身边抚养，他说‘孩子就放在我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了！’”朱敏两个月的产假刚满，朱德就催女儿去上班。随后，“又让母亲搬出中南海的家，到北师大的集体宿舍住，父母亲有好几年住在各自单位的宿舍里，这样，我便开始了与母亲分离的日子。”
朱敏搬出中南海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单位与家相距较远。“爷爷嘱咐她要做一名人民教师。经常回家，就不能全身心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工作，搬出来是让母亲专心工作，并且要求妈妈周日才能回家看孩子，平时不准回去。这是一条‘硬规定’。”刘建说。
“在战争年代，形势险恶，戎马倥偬，爷爷和亲生女儿饱经长期分离之苦，在那时，爷爷把对女儿的私爱化作对祖国人民的挚爱。因此，爷爷把我和弟弟留在身边，我想大概是想弥补对母亲关心抚养不够的情感。”刘建说。
至今，刘建还一直称呼朱德“爷爷”。
朱德认为孩子都是亲孙儿，孙儿们没有内外之别，所以孙子、外孙都一样，“让我们都叫他‘爷爷’”。过去曾有人让小刘建叫朱德“姥爷”，朱德说，“我不是‘老爷’，地主老财才叫‘老爷’”。
“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
然而，“文革”期间，孩子们陆续从朱德家里搬走了，“爷爷身边的人变得越来越少，最少的时候就他们老两口。”刘建说。
1969年10月，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局势中，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朱德被疏散到广东从化。1970年，朱德从广东回京后就搬出了中南海。 “爷爷为了能见到自己的亲属，要求搬家。1970年就搬到万寿路新六所，住在五号楼，直到他去世”。
刘武动情地说：“从北京师范大学到万寿路，爷爷要求我们必须走着去，或者乘公交车去，不准用公车接。老人家最经典的话就是‘你们在人民之中是最安全的’。”
除此之外，朱德生活中既不向家属子女讲党内和工作上的事情，也从不夸耀自己的过去。“他老人家的保密观念极强，有些密级很高的事情他连与他一起战斗一生的奶奶都不讲。很多事情我们也是从解密的资料中了解到的。”
“爷爷经常说：‘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朱德直到临终前，还谆谆嘱咐女儿一家“要做无产阶级”。
1969年，刘建初中毕业。响应当时毛泽东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和同学们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临行前同学问刘建：“你爷爷是三军总司令，为什么不去当兵，哪个部队能不要你？”当刘建征求爷爷的意见时，朱德非常支持孙子到农村插队的选择，他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7亿人口中，6亿是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懂得革命。”
在黑龙江双鸭山农场，刘建被分配去养猪。那时刘建只有16岁，挑不动猪食，经常把泔水洒在身上。“喂猪条件比较艰苦，特别是冬天很冷，早晨很早就要起来给猪喂食，还要打扫猪舍。”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产生了动摇。于是，刘建就给家里写信，希望调回北京。朱德并没有因孙子“受苦”心疼，而是回信说：“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想打退堂鼓，正说明你非常需要艰苦生活的磨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起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与大哥刘建不同的是，朱德最小的外孙刘武入伍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他从普通的士兵做起，经常深入到边境、海防、深山、哨卡，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有时道路不通，我们就靠人拉肩扛把设备送到工作站，有时连续几个月在潮湿、阴冷的坑道里工作，连喝水都很困难……”刘武略显兴奋地回忆起以前的工作。
刘武在基层部队一干就是33年，他所在的单位被总参谋部赞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模范集体。2006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和解放军四总部在北京举行授奖大会，刘武被授予“全军优秀基层指挥官”光荣称号，刘武说，“2006年12月1日是爷爷的120周年诞辰，这枚军功章让爷爷看到对自己的谆谆教诲没有白费。”2009年9月，刘武又光荣当选为总参谋部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代表。
“文革”中爷爷发过几次火
朱德给儿孙们的印象是温和敦厚，很少发脾气。刘建说，“爷爷说话很温和，很少有发火的时候。”
然而，在“文革”中，温和的朱德在家里也对亲属发过“脾气”。
“我表哥在学校里参加‘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刘建说，“联动”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做了很多针对老一代革命家的事情，对他们乱扣帽子，还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批斗，干部子弟们对自己前辈遭到恶毒攻击表示不满，就成立了这个组织。“我的两个表哥在社会上说了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引起了公安部的注意，把他们抓起来了。公安部门审问他们：‘你们讲中央的事情，从哪儿听来的？’他们随口就说：‘我爷爷告诉我的’。”
“这可就麻烦大了，马上成了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反映到上面了。有关文件后来就放到了爷爷的办公桌上。爷爷回家看到后，表情十分严肃，就发火了，说：‘他们要打倒我’。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那样讲是很危险的，很容易授人以柄，后果很严重。在说这句话时，爷爷虽然没有怒气冲冲，但表情非常严肃。”刘建回忆。
朱德与格达活佛
朱德在长征时，与西藏的格达活佛结识。格达活佛1902年出生在甘孜白利乡一个贫苦农民之家。1936年3月初，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军到达甘孜时，曾亲自去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两人一见如故。7月初，红军北上去甘肃，临走时，朱德与格达话别，在红缎上为他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
14年后，格达活佛终于盼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央欢迎西藏派代表商谈和平解放西藏。正当格达活佛为此奔走于拉萨与昌都之时，不幸遭敌人暗害身亡。
60年后，格达活佛转世活佛六世格达·扎西绒布活佛与朱德外孙刘敏再续前缘。
刘敏说，“我是怀着感恩的心去的。在甘孜，爷爷和五世格达活佛曾9次促膝交谈，结下深挚情谊。爷爷北上临别之时，还特地赠送格达活佛一顶象征解放和希望的红军帽。我们要世代延续这份情谊。”
刘敏送给六世格达·扎西绒布活佛的礼物与爷爷朱德一样：“父亲刘铮的书法作品‘红军朋友 藏人领袖’和一顶特别订制的红军帽”。
朱德临终调侃唯一的遗憾是没吃饱过
朱德晚年长期患有糖尿病。
“爷爷因为糖尿病要少食多餐。冬天我们经常和厨师把馒头切成片放在暖气上焙干。爷爷饿了的时候就拿点干馒头片吃。有的时候爷爷跟我们讲话，教我们学东西饿了，就会边吃边谈。”刘建回忆说。
刘建说，爷爷喜欢吃四川泡菜和回锅肉，但是后来医生对他的饮食控制的很严格，每顿基本上都是保健菜，过瘾的菜都不让他吃，爷爷这个简单的要求也就被“剥夺”了。有一次廖承志来看爷爷，到饭点了，奶奶留他吃饭，问他喜欢吃什么，廖公一听，借机提出一个在家不能提的要求：“我想吃肉”。其实，廖公和爷爷一样，都被医生管着，在家里又被夫人监督着，和猪肉无缘。爷爷这时投了廖公一票，“廖公就这个小小的要求，克清你就满足他吧！”奶奶叫厨房炒了一盘回锅肉，又怕爷爷也加入这个开戒的行列，便指着刘建对大家说，“正好，我们家也有一个吃肉的。”这以后，“吃肉的”成了对刘建的代指，“吃肉的回来了”，每次他回家，保准会得到这个热烈的欢迎词。吃饭的时候，爷爷边吃自己的边看着回锅肉，却一点也不能吃。这时奶奶就得打岔，引开爷爷的注意力。刘建在饭桌上看到爷爷实在想吃，就偷偷夹一块放到爷爷的嘴里面。
后来，朱德临终时还对康克清调侃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的，就是没吃饱过。”
“1976年6月底，爷爷因感冒发烧住进医院，爷爷自生病住院到去世一共10天。爷爷病重的时候我陪着奶奶和妈妈在病房值班，爷爷的病一天天的加重，由感冒转成肺炎，因糖尿病引起肾衰竭。由于排不出小便，导致身体浮肿。前来探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着急并指示医生们要全力抢救。”当时朱德不知道自己病得这样严重。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朱德逝世，享年90岁。
刘建自述：爷爷“五心”让我们成长
爷爷虽然喜欢孩子，但决不溺爱，要求很严格。
我是1970年才当的兵。有一次，师长专程打电话请示要提我当干部。但是，奶奶转达了爷爷的要求，说让他再多当两年兵，所以我当了5年兵。
我在山西当兵期间，一次回京探亲，临走时，部队首长——爷爷战争年代的老部下让我给爷爷带了点礼物：两瓶汾酒，两瓶老陈醋，还有一些小米。我没有多想就带回了北京，送到爷爷家。爷爷、奶奶问清了情况，说这是收礼并严肃地批评了我。
在我回部队时，爷爷让我把钱捎回去交给部队首长，并要求我把购物发票带回来交给他们。
爷爷逝世之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钱物，他把节余的工资都交了党费，留给我们的只有精神财富。
我总是觉得爷爷的“五心”是我们成长的动力，那就是：对信仰追求的“恒心”，对党和人民的“忠心”，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心”，对人民群众的“爱心”，对权力恪守的“公心”。这些都是他在一生实践中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做到的。
在爷爷身边的日子
我小的时候，身体比较差，经常发烧，爷爷对我一直非常关心。1970年初，我住院做阑尾炎手术，爷爷年龄大了不便亲自来，就让奶奶经常到医院来看我。奶奶每次来都要给我带点葡萄干之类的零食，说是爷爷特地嘱咐的。那不过是一个小手术，但更多的是一种亲情。
小的时候，奶奶让我们自己洗手绢，洗袜子,说洗不干净就打手板，一打手板我就哭。每当这个时侯爷爷就会过来，看到我的手心红了，就会很心疼。把奶奶的手和我的手放在一起看，说“打在你的手心里，奶奶也心疼啊”。
爷爷的生活始终艰苦朴素。他用的一个澡盆比较高，进出很不方便，容易出危险，中南海行政管理部门几次提议给他换个新的，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趁他生病住院，才请人重装了一个新澡盆。但爷爷一天也没用上，就和我们永别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