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征兵的方法是强制的，而最终准备奔赴战场的决定却是灵活的。例如，一位发现自己被征募入伍的律师，可以选择支付他人一笔补偿费来替代他自己。只要他所支付的价格低于他留下继续工作所能挣得的收入数额，他就会从此安排中获得经济利益。鉴于很多工人不能挣到和律师一样多的收入，那么找到一种替代就不是很难的事，因为以双方同意的价格交易，替代者也能获益。可以理解的是，相对而言，内战中的作战人员几乎没有多少是来自高薪行业的。
鉴于一个人对经济的贡献可以大致由他的薪水所表明。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表述，即有效的资源配置随之产生，因为人们在他们的服务最具价值的方面工作或战斗。让我们暂且离开主题，去对资源配置这一问题进行更为充分的讨论。每当劳动力和机器对经济产出的潜在贡献来被充分实现的时候，非效率便存在。
按照定义，从非效率到有效率的配置变化导致产出的增加。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富裕起来。我们经济中的所有变化均有特定的成本，那些承担这些成本的人的处境便会更糟。但是从理论上说，产出的增加允许那些承担变化成本的人们得到充分补偿。前提是假设某种制度机制存在，通过这种机制，补偿性的“边际支付”可以得到实施。
现在我们回到美国军队建设的方法这一历史问题上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征募的形式成为一种纯粹的彩票抽奖，不允许被征入伍的军人雇佣他人替代。从美国内战直到朝鲜战争，总计11448330人应征入伍。从根本上说，同样的经济学分析适用于这些冲突中的所有人。
未能被注意到的成本经常是与非志愿性征募的这一方法相关的。为了简化说明，让我们分析一下军队，把它当作一种行当，将雇佣和解雇“工人”看作是“经理”将他们固定年预算中的部分分配，用于支付代替员工的机器的人。当军队以低于这些以其自由意愿被征入伍者所能接受的工资率获得士兵时，军队经理们获取的是有关他们营运真实成本的不正确的信息。当劳动力成本(因为征兵制)被人为地降低价格，军队管理以使用比他们有可能使用的更少机器和更多的人员而告结束。
这是为什么呢？决策是根据下列线索而做出的：在一给定的人力价格上，军队必须考虑增加机器来帮助人员或在特定工作中取代他们的可能性。如果增加一台额外的机器，将允许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一个人去做两个人所要做的工作。管理层必须审视相对价格，以便有理性地决定是否应当租用机器(或是购买)。
如果一个人每周耗费100美元，而一台额外机器的租金是25美元，机器将会被使用。但是如果人工的价格降低到每周20美元，那么为了节省劳动力成本而租用机器，从经济上说是不值得的。因为被征入伍的军人们，事实上所支付的价格远低于劳动力市场上的“现行价格”，或者低于使他们志愿入伍的价格。我们知道，这种征募导致军队中出现高于最优的人机比率。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此举不可避免地使社会耗费比国防水平所必需的成本更多的资源。
另一增加的成本来自于典型的征兵制中仅有两年服役期限这一事实。从所有相似之处说起，完全以厂家雇佣工人(即支付足够的工资)方式获得的志愿者所组成的军队，职位补缺时间将超过两年。事实上，鉴于军队必须毫不合糊地支付比那些在征兵条件下高得多的工资，相对而言它的管理层正在付出更大的努力以确保职位补缺的时间实质上更长一些。
职位补缺涉及确切的真实成本，当一名土兵入伍服役时，他是一个“新兵”，必须加以训练，训练涉及诸如机器以及对其他人的时间等资源的使用。当一名被征入伍的军人两年服役期满时，他人必须花费更大的成本来得到训练以填补他的职位。
除了与征兵制相关的相对较高的职位补缺成本之外，征募还导致被征入伍人才的非效率配置。在平民世界中，人们很少会看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以洗碗工或户外清洁工为业。雇主将这些人分配到最能增进生产率的岗位上，也就是说，他们对厂家的产出贡献最多的岗位。而在实行征兵制的军队则并非如此，所有被征入伍的军人是以相同价格获得的，无论他们是博士还是半文盲。
如同在商业中，对军队管理层来说，最有效率的使用被征入伍者的动力或许存在，但是其信号并非像在平民世界中那样明显。在那里，不同素质的工人的薪水差别是清清楚楚的。要雇佣一位博士，公司必须支付比一名末受过教育的工人更多的薪水。一家商业公司以将博士投入他或她最能发挥效力的岗位的方式，获取对公司所支付薪水的尽可能多的回报。
除了上述成本，经济因每一被征入伍者而承受一种机会成本，该成本完全独立于被征入伍考所得到的支付。一个被征入伍者的社会真实成本是他作为一位平民时所能挣得的收入。当一位雇主付给某人10000美元，我们通常可以假设该雇主正在获得至少等于其价值的服务，否则这一安排便会终止。如果同样的人被征入伍，等于他放弃一年大约相当于10000美元价值的平民生产性服务，以获得总数少许多的军事性服务。这一数额并不是军队支付给他的，譬如说1500美元，才是他入伍真实的年度成本。
既然一支实行征兵制的军队仅支付(通过税金)被征入伍者真实机会成本的一小部分，那么，谁来支付其余部分呢？显然，被征入伍者他们自己承受大致与他们的平民收入和服役收入之间差额相等的隐性税的负担。但是所有人均不同程度地遭受损失，因为鉴于这些人不在他们的平民岗位上工作(除非所有被征入伍者都是选自失业大军中)，非军需品与服务的产出更低了，而费用则更为昂贵。
征兵制的这一隐藏税性质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两百年前，本杰明·弗兰克林在审查法院有关美国商业水手被强征服役的合法性时作了如下评论。他写道：“如果根据我的推测，这种情形是经常发生的，在压力与胁迫下，某些本可以在商业服务中每月获得3镑15先令收入的水手被征服役，以每月25先令的代价保卫这一贸易，而你们每月从他身上获取50先令。并且如果你们在自己的服务中获取10万美元，你们便是从社会上忠诚的那部分人，及他们可怜的家庭中每月抢劫25万英镑，或每年抢劫300万英镑。同时强迫他们为捍卫你们的贸易而冒自己生命危险。”
对这一隐性税分配的审视，揭示了我们过去惯常使用的征兵制度对富裕者极为有利，而对贫困者极为不利，这主要是因为有较高收入的征兵对象可以获得豁免。它实际上是一种高递减税，即按收入的百分比而言，收入水平愈高，所支付的税率就愈低。抽签制度，对于那些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豁免，仅仅是放大了递减效果。
贫穷者和少数民族商中有多大比例继续中学以后的教育？甚至在抽签制度下，富裕者拥有号召的资源：律师、医生、心理医师可以帮助他们避免征兵。1969年有283000人被征入伍，其中仅有28500人受过高等教育。这一数字仅占被征入伍总人数的10％，而美国高等教育适龄男性人口总数中，有40％的人正在接受大学教育。大学延期服役的结果因而有所减弱，但是并未医治“征兵税”的递减效应。
美国公民被告知全部实行志愿兵役制的军队过于昂贵，这一抱怨完全偏离了要点。无论我们国家中的青年是否被征兵，社会都要为军队进行支付。那种说不能寻找到足够数量的志愿兵的说法也是不真实的。因为1978年的最后3个月表明：要求入伍者中仅有90％被批准入伍，这并不竞味着我们军队的实力下降了。1973年底，军队多录用了2000名超出预算数字的士兵，新兵短缺由于对剩余人数的重新录用而大大地得到弥补。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只有在某些特殊岗位，例如医疗与预备役方面才会存在。只要国会决定支付可观的价格，以吸引所希望的数量与质量的预备役人员和医务人员，这些亏空可以随时被消除掉。
当我们审视有关质量的数据时，当国会说实施完全志愿兵役制的军队已经失败时，它的意思并不完整。1964年，当我们仍在实行征兵制时，新兵中68％的人是高中毕业生，197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70％。1964年，1/7的新兵被归类为最低智力组，但仍校征入伍。到了1979年，该比率下降到1/20。
如同在所有经济情形下，不充足的供给可以归咎为价格过低。事实是军人并未获得有竞争力的工资水准。在1972年，军人工资率的确具有竞争力。然而到了1980年，他们大大地落后。因而军队在填补其人力配额时显得困难重重就不令人感到惊奇了。不过，里根政府的确做出某些努力，将军队的工资支付尺度提高到一个更加具有竞争力的水准上。
军队削减其劳动力成本的途径之一，便是招募已经受过训练的平民人员，以填补中级职位。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个人可以被雇佣，从事军队中的技术性和管理类工作，而保留其平民身份。目前从根本上说，军队中所有中、高级人员来自军队内部。因此，被迫保留和训练士兵，以填补重要的技术性和管理类职位。为什么不能到劳动力市场去雇佣平民呢？他们被保留平民身份，从事技术性和管理类工作，这些职位的占有者并非从事“前线”工作，他们真的必须成为士兵吗？
从效果上说，征兵是对军队人员进行剥削的一种形式。代之以市场出清的工资率支付的是在征兵制度下，政府选择以低于市场出清的工资率的水准支付，并且要求特定的个人“为祖国服役“。从社会的角度看，军队的成本是相同的，无论是对军队人员一文不付或向他们支付市场工资率的一半，还是向他们支付完全的市场工资水准。军队的成本是全部社会机会成本——相当于每个人作为平民所能挣得的收入，军队的社会机会成本并不取决于谁为军队支付。征兵制度有效地向那些被征入伍者课税，一支全部志愿兵役制的军队既不便宜，也不比一支征募的军队更为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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