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社会中的很多问题似乎并不适于严格的供给与需求分析。这些问题典型地涉及被称作为外部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某些经济活动对于那些正在产生它们的人的决策过程来说，成本或利益，或者两者兼之是外在的。负面外部性的一个范例是空气污染。
外部性，无论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较典型地是因为共同财产问题而出现。共同财产是在某一时间同时既为大家所拥有又不为任何人所拥有的财产。空气、水等多年来一直是被作为共同财产而对待的。既然没有人有效地拥有共同财产，也就没有人有效率地使用(或不予以滥用)它的动力。
缺少产权是动物灭绝经济学、捕蛤经济学、石油溢出经济学、地狱峡谷洪水经济学和交通堵塞经济学这些章节的中心问题，这些都是涉及社会成本与利益的社会问题。
在1973年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提交的有关《濒临灭绝动物种属法案》报告中，该委员会总结说：动物灭绝的两大主要原因是猎杀和对其生存环境的毁灭。这一观点中当然有真实的成分：自史前时期起，人类与动物就已经在此星球上为空间和生存环境而相互争夺。然而这一问题远比诸如此类的简单陈述要复杂很多。
让我们从史前时期开始。人类对动物种属的毁灭并非什么新鲜事，一般认为，大约在一万两千多年前，北美洲大多数量大的动物区系的灭绝与人类在此登陆有关。24种哺乳动物与22种鸟现已不复存在了。它们中间有剑齿虎，巨大的美洲驼，20英尺高的地懒，背高7英尺、角宽6英尺的野牛等等。
事实上，地球上曾经存在的种属中，只有0.02％目前仍然存在。当许多人相信人类的猎杀是这些种属灭绝的直接原因时，还有一些与此观点相反的证据。
有关人类对这些动物的灭绝负有直接罪责的论点，是建立在人类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浪费的猎杀者这一观点基础之上的。诸如将动物驱赶至悬崖峭壁的猎杀方法，其结果是有比该部落享用部分多得多的动物被滥杀。由于没有任一群体对这些动物拥有产权这一事实，意味着没有管理这一资源的动力。假如有某一群体认真对待并且管理动物，就会有另一群体与该群体为利用这些动物而竞争。
这一观点并非没有遇到挑战。有人争论说，事实上，原始部落的确管理过这一资源，并且企图只杀死那些较弱的动物，而将该种属的雄性动物保留下来。但是应注意这一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关产权的问题，在动物全部是在唯一部落排他的猎杀范围之内的程度上，该部落具有管理这一资源的动力，并且长期不断地更替这些动物。
美洲的原始部落是否对许多早期动物和鸟类的灭绝负有责任，仍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人类在稍后一段时期的动物灭绝中所起的作用则清楚得多。第一个已知的例子是欧洲狮的灭绝，其最后的生存者可追溯到公元80年。
现代最为著名的范例是有关旅鸽的例子。曾几何时这些鸽子曾是北美洲、也许是世界上种群最多的鸟类。它们以巨大的群队一同栖息和迁移，其数量也许超过10亿。当鸽群临空飞过时，天空竟然会被鸽群遮盖得黯然无光，有时简直持续数天。19世纪美国鸟类学家兼画家奥杜邦曾测量到一次约40英里长、3英里宽的栖息鸽群。虽然印第安人曾长期猎杀这些鸟类，只是到了白人到来并将鸽子作为其食物时才导致了它们的最终灭亡。鸟儿被人们用网大量地捕杀，到了19世纪末期，这种曾因其庞大的数量而被人们认为是简直无法灭绝的动物，差不多完全地消失了。最后一只为人所知的旅鸽于1914年死于美国辛辛那提公园。
美洲野牛仅仅是侥幸地逃过了同一命运，其游荡在草原上的庞大的群队是猎杀者们易于攻击的目标。随着铁路的出现以及穿越美洲大陆的铁路线的建设，为满足铁路员工们对食物的需求，猎杀者们杀死了数以千计的野牛。当对野牛的毛皮需求也增加时，野牛成为进一步猎杀的目标。虽然由于它的庞大数量，野牛似乎是无法灭绝的，但其结果几乎与旅鸽的命运相同——野牛逐渐被灭绝。尽管印第安人发现他们的食物来源正在被大批毁灭，而发出强烈抗议，但一直迟至19世纪，才制定了某些保护野牛的措施。
旅鸽与野牛的命运显示了保护濒临灭绝之动物种属最主要的两难因境。在没有对这些动物确定所有权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试图猎杀它们，以便获得私人收益。人类对食品或衣物的需求与某一特定动物种属生存之问的冲突，只会导致一种结果——动物的灭绝。
在当今时代，政府已经以州级或联邦法规的手段，来尝试规定禁猎季节以及猎取数量，其结果至少已经部分地获得成功。也许今天在北美洲有比殖民者扩张时期更多的麋鹿，别的一些动物种属也是如此。其效果是，一种配给制度(而不是价格)被用来限制对“共同财产资源’的利用。但是在当今时代，鲸鱼的许多种属所受到的灭绝威胁说明了这一难题还远未获得解决。
大量捕获鲸鱼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是国际间讨论的议题，所有有关方面都十分清楚，由于缺乏某种形式的限制，鲸鱼家族正处于灭绝危险之中。其结果是1948年建立了一个国际性管制组织——国际捕鲸委员会(IWC)，试图通过共同努力来管制国际上的捕鲸活动。但是国际捕鲸委员会差不多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成员们有权否决他们认为任何过于严厉的管制。假如某一成员决定公然违抗这些管制时，国际捕鲸委员会并无强制实施的权力。由于某些捕鲸国家，例如智利和秘鲁，拒绝加入国际捕鲸委员会，配额对这些国家并无什么影响。并且某些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成员国已经使用非会员国的旗船来避免使用自己的配额。
对某一动物种属大量捕杀最好的例证是对蓝鲸的围捕，甚至在使用最为现代化的设备时，有时几乎重达100吨的巨大蓝鲸也是难以被捕杀的。但是密集的捕杀方法逐渐将鲸鱼存量从大约30万到100万头减少到目前的600到3000头之间。
在1930年至1931年的冬季，差不多有3万头蓝鲸被捕捉。到了1945年至1946年，有不到10000头蓝鲸被捕捉；50年代末期，年捕获量下降到1500头。到了1964年至1965年，总数仅20头蓝鲸。1965年，国际捕鲸委员会发布了一条有关捕杀蓝鲸的禁令。但是即使在禁令公布之后，捕杀蓝鲸的行动在诸如巴西、智利和秘鲁等非会员国的陆地起锚站仍继续着。
座头鲸也遭受了类似的命运。从起初估计约为30万头的规模减少到如今的1500到5000头左右。如同蓝鲸一样，座头鲸目前也在捕杀禁令保护之下，但是由于缺乏监视的能力，使得禁令仅仅成为一纸空文。对1973年通过的几项保护措施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国际捕鲸委员会的难题。美国推出了一系列措施，禁止在南极洲猎杀长须鲸，将小须鲸的配额定为5000头，而不是日本所要求的12000头，并以地区配额制定出一块抹香鲸区域，以便整个鲸鱼家族能够得到保护。一年之后，这一协定的成员国日本和当时的苏联人，竞宣布他们将设定符合日本利益的更为现实的配额。
再者，甚至在政府管制试图保护动物时，偷猎都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在贫穷的国家尤其如此。对一位非洲的当地猎手来说，一对象牙的收人也许是忍饥挨饿与相对富裕之间的差别。
没有什么比蜗牛飞鱼和北美土狼更为适合作为描述动物灭绝困境的例子了。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规定，任何可能影响环境的项目都必须做出环境影响说明，由此一种面对环境毁灭的保护面临灭绝之动物的机制也得以创立。
最为著名的范例是蜗牛飞鱼这种小鱼，其生存受到田纳西州峡谷当局抗议中的大坝建设的威胁，该项环境影响声明将蜗牛飞鱼的灭绝列为大坝建设可能出现的恶果。1973年的濒临灭绝动物种属法案由此而引发，条款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来保护任何受到灭绝威胁的种属。其结果是一场全国性的狂怒，并在由大坝所提供的新增电力所涉及的人类利益与一种名不见经传的小鱼可能出现的灭绝之间作了相对权衡，这种小鱼的存在仅仅为极少数人所了解。事实上，这一问题是在田纳西州峡谷当局重新估价了大坝的利益成本，并得出不值得的结论之后才得到解决的。不过，很多人从蜗牛飞鱼与水力发电的利益成本出发，将此冲突看作是一种荒谬的冲突。
然而，如果说蜗牛飞鱼的故事描述了一种拯救动物、避免其灭绝之努力的荒谬，那么相对于绵羊的北美土狼的例子显示了一种更为困难的两难境地。土狼并未得到保护，但是猎杀它的方式已经被严厉地限制了，尤其是某些毒死土狼的方式已经被限制或制止，结果狼群得以大量地繁衍增加。
羊羔是土狼所喜爱的食物，它们被大群的土狼所掠食，因而很多地区牧羊人发观养羊的成本高得简直难以承受。随着羊群的减少，在美国羊毛和羊羔的相对价格已经显著上升。结果会是什么？土狼是否应当像许多环境保护群体所坚持的那样被保护起来？我们是否愿意因此而为羊毛和羊羔支付大幅度上涨成本的代价？如同这两个例子所描述的，人与动物种属之间的冲突并不容易解决。
如果人们要列出两类不同的动物清单，一类是濒临灭绝的动物，另一类则不是。要想总结体质特征来区别双方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实际中，在濒临灭绝和未遭此威胁的动物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是公共财产。对单独的个人来说，没有制约捕杀公共财产动物的激励，因为该行为对最终生存的动物总数没有影响。政府对猎杀动物的所有限制都是企图克服公共财产这一难题。不幸的是，在动物不断运动的情况下，例如说鲸鱼，甚至政府的限制也难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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