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1日，注册油轮“阿莫科·卡迪兹”号在离法国布里塔尼海岸不远处遭遇巨浪。显然它的船长等得过久，再寻求救助时已经来不及了。油轮被撞裂，5460万加仑的石油注入大海。由此对法国渔民、土地所有者、旅游者、商业老板和其他人所造成的损失估计累计高达数十亿美元。
这一灾难是随着10年之前的较小但仍是重大的石油泄漏事件而来的。1967年3月，“托雷峡谷”号油轮在英国南部海岸搁浅，并且泄漏出119000吨原油。在当时，这样的数量被认为是非同小可的问题。尽管英国政府花费了800万英镑用于清除所造成的污染，油膜在英国和法国的水域中还是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
于是，正如“阿莫科·卡迪兹”号所碰到的一样，人们由此认识到由容量超过百万吨的现代油轮所造成的威胁。这些船只的体积是令人惊叹的，它们所承载的石油容量是令人恐惧的。鉴于大部分船只都以油为燃料，那么泄漏的威胁就不仅局限于油轮和驳船。除了事故以外，泄漏还会来自转输油料时的泄漏、特意用泵排掉舱底的污水、以及海上油井的喷泄，如同圣塔·巴巴拉案例中的情况。
1974年有26起主要的石油泄漏事件(有11起发生在美国海域)，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在南美洲南端的“麦塔拉”超级油轮的2600万加仑的石油泄漏。由于石油并非是生化可分解物(井非迅速变质的)，世界的海洋正在累积不断地增加“不可消化的”石油污染层，油膜及其油状珠球在全世界的公海中都可见到。其生物性后果仍然是不可判定的——我们并不知道它对海洋生物的长期影响是什么，但是任何赤脚在海滨散步的人都会发现海岸线上石油造成的污染后果。
再者，这一难题被来自石油输出国成功的卡特尔活动所引起的石油供给危机(1973年10月6日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搞得更加复杂了。石油价格从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前的3美元一桶上升到1976年的11美元一柄。1982年，每桶价格为32.42美元。
可以预见的是，这一价格上升的结果是鼓励新的供给来源，尤其是海上钻井，完成穿越阿拉斯加钻取北坡(美国阿拉斯加州北部一地区，在布鲁克斯山脉和北冰洋之间)石油的输油管线建设，并且鼓励更多的巨型油轮来载运石油。北坡的石油运输到市场的方法问题已经引发了一场重要争论。它是否应当用油轮运送，穿过胡安·德富卡海峡而进入皮吉特海峡？在此狭窄的水域中一次巨型油轮的泄漏将对此区域造成重大灾难。
某些技术方法已经用于清除所造成的石油污染，更好的技术方法也许会在未来被发明出来，也许有效地预防将来的泄漏会使社会付出少得多的成本，并且有若干种选择方案可以予以考虑。
一种建议方案就是禁止海上石油钻探以及从水路运挖石油产品，这当然会减少石油泄漏，但是这有可能导致对整个社会的各个部门带来副作用。短期效果将会是原油供给的减少，和随之而来的所有石油产品价格的上升。富人和穷人都一样要使用汽油，但是它占据穷人支出的更大比重。所以，更沉重的负担将会落在低收人群体身上。石油产品价格的上升将提高新的国内发现的赢利性，并且由此导致更为集中的勘探。这是否会足够的增加供给，以使价格下降到先前的水平，仍是颇有疑问的。
再者，即使美国采取了这样一个极端的措施，仍然不会完全解决这一难题。因为其他国家的油轮还将运载石油井且继续污染海洋。鉴于我们的法律权威只能管辖海洋中的较短距离，我们的海岸将仍然不能免遭到处飘移的油膜的污染。
简单地使用取消任何经济活动的方式，有可能消除很多使“无辜旁观者”付出代价的生态难题。但是这通常是昂贵得令人止步的解决方案，具有外部非经济效应的经济活动数量在不断上升，全面禁止这样的活动将会导致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那么人们能否消除这些副作用中的大部分，而不取消产生它们的经济活动呢？这些有害的效果的存在出于一个原因：即导致这些成本的个人或群体甚至并不承担这些成本的—小部分。如果污染者们不得不承担其全部社会成本，那么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就会以经济的方式消除尽可能多的影响。
简而言之，对大多数污染问题的一种安慰性的回答是让污染者付出代价。但是要这样做，我们就不得不改变产权——也就是说，改变有关所有权的现有法律。对财产的权利就不得不进行修订，以便包括任何所参与的经济活动之成本和收益。以两类污染者为例，这就会使得驾驶汽车的人和纸浆厂的操作者们对他们所引起的空气和水域污染负支付责任。
在这样一种过程中隐含着如何判定特定活动副作用的真实经济成本的难题。比方说，如何对一家钢铁厂的大烟囱污染所造成的破坏贴上一个价格标签？从原则上说，价格可以被估测出来。但是在实践中，这一任务绝非简单，并且这一困难因有效地评估实际污染者所引致的成本这一难题，而更加复杂了。
在石油泄漏的情况下，成本评估因海洋(海滩)并非是私有财产这一事实而变得复杂化了。它们是“公共财产资源”，也意味着没有人拥有它们，而人人都可以使用它们。如果某人拥有它们，那么此人就会像任何其他财产所有者在遭受损失时所做的那样，对污染者就所受的全部损失提出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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