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由定义而论几乎就是不受欢迎的，有许多的方法能减少或避免污染。可以通过法律禁止使污染物排放进入空气和水的生产工序，或指定最低空气质量水准，或公布所允许的最大污染限量。于是厂家将负责开发技术并为满足此类标准而支付价钱。或者法律规定必须使用特定种类的生产技术，和安装特定种类的减少污染的设备，才能进行合法的生产。最后，可以向那些减少污染排放物的厂家予以补贴，或者向那些涉及污染排放的厂家课以特定的税收。
无论使用何种方法减少污染，问题还会出现。比如，设立允许排放的污染的物理限量，会使得厂家没有积极性去开发能将污染降到这一限量之下的新技术。补贴降低污染水准厂家的方法，似乎会使人们感到对纳税人美元使用的异常和失当。对于空气污染的最新“解决方案”—出售污染权利—看起来似乎更加奇怪。然而，这一方法现正在大多数州中实施。有些人，像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的斯图尔特·鲁普—一家环境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他成为帮助各个公司交易排放污染的权利的经纪人。
要明白这种情形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就必须了解“联邦清洁空气法案”。这一法案是在1963年通过的，旨在强制减少污染，尤其是在美国的都市区域。通过环境保护署(EPA)的法规和规章，“清洁空气法案”向各个地区公布了指定的允许污染水准。这些所谓“联邦空气质量标准”必须在大多数主要都市地区达到。然而，在许多上述的这些地区，空气质量已经很差。所以，一家希望在此类地区建立一家工厂的公司，从理论上说，是不能够这样做的，因为它对空气质量具有有害的影响。如果指导方针得到严格的遵守，就意味着在许多城市地区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工业增长。
环境保护署批准了一个抵销政策来绕过这一难题。一家想建新厂的公司被要求设法相应地减少某个现有厂家的污染。例如，当大众汽车公司想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新斯坦顿建立一家分厂时，宾夕法尼亚州同意了大众在其铺设高速公路的工作中减少污染物的方案，这一污染的减少将抵销这家大众汽车厂的污染。
抵销政策的一个主要难题涉及寻找抵销合作人的困难。换句话说，每当一个厂家要在已经被污染的地区建立一家新厂，它就必须独自寻找一个同意减少污染(通常是在该搜寻公司对其进行支付补偿之后)的抵销合作者。这便是进行污染权利经纪的概念得以实行的所在，也是斯图尔特·鲁普这类人得以工作效劳的机会所在。
一家关闭一个工厂或安装改进了的污染控制设备的公司，可以因它净化努力而获得“排放额度”，该额度可以被另一厂家收买，由本行业商议其价格。例如，时代镜业公司在它购买了排放额度(由此每年可向大气环境中增加150吨碳氢化合物的额外排放)之后，得以在俄勒冈的波特兰附近完成—项投资为1.2亿美元的造纸厂扩建工程。一家木质面料厂和一家干洗公司关闭停业，他们以5万美元的价格把所需的污染额度计分出售给了时代镜业公司。
雇用一个中间商去寻找拥有排放额度并愿将其出售的厂家，并不能解决抵销政策所带来的所有问题。威斯康星州正在建立一种电脑系统以查询跟踪用于全国性交易体系的可获得的额度。在伊利诺斯州，商会与州环境办公室建立了一家清算所，来处理污染权利交易的市场事务。更多的此类中心肯定会迅速出现，因为有45个州已经接受了该规章，或者公布了允许某种形式空气污染抵销的许可。
污染权利“银行”的利益之一，如同它过去那样，是为将污染水准降低到法律所许可的标准之下增加了激励。一个相信它能以较为低廉的代价，进一步减少污染的厂家，会发现在某一点，另一厂家会对此类污染的减少支付代价，以便建立一家新厂。大概此类污染权利交易的市场会鼓励对减少污染技术的进一步研究与开发。今天许多标准是建立在绝对的物理限量的基础上，没有给公司提供把污染降低到空气质量标准以下的激励。
在任何给定地理区域的大气环境中，对于所允许的空气污染总量的严格物理标准，会阻碍有活力的经济的变化与增长。归根结底，有些厂家关闭退出，而另一些厂家想要进入开业。如果每家厂拥有一定数量的污染权利，并且假如它可以出售“排放额度”，那么，这一问题便可以克服。在这一体制下，退出、停业的厂家，开发减少污染之技术的厂家，或削减产量的厂家—由此减少污染—可以向想要在同一地理区域里扩建或开业的厂家，出售他们的排放额度。另外，如果降低已经增加了的污染成本，低于排放额度的市场价格，美国每单位总产出会有更多的污染得以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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