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妇女，要求公共汽车司机制止几位青年在公共汽车上吸烟，司机照办了。而当她正准备下车时，其中一个青年向她脸部和头部猛击，然后逃跑了。大约同一时期，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一位青年对公共汽车上坐在他身边的妇女说，他反对吸烟，并且要求她掐灭香烟。当她未照办时，他从她嘴中拔出香烟，并在她的衣裙上摁灭。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之间的刻骨怨恨已经升级，并在日常生活中宣泄。
20年前，吸烟现象到处存在。的确，吸烟是某种地位的象征，电视广告和电影展示男女主人公在嘴上转动着香烟。
现在，所有这一切已经改变。这种改变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64年总医务检查官的报告，该报告十分明确地指出：吸烟有害人的身体健康。最近，在1979年1月11日发表的报告附录中，总医务检查官补充说，由肺癌造成的死亡率以天文数字增加。据估测，1978年有21900名妇女和70000男子死于肺癌，而1964年肺癌死亡总数为45838人。
但是在此讨论的问题，并非以吸烟方式追求他们自我毁灭的个人权利的问题。这是一个直接了当的外部性问题。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说，吸烟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而在过去，吸烟者以为只要自己乐意，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吸烟。如今他们不再能够将此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了。有些，甚至也许是很多的非吸烟者(也许一个更好的词是反对吸烟者)在他们反对吸烟时表现得极为激烈。
吸烟对于邻近吸烟者的非吸烟者来说，是否会造成对其身体的危害，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然，吸烟对他们并不会有任何好处，而也许对有呼吸性疾病和过敏症的人来说，是有危害的。多数研究表明：从体质性效应来说，它所造成的身体危害也许是很小的。但是毫无疑问，吸烟引起非吸烟者的恼怒，并且更为特殊的是，它引起己戒烟者的恼怒。在阻止吸烟的个人中，恐怕没有比前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约瑟夫·加利法诺更为热心的了。他过去曾吸烟，而现在却成为阻止吸烟的坚定支持者。
如同我们所说道的，吸烟是一个外部性的古典案例。在此案例中，根据经济学家的有效标准，吸烟者向非吸烟者为他所感到的不适予以赔偿是适宜的。或者，在没有补偿的情形下，恰当的策略也许是向吸烟者强制性公布法规，以避免他使非吸烟者恼怒。譬如，民用航空局已经下令，在商业性空中运行中，必须将吸烟者与非吸烟者隔离开。
假如事情到此结束，我们的故事就会简单得多—只不过又是一个运用政府的政策加以解决的案例。但是政府的立场并非是绝对而不含糊的，政府用它的左手——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及总医务检查官的手所做的事，产生了在香烟盒上写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字祥，以及予以大量补贴的禁止吸烟的宣传运动。与之抗衡的是它的右手——农业都对烟草行业的补贴。
在美国的大约50万名烟草种植者被法律阻止竞争，不允许增加种植面积，并对在无许可证的土地上所种植的所有烟草以75％的违禁税。结果是向那些在这种补贴开始时(开始30年前)，就已进入的足够幸运的种植者，提供了垄断性收益。
政府的右手还包含更多的东西，1981年，来自香烟销售的税收约为130亿美元。这些已括联邦税、州说和地方税，以及烟草和姻草产品的进口税。烟草与烟草产品为1981年的美国国际收支盈余项作出了240亿美元的贡献。显然，联邦政府的某些方面感觉他们可以从烟草的继续利用中获得极大的好处。美国南方受到补贴的农场主也同样如此，他们从赋予烟草种植行业的垄断中获得直接的收益，并且得到了农业部的扶持。
另一方面，由吸烟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成本巨大，并且还在增长。1974年，对医疗成本的估价就高达115亿美元。更进一步说，吸烟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火灾隐患。国家消防联合会的统计表明：有56％的致命性住宅火灾是吸烟引起的。1981年，吸烟至少引起94000起火灾，造成2.464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我们是否应该禁止吸烟？经济学家所处的地位是不适宜回答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可以指出涉及的成本与利益，以及衡量所涉及的外部性问题，但是最终这一问题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毫无疑问，如果吸烟是今天才被首次发现的，它可以被置于与可卡因、海洛因及其他危险毒品同一类别中，并被社会看作是应当被宣告为违背法律的某种东西。
但是在一个恰逢尊重价值的纪元，吸烟曾经发展成为一国的风范，并且仍然为年轻人保留了许多那样的光环。再者，显而易见的是，吸烟者也是选民，与烟草种植者和正在成长壮大中的反对吸烟者队伍一样。结果，吸烟政治学导向政府自相矛盾的双重角色——左手为禁止吸烟工作，而右手却在促进吸烟。
与吸烟有关的问题既是内部性的，又是外部性的。内部性问题涉及诸如肺癌之类疾病的自我损害。外部性问题则涉及污染他人呼吸的空气。鉴于空气是共同资产，没有一个先决理由可以争辩说，非吸烟者拥有比吸烟者污染空气权利更多的用以净化空气的权利。一种决定是向吸烟者强加成本，以禁止吸烟。另一决定是向非吸烟者强加成本而准许吸烟。这二者旗鼓相当，因为空气是共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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