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商人以盈利为目的，但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对商人的经营活动有着很大影响。因此，商人极力想以其财力通过结营仕宦或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的官吏）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明中叶，晋商推动明政府与蒙古贵族议和开马币，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蒙古地区是单一的游牧区，非常需要中原的粮食、绸布、铁锅、药材、茶叶等商品。但蒙明处于敌对状态，明政府对蒙古采取防范态度，限制中原的商品流入蒙境。自然，蒙古所产的牛羊及畜产品也难以流入中原，即便有时进行贸易也是朝贡式贸易，远远不能满足蒙古对中原物资的需要。因此，蒙古贵族统治者常常率军入关攻击明军，掠夺财物，这样明蒙双方就长期处于敌对状态。隆庆四年（1570），蒙古首领俺答的孙子把那汉吉与俺答发生矛盾，把那汉吉盛怒之下出走而投降明朝，因此引发了在处理把那汉吉问题上的朝政之争。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赵贞吉等主张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等主张议和开马市。王崇古是议和的主要推动者，所以《明史》载：“贡币之议崇古独成之”。王崇古的外甥吏部尚书张四维也是议和的积极推动者。张四维为了实现议和及开马市，曾设法联络内阁大臣高拱。《明史》载：“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由此可见，张四维带动高拱，形成张、高的联合行动。王崇古与张居正之间书简也很多，这样王崇古、张四维的“议和”说就得到了身居中央要职的高拱、张居正的强有力支持。到隆庆五年（1571）三月，议和派终于占了上风。明朝政府决定与蒙占议和，封俺答为顺义王，允许与蒙古通商贸易，即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关）三镇的长城以外开设马市（后来发展到在陕西、宁夏二镇也开马市，每月一次在长城的各关口也开设小市场）。其交易商品除布帛、菽粟、皮货外，还有服装、针、线等杂货。隆庆五年（1571）四月发生了御史郜永春弹刻王崇古、张四维之事。这一弹劾虽不直接涉及隆庆议和问题，但从弹劾时间来看，是对议和派的不满，涉及到朝中权力之争。不久，兵部尚书郭乾辞职，次年五月，首铺李春芳辞职。接着，高拱、张居正先后出任首输，与王崇古、张四维有姻戚关系的杨博出任吏部尚书，反对议和的户部尚书张守直辞职，由山西籍官僚王国光就任户部尚书。可见，围绕议和问题在朝中还出现了权位之争，并以议和派占居上风而告一段落。不难看出，王崇古、张四维等在议和开马币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更应该看到，推动这一政策甚至影响朝中权位之争的背后，还有着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人的推动与影响。对此我们从王崇古、张四维的家世及其言行中即可看出来。王、张均为山西商人家族。王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张四教、岳父王恩、妻见王海等也是山西商人。王氏、张氏均为大商，主要在沿边进行粮食、绸布、盐业等贸易，扩大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将会给他们带来巨额商业利润。因此，他们通过在朝中做官的亲人影响朝中政策的制定，最终达到明蒙议和与开马币的结果。正如王崇古在上疏中所说：“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但敌势既异昔强，我兵亦非昔怯，不当援以为例。夫先帝禁开马市，未禁北敌之纳款。今敌求贡市，不过如辽东、开原、广宁之故。商人自以有无贸易，非请复开马市也”（《明史》卷 222）。在隆庆议和与开马市问题上，晋商通过朝中官僚发挥了一定影响。
再举一例：明末，东林党人主张罢税、严惩税棍、革除积弊、兴工商业等。在东林党中有不少人是商人家庭出身，从其籍贯来看，山陕籍有51人，占东林党人的17％。而明清时代大商人多山陕籍人。故东林党政治主张会受商人的影响。当东林党人遭到阉党迫害时，商人也给予相当同情。如天启六年（1626）三月十五日锦衣千户张应龙率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首领周顺昌时，在苏州的山西绛州籍大商人张国纪等“倡诸贾，欲缗贿缇骑，毋为忠介苦”（乾隆《梅州志》卷11人物）。也就是说，山西商人张国纪曾联络众商人，准备贿赂缇骑，以免周顺昌受苦。不难看出，商人对东林党人的同情与支持，也表明了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反映了商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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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及财政
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得到商人在财力上的支持，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明清晋商在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有时发挥的影响也比较大。例如清入关前，一些晋商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卖活动，同时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有传递文书的活动。据《清实录》载，天启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等处在抚顺贸易者十六人。清入关初，军费支出猛增，军饷筹措十分困难。如前所述，清廷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刚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清世宗实录》卷 511）。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中，大多得到过包括晋商在内的商人的财力支持。康熙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的，曾有一些晋商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他们在清军的军事行动中为清军保证了后勤物资，同时还开展了与蒙古牧民的贸易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最著名的是山西介休富商范氏。在向清军运送军粮中，由范毓宾任总办，弟弟范毓覃任督运。战争中粮饷供给最关紧要。康熙三十五年（1696）征讨噶尔丹，马思喀大将军所率清兵止有七日口粮，在昭莫多战役中尽管清军取得胜利，但清军中仍有饿死的士兵，以致由于粮饷供给困难无法继续深入追击噶尔丹军。当时由政府官吏运粮不仅迟误，而且耗费过大，运一石米需银一百二十两。显然这是官吏经手舞弊侵蚀所致。后来，经过范毓宾的筹划核计，认为只需“三分一足矣”，于是范氏遂以家财运饷万石”，“军费一如所计，刻期无后者”。这是极其艰巨的运输工作。当时范氏的运粮队是“出长城，逾瀚海，几千里大抵皆碛卤林莽，亘绝人迹。而所谓翰海者，积砂为海，绵亘千里，人乏为水，马绝刍牧，因而渴死半道者，枕尸相属也。又积雪苦寒，堕入肌骨”（乾隆《介休县志》卷12艺文）。在这样的艰险行程中，没有很严密的组织纪律和安排是难于完成任务的。当时范氏将粮饷运至军前，“三军腾饱”。雍正年间，清政府征讨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继续用兵西北，范氏又以运粮卓有成绩，受到奖赏。后来由管理户部事务的怡亲王允祥推荐，范氏又承担了北路军粮的运输任务。“计谷多寡，道路远近，以次受值”。据记载，范氏先后为清政府运送军粮百余万石，出私财支援军饷，为清政府节省费用 600万两。又如，同治时，左宗棠用兵新疆，山西票号先后借饷银 863万两，支持了左的军事行动。
捐输在清代很多，当然其中有摊派成分。但无论如何，这种捐输对于缓解清政府的财政紧张，维持其统治起到了“输氧”作用。清政府捐输的名堂很多，数量也很大，因为山西商人富名在外，所以山西是全国捐输最多的一个省。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山西盐商等捐输银20万两，以备屯饷；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输运本银 110万两；乾隆五十七年（1792）后藏用兵，山西盐商等捐输银50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用兵，山西盐商等捐输银 110万两。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银一百四、五十万两。《清仁宗实录》卷11载：嘉庆时“晋省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二于多两”。咸丰初，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上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军机处录副》祁隽藻奏折）。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的37％，为全国捐输之首。同治三年（1864），又因新疆用兵，筹饷银，解运难，山陕商人又在新疆地方兑充大量军饷。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松龛全集》文集卷三）。
给政府垫借款。这是晋商缓解当局财政困难的又一方面。大体上从同治开始，各省及税关应解京协饷，往往因款项不备，常由山西票号借支垫汇。如粤海关同治三年（1864）四年（1865）上解京饷不备，在这两年中分别由山西票号垫借总额的18％和27％。同治五年（1866），广东省财政拮据，由山西票号借垫汇解京饷15万两，占该省应汇解京饷的21％。光绪二十年（1894），清户部因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 124万网。庚子事变，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出北京，在外逃期间开支费用一时无有着落，相当困难，又由山西票号借给清廷银40万两，帮助清廷度过了难关。
此外，生息银两是政府依靠商人解决财政困难的又一方式。所谓生息银两，是指政府将公款交给商人而获取利息，到一定时候再收回本金的一种放贷行为。晋商是清政府交存生息银两的主要对象。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山西当局将司库存闲款银八万两，交商以一分生息，五六年后，除归新旧帑本外，可存息本银7万余两，每年生息8600余两，足敷通省惠兵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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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托政府官吏
晋商在交结政府官吏方面颇有独到之处。其手法一种是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直到走马上任。对于有希望科中之省试和入都应试者，其沿途川资，可由山西票号汇兑，川资不足可由票号借款。对于有衔无职的官员，如果有相当希望、靠得住的人，票号也予以垫款，代他运动官职。既放外官，而无旅费赴任者，票号也可先行垫支。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蔚泰厚票号苏州分号致京都分号信称：“又复开去王家言老爷三代单一纸，恐前信迟延，耽误伊功名大事。”“今封去黄国校、朱锦文二位捐从九品职三代各一纸，查收递捐。”“今封去周学浩兄，由俊秀捐从九职，黄伟、司霭云二位由俊秀捐监生履历各一纸，查收递捐。”蔚泰厚京都分号复苏州分号信称：“所有李北春兄等之功名，均已递捐，伊用过咱平定银一百四十七两零八分，黄伟、司霭云二位各用银一百四十五两零八分，周学浩、郑锡周二位各用银一百一十八两四钱”（《山西票号资料集·书简篇》）票号替上述人索取功名或官职之人垫付活动银两，乃是一种放长线吊大鱼办法，以后这些人一旦得志，对于票号所经营业务定能予以照顾与关照。二是代办捐纳和印结。咸丰时清政府为筹措经费，大开捐纳，按虚实官衔等级定价，输银加封。“文官可至道台，武职可待为游击，京堂二品，鬻实宫共卖虚衔，加花翎而宽封典。票庄乘机居间揽办，得利优于其他汇款”。已捐虚衔者，为了取得实职，还要靠票号为其打听消息，如某地官位有缺，如何运动，打通关节。已放实官者，为了取得更高一级的职务，亦请票号代办“印结”。所谓印结，实际就是一种签有印鉴的证明文书。票号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能够办通捐纳。票号平时自亲兵至郎中，分别等级行贿，逢年过节必赠款送礼，腊月二十到除夕，每日两三辆轿车专门拉包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赠送。对王公大臣，均在“相公”处殷勤接待。所谓相公地方，乃是布置精致、雅静，招待周到之处。因为王公大臣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所，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所以就有了“相公”地方。当由票号打通关节取得实职后，这些人自然感激票号，于是个人存款，贿赂横财尽存票号，公款业务也照顾票号。票号对这些人的存款也代守秘密，一旦遇到查抄处分，票号均予保护，或转汇原籍支取。这样，官僚在票号的支持下，得到高官厚禄，票号则在官僚的庇护下得到了存款汇兑公私款项便利，扩大营运资本，并得到了官僚的政治保护。三是加强与达官贵人的勾结。山西票号为了发展业务，又进一步加深与达官贵人的勾结。如大德通票号与曾任山西、四川巡抚的赵尔丰、九门提督马玉琨、山西巡抚岑春煊、丁宝铨都有密切往来。两湖总督端方曾在大德恒财东祁县乔家居住。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丰关系甚密，赵调遣、高则随往。合盛元票号汉口经理史锦刚是两湖总督瑞征的干儿子，总督府差役称史为“三少”，不敢直呼其名。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百川通广州分庄经理邢象宾是张府常客。袁世凯为了巴结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使袁在票号帐房得以拜见李鸿章。同治年间，左宗棠收降董福祥，对董的军饷调拨需有人经办，遂与蔚丰厚票号商议，由蔚丰厚派人在迪化设立分号，经汇和收存童福祥军饷。可见票号与高级官吏形成了朋比为奸，互为利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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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之以挑，报之以李
晋商在财力上、物力上支持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又千方百计结交官吏也就收到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效果。首先是获取官衔，尽管大多是虚衔，但满足了抬高杜会地位和名誉的思想。如山西介休富商范氏，不仅当上了皇商，而且多人被清政府关照出任官职。据统计，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有20人出任官职。山西各票号财东、经理因捐输也被授予官衔。如日升昌财东李箴视议叙知府衔，介休县谦盛亨票号财东冀以和议叙知府衔并加一级，元丰玖票号财东孙郅报复即中，蔚泰厚经理毛鸿（岁羽）赏给守御所千总衔等。其二是为其子弟争得了特权。如在山西运城一直开办有盐商子弟学校——运学。在扬州获得了商籍，使其子弟得以参加科举考试。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指出：“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其三是承揽了大量代清朝政府浮存和汇解饷银的业务。如平遥协同庆票号北京分号张治达，在京善于酬酢，结识满汉大员很多。一次见有旗人穆某某面有忧色，从二人闲谈中得知穆要活动福建省将军一职，短缺活动银六万两，张答应穆氏由协同庆借支。穆氏非常高兴。不日，穆氏果然被任命为福建将军。穆到任后即向当地官员宣称；“平遥协同庆资本雄厚，信用昭著，以后公私款项尽存该号”。穆又提出要拨50万银两交张治达，请他独立办票号。张氏不愿背离协同庆，便劝穆氏把50万两白银浮存协同庆。穆氏依言，全部存入协同庆。协同庆在穆氏身上完全收到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效果。山西票导承揽汇解京协饷数额很大，如同治六年（1872）汇解银 455万两，同治十一年（1872）汇解银 301万网，光绪三年（1877）汇解银 292万两，光绪十七年（1891）江解银 533万两，光绪二十二年（1906）汇解银2256万两，宣统三年（1911）汇解银 533万两。山西票号汇解公款动辄数百万两到二千多万两，从而使山西票号获得了大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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