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第二）
按钱穆，白话译文是：季康子问：如何可使民众敬其上，忠其上，并肯加倍努力呀？先生说：你对他们能庄重，他们自会敬你。你让他们都能孝其老，慈其幼，他们自会忠于你。你拔用他们中间的善人，并教导他们中间不能的人，他们自会互相勉励，加倍努力了。
让员工敬业，忠诚，加倍努力，这也是大多数管理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孔子提供的解决方案很简单，你如果想让员工恭敬的态度对待企业，你得先尊敬员工；你如果想让员工对忠诚于企业的利益，你得先让他们有条件建立的和睦的家庭；你如果想让他们加倍努力，你所要作的只是提拔优秀的员工，发展不优秀的员工的能力。
这里的核心机制，首先是“仁”的原则，就是以人为善，在没有得到关于对方的负面信息之前，把对方当作守信用、有底线的人看待，从而主动投资，发出愿意合作的信号。其次就是上次我强调的对等原则。如果把对等原则解释为 “礼”（来而不往非礼也）的话，孔子的这个解决方案体现的是“仁”与 “礼”两大原则的合力，其实质是，通过“人心美德相互之间的感应”（钱穆语），用美德唤醒美德，奠定企业良性发展的基础。
“仁”、美德指的是以正直、诚实、守信为核心现代商业道德，也就是李泽厚所说的以契约性和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性公德，不是以个体完善为特征的宗教性私德。正直是合算的，仁者无敌，这种底线道德对于个体商业运作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我曾多次阐述过，这里不再复述。
传统文化，经过选择、再阐述、与西方优秀思想的对接后，可以成为一代中国一代企业家的精神资源。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不要忘记把先秦儒家和汉代以来庙堂化的儒家区分开来，批判和摒弃后者中愚民、专制和“吃人”的成分。例如，一般人都把“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作为儒家文化中不好的成分，陈寅恪在“五四”时把“纲” 解释为榜样、表率，认为三纲五常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究其根本，也是想方设法提炼出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再加以现代化的转型的意思。
我们在这里讨论如何找到精神资源，以平衡经济发展大潮中个体对短期利益的过分的追求，解决信任危机产生的合作危机的问题。有意思的是，西方冷战后这些年来，因为一直一边倒地强调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现今同样面临一个如何平衡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防止信任危机和合作危机的出现的问题，典型的例子是著名印裔管理学者高沙尔（Sumantra Ghoshal）最近引起各方面强烈关注的遗著《坏的管理理论正在毁灭好的管理实践》。
高沙尔是管理学界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生于加尔各达，31岁时放弃印度石油公司管理层的岗位到美国求学，四年时间内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MIT，另外一个是哈佛商学院。 1985-1996年任教于INSEAD，迅速成为管理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后来他加入伦敦商学院，并成为印度商学院的创立院长。可恨天妒英才，高沙尔去年因病去世,终年仅55岁。
高沙尔去年去世时，世界知名财经报刊上都有悼念他的文章。《坏》文３月份刊登于《管理科学院学习与教育专刊》上之后，罕见地又引发了财经报刊一系列的报道文章。文章的主旨是，芝加哥学派关于人的自利性的人性假设，加上社会科学为了建立自身学术地位而对自然科学的刻意追随和模仿，商学院内充斥着各种不把人当人看，而是看作自私自利、无空不钻，唯一的目标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各种理论，如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理性主义社会学等。这些理论通过商学院灌输给经理人，被经理人广泛地采用到实践中之后，自我实现了这些理论的经济人假设： “如果有理论认为太阳是绕地球转动的，这个理论不会改变太阳的实际运行。理论错了，真相自会有别人去发现。与此对照，管理理论，只要足够流行，却会实际改变管理者们的行为：他们会按照理论去做。”
冷战后的西方，在思路上走极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商界、管理界存在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侧面而已。这些批评，要从高沙尔这样一个相对的“局外人”口里说出来，其实不是偶然的。作为印度人，这些问题他更容易看清楚。只是在这个伟大的“纠偏”工作中，来自中国的古老思想能贡献些什么呢，伟人面前，惟有高山仰止之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