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这一代所取得的进步，实际上是我们民族文明进步的一个路标。我们没有比他们高明，更多的是要弥补。”

    2006年7月初，美国《福布斯》杂志记者造访了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的学者们，希望能够为中国近代富豪做一个财富榜。社科院方面的反应是：这个榜单没法做。

    “一来，旧中国的工商企业都是股份重合的，很难分清楚哪些股份是实业家个人的，哪些股份是政府参股。二来，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具体数目也很难认定。”研究员钟祥财说。

    “中国人的财富向来是隐蔽的。与地主和官僚相比，实业家们的财富算是比较公开的了。”中国企业史研究中心主任陆兴龙说，“如果一定要给实业家们单独做一个榜单，刘鸿生可以排进前五。”

    刘鸿生，上海实业大亨，有火柴大王、煤炭大王、水泥大王之称。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他投资创办的企业达到60多个，跨20多个行业，旗下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厂、华东煤矿、中华码头、章华毛纺织厂、华丰搪瓷厂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企业。

    1956年初，刘氏企业实现公私合营的企业资产达到2000多万元，是中国仅次于荣宗敬后裔的最为富有的资本家。

    

    “流氓大亨”

    在半年前的一次“世家”采访中，一位老上海实业家的后代对记者提及刘鸿生，称之为“流氓大亨”。这个称呼让人物有了更多的戏剧色彩和想像空间。刘鸿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从出身和教育背景上看，刘鸿生并不“流氓”。他祖籍浙江定海，1888年生于上海，其祖父刘维忠在上海宝善街开设过丹桂茶园，父亲刘贤喜为国营招商局买办，不是书香门第，也算小康之家。13岁的时候，刘鸿生进了圣约翰中学，17岁进圣约翰大学，大家都称呼他的英文名字O.S.Lieu，是大学里一名荣誉生。在大二的时候，他甚至得到一个赴美留学学习神学的机会。

    不过，从照片上看，年轻时候的刘鸿生怎么看都不像是个牧师，倒是像个“上海小开”。很快，刘鸿生离开圣约翰，在英商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谋到“跑街”一职。

    “刘鸿生和吴蕴初、范旭东、卢作孚这些实业家终归是两样的。他没有什么实业救国的理想。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上海商场上的一个风云人物，做一个大亨。”陆兴龙说，“这种人生选择和他的教会学校背景、买办出身是很有关系的。像吴、范、卢他们就大多是技术人员和文人出身。”

    刘鸿生的出身对他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他信教。实际上，在刘鸿生生活的那个年代，企业家们普遍都有宗教信仰：基督教、佛教、天主教。刘鸿生就是一个基督教徒。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经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失去了统治地位，整个社会缺乏思想依托。这时候，在社会上做事的人，包括民族企业家，需要一种支撑他们奋斗、开拓市场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宗教起了很大作用。”钟祥财说，“具体到刘鸿生身上，他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精神，他几乎把他所有的企业利润都用在再投资上面了。这多少有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的色彩。”

    虽然是教徒，但刘鸿生并非善男信女。他之所以有“流氓大亨”之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善于结交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并且把这种人际关系运用到自己的商业活动中。这些人物中就包括杜月笙。他曾经为了结交杜月笙，办好自己的中华码头公司，不惜让自己剑桥大学毕业的四儿子刘念智做杜家少爷的礼仪教师，从吐痰和吃西餐教起。

    这件事情，即使是他自己的儿子也觉得难以理解。多年以后，刘念智回忆说：“说实在的，我父亲当时已经是十来个企业的老板，已经是千百万富翁的身价，已经是宁波同乡会的会长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董，而且是国营轮船招商局的总经理。在上海资本家中，他已经是数一数二的闻人。然而在十里洋场中，还得让杜月笙称王称霸。父亲和他称兄道弟，曲意逢迎，在我想来，这是难以理解的。”

    这种对于人际关系的掌控能力、在江湖中游刃有余的谋生技巧，在老百姓看来就是逢场作戏的流氓习气，但是在历史学家那里却另有说法。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在《大公司与关系网》一书中，以大中华火柴公司为例分析了刘鸿生的这种能力。

    事实上，在刘鸿生创业的全过程中，他都着力培植了基于家庭、同乡、同学和其他的各种关系——

    家庭关系：刘鸿生的岳父叶世恭就是办火柴厂起家的。在创业过程当中，刘鸿生的哥哥刘吉生作为他最重要的助手之一，也给了他很多的帮助；

    同乡关系：刘鸿生进入开平矿务局就来自宁波同乡会会长周仰山的推荐。1920-1937年间，他还亲自担任了这一组织的会长；

    同学关系：虽然没有拿到圣约翰的学位，刘鸿生仍然在创业成功之后创办了圣约翰同学会（梵皇渡俱乐部）。后来，他的好几个同学都在他的企业里担任银行经理、会计等重要职务；他的学长宋子文更是成为他后来的一个政治优势。通过和宋的关系，他曾得以承揽蒋介石部队的军呢用料。

    说到和政府、社会权贵的交往，这更是刘氏企业的一个特色。抗战期间，刘鸿生为了获得蒋的经济支持，聘请和侍从室有密切关系的林玉声、方车等人在自己的企业里任职，并多次拜访招待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刘鸿生的儿子刘念智在回忆录里说，“在刘氏企业里，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需要，邀请一些有名望、有地位、有权势的名人来担任董事、董事长、顾问等职位，并致送优厚报酬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不过，虽然和这些人交往，刘鸿生却没有什么特别佩服的人。他很自负，始终觉得自己是最厉害的。”钟祥财说，“他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标准的上海民族资本家。”

    

    家族托拉斯

    刘家和荣家都是江浙人，工业基地都在上海，都是兄弟创业，都是当时的大资本家。这两个家族企业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扩张方式不同。荣氏企业的发展以敢于借贷闻名。荣德生曾经说，“如果哪一天我不借钱了，外界就要以为我的企业出问题了。”刘鸿生的扩张则相当稳健，一个企业成功了，挣钱了，再来考虑做有相关性的另外一个行业，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他做煤矿要解决运输问题，就接着做了煤码头。煤矿石的煤屑又可以做煤球，于是又做了煤球厂。开出来的矿石又可以做水泥，就又创办了水泥厂。”钟祥财说，“而且他是不熟悉不懂的不做，据说他随便拿起一块煤，就能够说出产地、名称、成分。”

    其次，投资理念不同。荣家是集中投资，基本上只做面粉和纺织，即使后来有了银行，也只相当于企业的财务科。刘家则是分散投资，投资领域涉及火柴、煤炭、水泥、银行、码头、棉纺织、搪瓷等20多个行业。刘鸿生曾经给自己的儿子写信，说自己的投资理念就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刘鸿生算是同时代的资本家中投资最多最分散的一位。不仅在实业上，甚至在子女家庭教育上，他也坚持这样的原则。他经常说：“我一生有两个最得意的投资，一个是工矿企业，一个是子女教育。”

    刘鸿生有10个儿子3个女儿，4个儿子留美，4个儿子留英，2个儿子留日，3个女儿分别留学美、英、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将来不管哪一国的势力来统治，我总有我的子女出来应付局面。我将不惜工本让你们学成世界上最有用的学问，回国以后，可以分别负责经营我的企业。”

    刘鸿生的子女如今大部分已经生活在海外，健在的很少了。在大陆，只有一个女儿生活在上海，一个儿子在北京。好几年前，陆兴龙带着高家龙去探望过他的长女、84岁的刘明珠。几年以后，已经没什么人知道他们的生死了。“在解放后，他的子女在商业上都没有什么作为了。”陆兴龙说。

    不过在当时，事情是按照刘鸿生的设想发展的。10个儿子先后留学归国之后，被他安插在刘氏企业不同行业的公司里面。例如，老大刘念仁进入大中华火柴公司，老四刘念智进入中华码头公司，老八进入章华毛纺织厂。不久以后，刘念仁就取代了刘鸿生曾经的亲信、刘氏企业核心机构刘鸿记帐房的负责人华润泉的地位，成为刘氏企业中仅有的可以代替刘鸿生签字付款的人。

    在儿子刘念智看来，办实业“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癖好”，“办了轻工业、纺织工业、又办重工业；办了工业，又办码头、仓库、银行、保险等事业。”这其中潜在的一个悬念就是：摊子铺得这么大，效益到底如何？跨行业的内部管理如何解决？

    一个庞大企业的效益问题在时局发生变化的时候遇到了挑战。1936年，刘氏企业发生周转困难，欠浙江兴业银行360万元借款。银行老板徐新六对刘鸿生的儿子感叹说，“你父亲的实业办得太多了，顾此失彼，长期下去，怎么得了？！”而这个时候，刘氏企业的业务状况是这样的：上海水泥和中华码头是赚钱的；章华毛纺织厂略有盈余，但资金周转困难；大中华火柴公司连年亏损；华东煤矿存货20万吨，中华煤球公司也处于亏损状况。

    其实刘鸿生是心怀大志的人，对于自己庞大的工业王国，他也早有设想。早在1930年，他就在四川路上修建了八层的企业大楼，旗下所有大小企业的管理部门和后勤机构都设在这栋大楼里面。当时，他是雄心勃勃要把所有刘氏企业合并改组为一个托拉斯企业。为了这个目标，他一方面设立企业银行，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联合起来；另一方面，他设立了顾丽江采办处，规定刘氏企业一切物料、机器、材料、设备等的采办，都必须委托这个机构统一办理。

    此外，他还设立刘鸿记账房，作为各个企业的财务收支中心，起经济调剂的作用。

    但是在一场改写整个民族命运的战争面前，刘鸿生的托拉斯梦想打了一个趔趄。以后的路，他怎么走？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

    “1927年，蒋介石北伐到达上海，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们为他的政权提供了资金。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和民族资本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陆兴龙说，“刘鸿生也担任过实业部副部长这样的政府职务。但是战争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1938年的一个冬夜，刘鸿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转往重庆。在抗战期间，他在后方仍然创办了一些企业：中国毛纺织厂、中国火柴原料厂、西北洗毛厂、贵州水泥厂、兰州西北毛纺织厂、建成水灰厂等。

    尽管如此，刘鸿生在重庆过着和在上海时候完全不同的生活：“他当时住的已经不是豪华的洋楼，而是简朴的普通宿舍。他住在长江南岸的弹子石，每天要到北岸重庆市区办公。两岸崖峭坡陡，上下石阶约达三百级之多。他步行往来，从不坐滑竿……他经常在小食店里吃碗阳春面和一碟生煎馒头，有时只吃几块糕点，当作一顿午餐。”（见《实业家刘鸿生传略》）

    说到刘鸿生在抗战期间的境遇，他有一句著名的话：“我这个总经理，在上海是大老板，来了重庆就成了他们的小伙计了。”

    这个“他们”指的是蒋介石和四大家族代表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在战时经济政策下，政府减少对刘鸿生企业的贷款，企业改由四大家族投资，刘鸿生实际上成了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被架空的总经理。”面对这种状况，刘鸿生这样的私人资本家有怨言太正常了。

    实际上，当时英美、苏联也是实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在当时这是国际潮流，”钟祥财说，“一直到了六七十年代，人们才开始烦死这种经济思想对于社会发展原动力、市场竞争秩序和人的自由度的损害，这个时候，哈耶克的经济思想才开始重新被重视起来。”

    “他感觉和蒋政府的合作越来越困难了。”陆兴龙说，“在1927年建立政权以后，经过对金融和交通的控制，蒋逐渐把手伸到了工业上，来加强政府的经济力量。这个控制的方向是从重工业入手，再到轻工业。但是，抗战期间他没有最后完成。不过抗战胜利以后，宋子文成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开始大规模向民营资本伸手。战争成了蒋最好的一个借口。”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刘鸿生们的命运会如何？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蒋一样会伸手。”陆兴龙说，“一个典型的例子，1934年全球棉价不变，纱价下跌，棉纺企业的日子不好过。宋子文就趁机吞并了荣家的申新企业。一切早有预谋。”

    钟祥财的观点则不一样。“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虽然一样会伸手，但是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博弈力量对比就不一样了。而且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有现代化的基因了，战争打乱了这个进程。”

    这个现代化基因是什么呢？“一方面，‘五四’之后民智开启，已经有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其次，在三四十年代，《公司法》、《票据法》等一系列法律已经颁布，是一个趋向成熟的市场环境；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企业的内部管理、公司化程度已经不错。实业家穆藕初引进的泰罗制企业管理思想、成本会计制度、技术管理已经在很多公司被使用。刘鸿生的集团也是这样。”

    刘鸿生生活时代的上海就是孕育这些现代化基因的乐园——“像刘鸿生、荣家兄弟，可以说他们靠个人奋斗，但是他们的奋斗太依靠机遇了。这个城市，可变的因素太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太多例外。非常规的东西多，规律的东西少。”

    刘鸿生这一代企业家，他们的发迹和高潮虽然和这个城市一样没有一定的规律，但是他们的没落指向却是惊人的一致：战争的外部插入、解放后对于改造人性的乐观和对世界近现代化一般规律的超越，刘鸿生基于资本主义的一套商业逻辑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彻底烟消云散。

    “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这些民族企业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都是在为这种狂热、乐观、虔诚的自信付出代价。”钟祥财说，“刘鸿生这一代所取得的进步，实际上是我们民族文明进步的一个路标。我们没有比他们高明，更多的是要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