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的世家子女，从小被家族“圈养”，活在一个精英、神秘、封闭的小圈子里，以至于对社会的反应很迟钝。陆蓉之是个例外

    下一位演讲者就要出场。我身边的记者小声说：“你认识她吗？一个50多岁的台湾籍上海人，红头发，很有风范的一个女人。”

    一分钟后，陆蓉之出现在所有人面前。这位上海外滩18号创意总监、上海当代艺术馆创意总监拒绝上台，她穿着一件鲜红的低胸上衣，拿着话筒站在人群中完成了一次演讲。

    她说：“我的人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我到今天也没有搞清楚。我对自己还充满了无知。而且，一个55岁的老太太，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还没有开的花朵，等着开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我非常重要。”

    

    台北往事

    陆蓉之1951年出生在台北。这是那种“老底子”的上海大家族，外婆生了17个孩子，家里有20多个佣人。陆蓉之从小就被人称作“大小姐”，她出生的时候，家里前门后院开满了芙蓉花，喜气洋洋，于是外祖父为她取名“蓉之”。

    陆蓉之的外祖父郁元英是老上海有名的大慈善家。“凭良心讲，我祖父一辈子没有真正赚过什么钱，也没有真正上过什么班。他的钱都是祖上留下来的，他也毫不吝惜地拿去帮助别人。他死后的遗产全部都捐给了郁氏基金会，完全没有留给后人。”

    在老上海城隍庙附近有一家著名的“郁良心堂”药店，就是郁家的主要产业，生产的“六神丸”是当时的沪上名药。这家药店有一块纯金打造的“郁良心堂”金字招牌，用郁家的名字做保证，以示决不贩卖假药，并且为穷人义务诊病。抗战之前，郁家还开办了6家义务小学和一家义务中学，让穷人家的孩子能够受教育。抗战期间，上海法租界死人无数，郁家就把自己在法华镇路上的郁家花园捐出来，成了一块公墓。上海现在有一条“幸福路”，原名叫做“敦惠路”，就是用郁家曾祖父的名号命名的。

    1948年，郁元英带着陆蓉之的母亲和幼子郁慕明去台湾参加博览会，没有想到局势很快有变化，蒋介石败退台湾，一家人就此两岸相隔。现在，郁家留在上海的后代有200多人。陆蓉之说：“我外公走的时候还带走了一把枪，政府都有记录。这本来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可是在这么大的时代动乱里面，200多人的大家庭，没有一个人坐牢，没有一个人横死。我一直觉得是积德之家必有后福。”

    在台湾，陆蓉之的家族算是那种典型的从上海移居到台湾的老式家庭，陆蓉之形容说是“很低调的上海土家庭，很传统，不是那种洋派的。”

    郁家的规矩多而且严。每年十一月开始，家里人就收拾屋子、粉刷墙壁、栽种植物，以迎接新年。到了大年夜，郁家成员都要按照祖上在上海的规矩，一一向祖宗牌位磕头，等到一炷香烧得见底，表示祖宗们都吃过年夜饭了，一家大小方能入席。

    当年郁元英本来是带二儿子去台湾的，没有想到临走的时候儿子还在收拾书包，郁元英一气之下带了小儿子郁慕明。这位陆蓉之的小舅舅是现在台湾新党主席，在前一段访问大陆的时候，他感叹说：“如果不是这个偶然，现在留在大陆的会是我。”郁慕明从小被父亲寄予厚望，学医出身，是要继承家业的意思。但是，郁慕明从小的学费都是要和父亲签约的，以后工作了挣钱都一一还上。“因为外祖父觉得，你生在我们家，已经什么都不缺了，我为什么还要救济你？宁可把钱给穷人。”陆蓉之眼里的这位小舅舅，是一个很有谋略智慧的政治人物，搞起政治来像是公子哥提着鸟笼遛鸟一般自在。外祖父去世之后并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资产，郁家的财富经过几代人的慷慨施舍，规模也大不如前，陆蓉之觉得郁慕明的内心总是潜藏着一股维系郁氏家族再造的使命感。

    郁家的女儿，虽然从小都有佣人伺候，但是每个人都要学做饭和针线。陆蓉之的母亲在郁家排行第十一，她是郁家惟一一个学针线学出了名堂的女儿。她后来嫁的丈夫陆永明也来自上海，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创办人马相伯有很深的渊源。“我母亲是那种很典型的上海女人，能干、精明，又长得漂亮”。上世纪六十年代，她在台湾开设了第一家高级订制服装店，店面设计成洛可可样式，专门为官家夫人做衣服。陆蓉之回忆说，当时一件衣服的价格相当昂贵，大概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个月薪水的十倍。一直到现在，很多老派官场夫人都还记得“万达时装“这个品牌，陆蓉之小时候就多次见到蒋孝文的夫人徐乃锦来做衣服——蒋家孙媳妇们几乎都是这里的贵宾。

    

    上海的乡愁

    对于上海的乡愁，陆蓉之从小就有。从小，外祖父、父亲和母亲就对她讲上海的过往和故事，怎么也讲不完。“他们对上海的旧梦真的都是美的，我听到的都是对上海的歌颂赞美，我记忆里的上海是比巴黎更美的城市。”

    台湾有一部分早期的精英都是从上海去台湾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是一块远未被开发的处女地：一个普通中学教员几个月的工资就足以置产，买下台北郊外的一块荒地。这在现在看来当然不可思议，对于当时那些来自“远东巴黎”的世家子弟来说也是难以置信的——台北和上海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所谓上海情结也就可想而知。这些人，他们一辈子都有上海情结，一辈子都没学会说客家话，还是一口吴侬软语，无论是生活习惯、教育方式还是从事的事业领域，都多少和上海有关。他们就像电影《台湾往事》里的阿伯一样，带着孙子来到海边，指着地平线告诉孩子：海那边就是上海。

    陆蓉之的外祖父本质上是个文人，并不长于做生意，因此来台湾不久家业多少有些走下坡。这时候中兴郁家的居然是在上海时候的一桩旧事。早在上世纪初，陆蓉之外祖父的祖父曾经无意当中购买过一些新西兰森林的股票，全家人早就忘了这件事情。事情的转机在60年代。“有一天，我们家收到一封外国人的信。那时候台湾收到一封外国的信是了不得的事情。我爸爸赶快拿去让他公司的秘书帮忙翻译，一看，原来是新西兰的森林公司在寻找当年那些股票的继承人。”经过了这么多年，股票增值了很多。就靠着这笔股票的继承，郁家的外祖父得以在台北置产，全家衣食无忧。

    郁家对于子女的教育方式也是老上海的温文尔雅。陆蓉之在所有小辈里面应该是最受外祖父宠爱的。他等于算是陆蓉之的启蒙老师，从她懂事时候起，外公就教她“人之初，性本善”。到了小学四年级，别人还在学简单的白话文，她已经开始读《史记》和《诗经》。到了小学五年级，她可以几步成诗。13岁的时候，她办了自己第一个个人画展。16岁的时候，写了自己第一本艺术评论文集《师承记》。17岁时，她的一幅30公尺长的国画长卷被台北故宫收藏。3年之后，她被故宫老院长特批申请为“天才儿童”，赴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修习绘画。

    但是，陆蓉之从小接受的人生观念又和很多老式家庭不同，有相当开明的一面。出国念书的前一天，母亲对陆蓉之说：“我们家倾其所有供你出国念书，以后弟妹们就是你的责任了，你要对家族有使命感，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后来陆蓉之在比利时做房地产，在美国做通讯器材代理的生意，都是靠自我奋斗。她虽然从小没有吃过苦，但也不会吃家族的老本：“我外祖父对我的影响很大，她总是跟我说，财富取之社会，每个人都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样的文化是我们家族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精神。所以，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是有才干的，不靠祖荫过活。”

    很多的世家子女，从小被家族“圈养”，活在一个精英、神秘、封闭的小圈子里，以至于对社会的反应很迟钝，才干不但没有得到遗传，反而滋生了挥霍败家的种子。一些华丽而不实用的才能无法保证继续家族的鼎盛规模。这个时候，精英的生活习惯得到了继承，精英的奋斗精神却失落了。陆蓉之比较幸运的一点在于，她虽然承认自己从小是一个被过度保护的孩子，懂得欣赏无用之物的艺术之美，却并没有因为这保护而滋生懒惰和依赖。她始终记得外祖父的话：“让人高贵的不是钱，是知识。”

    《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这本书中，谈到了教育和精英阶层的关系：“过去的财富和权力，通过继承而来的多。如今的财富和权力，则是通过教育而来的多。富裕阶层之所以能够逐渐稳固他们后代的社会地位，并不主要是因为他们留下多少遗产，而是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源，对孩子从小进行严格的训练。”

    

    心理上的奢华

    32岁的时候，陆蓉之是美国AT&T的成功代理商，在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都有分部。有一天，她突然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一直做下去，到了50岁，有没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王永庆？答案是不能。“我不是那么爱财的一个人。这样的人肯定变不了王永庆，因为王永庆是一个超级爱财的人，他不会浪费一毛钱，他不会去做义工，他也不会去买任何一件艺术品。他把金钱看得特别重，所以他才会累积财富到那样的地步。我对钱没有那种概念，我决定放弃生意。”

    于是，在人生过到一半的时候，陆蓉之决定选择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做一个女性艺术评论家。两年前，陆蓉之接受邀请来到了上海，担任外滩18号创意中心的艺术总监，负责各种艺术策展活动，今年年中的维维安维斯特伍德服装展让上海人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了世界上最尖端的奢侈品文化。一个月前，她又兼任了上海当代艺术馆的创意总监。

    从生意人到艺术家，现在陆蓉之大多数时候都是和美打交道，而不是和钱打交道。她认为美的获得比钱要难得多：“这个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富有和对衣食住行的生活品味的积累。不是说钱到位了，奢华就到位了。物质的东西比较容易解决，但是很难说你能够在几代人里面培养出一种审美的经验，那是家庭、学校、社会整体的环境养成的。”

    在欧洲生活的时候，陆蓉之常常感叹：意大利人多么幸福，他们可能一低头撞到一个井盖都是艺术品。这样的环境培养了他们对于颜色、线条和美的捕捉能力。她觉得上海现在也有机会成为这样的城市。她指着窗外人民广场的花园和南京西路的大厦说：“最近十年上海形成了很多在世界上非常丰富优雅的建筑，或者橱窗设计，或者室内设计，终于，年轻一代可以有机会去养成这种品位。”很多的世家子女，从小被家族“圈养”，活在一个精英、神秘、封闭的小圈子里，以至于对社会的反应很迟钝。陆蓉之是个例外

    至于说到她自己，从小每个周末家里都唱昆曲，5岁开始读诗书，20多岁的时候坐着火车在欧洲各地穿梭。“这样的成长环境养成了我生活上一些不可或缺的要求，但是我不是一个真正富裕的人，因为我们家解放以后财产已经消失。我是一个靠着自己的专业技术生活的人。可是我过得比许多富有的人还要奢华，这个奢华是从心理情境上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