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想只做单纯的财富猎取者，不再只是边贸“倒爷”，背着木制或塑料淘金盘的“忍者”采矿人，现在，他们的新角色有地产商、电信运营商、矿业公司运营者……在这个工商业基础几乎为一张白纸的游牧之国，他们希望能够投入到当地新商业文化的形成与市场经济的重建之中

    街头上正在播出高亢而悠扬的蒙古音乐，市场上中国商人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不绝于耳。9月10日下午，乌兰巴托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残阳照在城郊远处山坡的少许积雪上，光亮耀眼。

    对于初次来访者来说，这个游牧文化与其它文化交融的城市充满神秘——飘舞着彩色幡旗的喇嘛庙随处可见，夹杂在带有浓厚俄罗斯风格的建筑中间，而在城市边缘的山坡上，则堆积着许多密密匝匝的简易住宅——在近郊不计其数的蒙古包的衬托下，这一切都显得有些“角色”凌乱。

    “近两年来，中国商人如潮水来，又如潮水去，无穷无尽。”蒙古中国总商会会长张春山说。

    1998年，张春山作为国航蒙古分公司总经理被派驻乌兰巴托，如今已是第八个年头了，今年3月，他被选为蒙古中国总商会第三届会长。他向《中国企业家》记者回忆，蒙古中国商会2003年成立时成员40多家，2004年底增至150多家。今年上半年蒙古政府对金、铜等矿种征收暴利税后，中国民间资本曾仓皇撤退，粗略估计亏损不下10亿元人民币，商会成员也减至目前的不到100家，但最近以来，更多的公司整装待发，来到蒙古，他估计今年底商会成员数预计可恢复到150家。

    在土拉河河谷建立的乌兰巴托是一个标准的“逐水草而居”的城市，蜿蜒的土拉河这两年因为干旱而水浅岸窄。目前，不包括数目庞大的建筑工人和来往散客，光常年在这里从事经贸活动的中国商人就不下1万人。“在乌兰巴托，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过。”自小在乌兰巴托长大的蒙古华侨协会会长白双占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

    2001年7月，一家名为艾芬豪矿业的加拿大公司宣布在离中国边境70公里处的奥尤陶勒盖发现了一个价值380亿美元的矿藏，从而拉开了蒙古投资热的序幕。奥尤陶勒盖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绿宝石山”，它的地下，有着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规模的金矿和铜矿石基地之一。

    “现在是蒙古投资高峰期，尤其是矿业，仍有很大机会。”米祥玉说。米是BHM矿业公司驻蒙总经理，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蒙古中国总商会矿业分会会长，目前在蒙古拥有一座金矿和一座钼矿。“很多中国紧缺的矿种在蒙古都能找到，而蒙古地层深处的矿大部分仍处于未开发状态，前景非常可观。”

    43岁的毕可平是蒙古天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合伙人，来自山东烟台，来蒙古找矿已经3个年头了。他目前负责开采的金矿叫那林陶勒盖，位于蒙古中央省西北部，是迄今为止中国民企在蒙古发现的最大金矿之一。30多年前，一位来蒙旅行的德国地质学家发现了这一金矿，花了数年时间进行勘探，并绘制了大量精确的地质资料，后来此矿作为援助项目被蒙古收回。2006年初，毕可平在一个蒙古矿主手中买下了该矿的开采权。目前，世界黄金交易价格已经超过每盎司 600美元，达到10年来的顶点，按此计算，这是一个总价值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富矿。

    记者到达乌兰巴托的第二天晚上，44岁的黑龙江人孟祥正在乌兰巴托巴彦高勒区的“东北饭店”里宴请几个来蒙古找矿的老乡。孟祥是黑龙江一个大型民营企业在蒙古的负责人，三年前来到蒙古，目前在色楞格省拥有一家大型铁矿，即将进入投产期。“这里的机会很多。”孟祥在将一杯“蒙古王”一口饮干后，吐着酒气对他们说。

    眼下在蒙古，一些引人注目的大项目正热火朝天地展开。中国有色矿业建设集团公司已在蒙古建了两个大型铅锌矿，其中一个位于东方省的图木尔廷，是三年前投资的，总投资规模为10亿元人民币，目前已收回投资成本，这是目前中国国企在蒙古最为成功的项目之一；另外，由鲁能集团在戈壁苏木贝尔投资80亿美元的一个特大型煤电项目也即将正式开工；作为国内的一个颇具实力的矿业巨头，总部位于西宁的西部矿业集团也已决定投资15亿元人民币，在蒙古最西边的乌布苏省建一个亚洲最大规模的银矿。

    在石油开采方面，中石化旗下的东胜石油公司做得比较成功。目前已投资1亿元人民币，共采掘了11口油井，现在已经有7口井见油，日产原油70多吨；而国内第一大油田——大庆油田也于今年5月以9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美国SOCO公司在蒙古东方省勘探的19、20、21等四个石油区块，借此进入蒙古。

    据内蒙古大学周边国家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截至2005年底，中国在蒙累计投资2166个项目，占在蒙外国投资项目的45％；投资额7.8亿美元，占在蒙外资的47％。2005年新增568项目，投资额达2.4亿美元，占当年蒙古国接受外资额的76％。自1998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第8年保持蒙古第一大投资国地位。

    在乌兰巴托，一个新的商业时代已经拉开序幕。

    

    探访扎玛尔：淘金“忍者”

    近一年多来，由于前来蒙古考察矿产资源的中国人增多，当地的矿业许可证的价格几十倍、几百倍地上涨。2000年，蒙古中央省一个大型金矿的探矿证，只卖到20万美元，今年已经炒到370万美元。

    然而，在许多找矿人眼中，矿业许可证价格的猛涨似乎与他们无关。他们中多数人的初衷仅仅是想让日子过得宽裕一点，奔向蒙古广袤荒凉的矿区去“撞大运”。在蒙古伊德伦山脉、乌勒吉特和扎布汗等大型金矿带，至今仍然散布着四处寻矿的人，这些人背井离乡，专门从事采矿和淘金。他们当中，大约有数百人来自中国，人们都统一称他们为“忍者”——他们常常背着的木制或塑料淘金盘，酷似电视剧中的“忍者神龟”。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忍者”，他们当中的成功者，每年的收入能在数十万元以上。不过，能获得成功的比例很少。

    在许多当地蒙古人眼中，刘立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忍者”。今年41岁的刘立柱身材不高，但长得很结实，脸庞黝黑。上世纪90年代，他曾经是黑龙江某国有机械厂的普通工人。2002年，受一个在蒙古做边贸的朋友的影响，刘辞职后专门从国内（主要是二连浩特的小商品城）批发一些小商品和生活用品到乌兰巴托。几个月后，他的生意没有起色，带在身上的1万元也花光了。

    走投无路之际，刘立柱的机会来了。

    当时乌兰巴托没有出租车，刘买了辆二手越野车，专门接送来蒙古商务考察投资的国内商人。有一次，刘立柱从机场揽到了一个绝好的活儿——送一个福建来的矿老板前往蒙古中央省西部的一个淘金区。

    正是这一次旅程，改变了刘立柱的命运。这个淘金区靠近蒙古第三大河流——图勒河，是蒙古几个主要的产金区之一，尤其是砂金（指在河流底层与砂石混在一起的一种金矿粉）产量很高。由于金价不断上涨，当时引来了络绎不绝的淘金人。那个福建人在当地刚开发了一个淘金点，并在国内雇用了十几个人，不到半年时间就获利了100多万元人民币。这给了刘立柱很好的启发，他回老家召集了七八个老乡，也去扎玛尔承包一个小型砂金矿淘金，仅用了一年时间就赚了30多万元人民币。

    几年开采下来，刘立柱赚得盆满钵满。后来，刘立柱又与人合伙在色楞格省的色尔格林苏木地区重新开辟一个新的淘金点，并拥有超过50%的股份。

    如今，刘立柱的本子上，还记录着数年来他接送的客人的姓名和电话，“要不是在蒙古干上了出租这一行，我还不知道现在在哪儿呢。”刘立柱笑着说。

    刘立柱数年前淘金致富的扎玛尔，就是蒙古最大的“忍者”采矿区，该地离乌兰巴托280公里。很久以前，扎玛尔当地的牧羊人在图勒河两岸放羊时，发现地表附近部分的砂土可以露天开采，经清洗后可以得到一种品位较高的黄金，消息传开后，立即引来了无数的淘金者。

    蒙古中国总商会矿业分会会长米祥玉说，2002年至2005年间，最鼎盛的时候，扎玛尔矿区聚集了大约7000多名淘金客，另外，蒙古还有１万多名淘金客在全国各地非法淘金。

    在地图上看，扎玛尔其实是蒙古中央省的一个小镇，只有数百户居民。目前，乌兰巴托市外仅有几条铺砌柏油的简易公路，其中一条通向扎玛尔，但在途中就到了尽头，之后就要在崎岖不平的泥石路上穿山越岭了。在听说刘立柱的故事后，9月16日，《中国企业家》记者一路驱车5小时，去探访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记者到达到扎玛尔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传闻中“数千名淘金客热火朝天”的场面。据当地的一个向导介绍，2005年，由于保护当地的环境，当地警方驱赶了这里的淘金者。记者后来在乌兰巴托找到一个去过扎玛尔的蒙古人，他回忆说，当时扎玛尔采金区总共600多公顷，大约有一大半被挖得面目全非，一些淘金客利用附近图勒河的河水洗金淘金，使河水受到严重污染，人畜已无法饮用，所以政府不得不封闭该地区。

    如今，这个被称为昔日“淘金者乐园”的地方已被几家大型黄金公司垄断——相应地，现代化的设备代替了以前的手工淘金。图勒河扎玛尔段的上游地带，被一家俄罗斯公司购买，目前泊有8条大型采金船，下游地带则被一家日蒙合资公司购买，以4条采金船开采，中游地带则被一家中国民营公司和一家蒙古公司的合资公司购买，这三家公司的采金船合起来，每天大约能生产出十几公斤黄金。

    站在附近的山坡上远远望去，采金区附近的图勒河被分割成封闭的几段，每段（不到300米）河流都泊着一只用来淘金的大型采金船（当地人称之为“龙船”）。河边的一些土堆上，数十台推土机、铲运机正在作业，它们的任务是把含有黄金的砂土通过传输带运送到“龙船”上。

    

    商业新生态

    目前蒙古的矿石业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已经占到了国内GDP的40%，占到出口额的70％，但在乌兰巴托的市场内，几乎90%的日用品，包括最普通的洗衣粉和牙膏，都从中国进口。

    这样一块商业上尚未开发的土地，正是各国商人为什么成群结队地来到蒙古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来这儿的人不仅仅是瞄准地底下的矿藏和石油，各类边贸商人、餐饮服务业和房地产大鳄也纷纷跑到这里，他们携着便宜的日用品、家电和资金，像发现一块商业处女地一样蜂拥而至。“看看那一列又一列开往边境的火车，一辆又一辆货车过境回来，你就能感受到这一切。”在蒙古待了5年的中国商会大酒家老板王淑萍说。

    今天的乌兰巴托，市政基础设施主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前苏联和中国帮助建设的，众多街区的民宅比较破旧，有些楼房的颜色已经脱落了。目前，乌兰巴托市中心只有一座建筑风格与“北京百货大楼”相仿的百货商店，而市场和超市的商品多数来自邻近的中国和俄罗斯，价格要比产地贵上一两倍。 

    “蒙古属于世界上最后的未开发地区之一，下一次，我们只能到火星或月亮上去找这样的地方了。” 站在位于巴彦高勒区公司总部展示间缩小版的楼盘模型前，陈建华开玩笑地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陈建华是北京北苑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事实上，两年前第一次赴蒙古考察，当他看到这里落后的城市建设时，就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目前，陈建华在当地开发的住宅楼目前正以每四五天长高一层楼的速度，在乌兰巴托市区拔高而起。“乌兰巴托的房地产市场刚刚起步，机会惊人，这里常年在外国打工的人数超过十万人，加上政府公务员和近年来炒矿发财的一批人，这部分人组成了蒙古的中产阶层，他们都是我们的客户。”

    2004年10月，经过大量的调研之后，他开始大手笔投资蒙古的地产业。陈建华投资的小区位于乌兰巴托中心巴彦高勒，离火车站很近。巴彦高勒是乌兰巴托一个规模很大的区，拥有乌兰巴托最繁华的地段，蒙古的政府机关和商贸业大部分集中在这里，这里也是华商聚集人数最多的市场。

    总投资额近10亿元人民币的博格达小区建设面积为30万平方米，是乌兰巴托迄今为止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目前，博格达小区一期15万平方米已经售完，第二期将于明年3月投入使用，事实上，不包括第二期投资，陈建华已经成为在蒙古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了。 

    据悉，最早进入蒙古的中国商人是一批内蒙古商人，这群当时被称为“倒爷”的商人为蒙古带来了大量的廉价商品。而最近两年，正是具备另类眼光的中国商人的来到，使得中国商人在蒙古的投资形式千变万化，不断地升级换代。

    今天，如果你去逛乌兰巴托，能轻易地发现其主要街道，游走或蹲守着这样一些人——他们有男有女，身上斜挎着一个小皮包，用双手或一只手端着一部带天线的电话机。后来记者才知道：由于乌兰巴托城市中没有固定的公用电话亭，这些“电话人”就弥补了这一缺陷。他们有时候会突然地高举话机飞跑起来，顺着跑动的方向，能发现马路对面老远的地方站着一位东张西望的人，在等待着“电话人”的到来。

    这种电话其实就是在中国国内被淘汰了的“大灵通”技术—SCDMA。将它带入蒙古的是北京信威通信的总经理陈卫。去年5月，陈卫联合蒙古当地一家商业伙伴合作成立一家名为“大众电信”的无线通信公司，全面负责在乌兰巴托建设运营SCDMA网络。目前信威已建成10万线容量的网络，覆盖乌兰巴托市中心以及郊区地区。

    中国人之所以背井离乡来蒙古，有些是因为这里的商业竞争远不如国内激烈，相对来说容易赚钱。据中国驻蒙古领事馆的商务参赞宋学军介绍，在蒙古从事餐饮、宾馆等服务业，一年可以收入几十万元人民币，而在乌兰巴托，一个修鞋工，一年都能赚几万元人民币，这在国内简直不可想象。同时，这些中国人的经济活动也填补了蒙古当地消费和劳务市场的空白，为满足当地百姓需要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蒙古中国总商会会长张春山曾打过一个形象比喻：“如果把这里的中国人都赶走，那么70%的老百姓都将吃不上饭、住不上房子。”他的话虽说有些夸张，但却生动地说明了中国人在蒙古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衰与荣

    对于在蒙古的中国商人来说，由于受各种力量和当地环境的影响，繁荣与衰落几乎是一个首尾相连、不断重复的循环。在蒙古这个充满商业诱惑与商业风险的国度里，每天都在上演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喜剧，有人发财，也有人破产，不断地有人离开，又不断地有新人加入。

    出了乌兰巴托市区，往东驶去，约40分钟，简易的公路旁出现一栋陈旧的老式游泳馆，灰白色，看起来许多年没有粉刷了。 

    这就是唐敏华的“开源”服装公司。今年3月，为了节省成本，唐敏华停租了位于乌兰巴托市中心地带的厂房，改在乌兰巴托郊区的阿蒙兰格租了500平方米的一个旧游泳馆，将其改装成临时加工车间。

    “10月份要是再接不到订单，我们就要关门了。”49岁的唐敏华黯然地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1999年来蒙古办服装代工厂的唐敏华是浙江嘉兴人，目前兼任着蒙古中华总商会服装分会会长。唐回忆，当时，国内服装出口代工业竞争激烈，利润日薄，而蒙古在服装出口方面实行零关税等方面的优惠——这是唐敏华不远千里到蒙古办厂的最主要原因之一。2000年是中国企业来蒙古办服装代工厂的高峰期，加上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的企业，数目多达100余家。

    唐敏华回忆，开源工厂生意最鼎盛时，拥有600名工人，“订单多得数也数不清。”可是到了2005年，风云突变，由于美国开始对自蒙古进口的纺织品征收与中国同样的税率，导致在蒙的中国服装代工行业出现根本性的逆转。

    对大多数在蒙古的服装代工厂来说，这两年是难熬的寒冬。由于美国对蒙古市场和商品特性的了解程度加深，导致中国服装商人的利润空间受到致命打压，到今年，由于享受不到国内的出口退税政策，利润几乎为零，甚至有不少出现亏损。

    唐敏华记得来蒙古的第一年，每个月不但能偿还100多万元人民币的银行贷款，扣掉折旧，每月还净赚100多万。“现在每个月都在亏损，如果年底蒙古不能恢复对美国纺织品出口零关税，我们就要真的打道回国了。”

    与已处于“明日黄花”的服装代工业不一样，目前，在蒙古从事矿业的国内企业大部分还处于投入状态。“一年赚几千万的不能说没有，但只有极少数。” 中国蒙古总商会矿业分会会长米祥玉说，由于蒙古基本设施如交通、水电和运输等硬件设施还不能及时跟上，目前到蒙古投资的大多数企业都处于前期准备阶段，真正开工的并不多。

    “我们有个说法：100个中国商人到蒙古开矿，85人考察后放弃，留下来的5人亏、5人平、5人赚。”米祥玉告诉记者，“如果发现一个稍好一点的矿山，大家都在抢啊！”目前，蒙古有大约3000多个矿山，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处于未开发状态，而矿藏的地质资料也是良莠不齐。

    米祥玉认为，在目前国际矿产资源价格扶摇直上的背景下，人们更多谈论的是发现矿藏带来的巨额财富，但却较少谈论为寻找矿藏付出的巨大代价。梦想一夜暴富的中国矿老板们，虽然有大获成功者，但绝大部分仍在艰难寻找机会。“很多人都是哭着离开的。”广源（蒙古）矿业公司总经理刘巴特尔在他的办公室对记者说。

    蒙古天都矿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汲广明曾经吃过一个大亏。2003年的夏天，他经朋友介绍说一个地方的金矿品位奇高，储藏量惊人。考虑到是朋友介绍的，他欣喜地拿了当地金矿的一些样品回去化验，品位果然非常高。再打深一点，查出来的结果也是一致的。急于发大财的汲广明，没有过多地考虑便开始大量投资该金矿。然而，随着表面矿层开采完后，再往下的过程中，金矿含量越来越低，到最后变成了零。这让已经投入400多万元的汲广明傻了眼。“要是真的挖不出金子来，这400多万元也就扔水里了。”事后，汲广明才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骗局——转让方把另外矿区高品位的矿石矿砂用车故意拉过来平铺到这个矿上，并且还铺得很厚，造成巨大的“假象”，于是“种金子”在人的精心安排下居然成了现实。

    “不管有多少人离开，我只相信自己的感觉。”黑龙江国际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矿业”）驻蒙总经理李滨绪对此深有体会。2003年，黑龙江矿业出价4000万从蒙古巴基图的公司买下一个名叫图木尔泰的铁矿，这个铁矿位于巴楞格省，储量1.5吨，铁金属的品位在55%以上，属于上好的铁矿。2005年，待黑龙江矿业正式开采了之后，内蒙古一家钢铁公司杀了出来，出高价让巴基图公司撕毁了矿权转让合同。现在，此矿的开采权已经被冻封。

    为了夺回图木尔泰铁矿的开采权，李滨绪正在四方活动，他已决定分别起诉巴基图和内蒙古那一家钢铁公司。即便各种中国企业从蒙古撤资的消息不断传出，李滨绪仍然要这么做。在他所在的写字楼里，来往着各种各样的矿老板，没有人建议他停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