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把1980年代左右出生的称为“千禧一代”，理由是这个人群攻读大学的时刻正是世纪之交。而这代人的特征之一，是相比前辈而言在追寻幸福方面表现出了更多的自由意志。
　　重骏的中学大学双料校友顾辰，也是其中一个。大学毕业进入IBM编程部门，但两年刚满便辞职去英国学习“艺术设计”，现在国内艺术院校教书，平日里创作“视觉艺术”作品。“内心会有很多声音，只有自己才能听得到。如果其中有一个声音特别响亮，那么，认真地面对它。”
　　父母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不一定能理解子女。徐重骏与顾辰都是与父母们进行了不少沟通，但最后在一点上达成共识：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在于幸福，而不是其他。至于到底是重回大学，还是在另外行业找一份新工作，只是手段而已。
　　在《华尔街日报》近期的一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千禧年轻人，也表现了类似的再选择趋势：肯尼·罗在Putnam　Investments当了两年投资顾问后，因为“不想再呆在办公室里了”而回大学接受MBA教育。2003年，在参加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商业计划比赛时，他关于在曼哈顿开一家高档餐厅(Rickshaw　DumplingBar)的计划获得成功。现在，29岁的罗先生已经是餐厅老板，家政女王玛莎·斯图尔特、著名主持人黛安·索耶和演员莎拉·杰西卡·帕克现在都是他的客户。
　　哥伦比亚大学成人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主任柯蒂斯·罗杰斯说，学生转专业的学科跨度比从前更大了。“许多学生从金融、科技或法律转到了像医药这类专业领域，还有越来越多的舞蹈员和演员这类艺术工作者回到学校攻读教育、经济学和商贸。”
　　再来一个选择幸福的绝佳案例：29岁的马特奥·哈拉米略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士学位，最先在软件制造商Predictive　Networks担任产品开发经理。精神层面的动力，让他辞职并进入耶鲁神学院。在一番灵魂修炼之后，他发现其实自己并不属于班里渴望成为牧师的那33%。2004年起，他开始为纽约的GaiaPower　Technologies服务，那是一家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企业。
　　网友般般是另外一个好例子。他在香港从事投资银行工作已近六年，现已辞职，和朋友筹划着在大陆的各风景区开国际青年旅社。“大学的时候，我对麦肯锡、BCG、美林、Morgan　Stanley的人敬佩得不得了。后来经过努力自己也进去了，有了直接体验和认识。我觉得，这里或许能得到世俗眼光里的成功，却找不到属于我的幸福感。”他决定，向人生的下一站进发。
　　
　　警惕的原因是“主流社会鼓吹成功以及向成功者学习，已经过了头”。节目中，他采访的都是像成龙、王家卫这样的成功人士，他担心的是，会不会有年轻人看到节目，认为人生就应该过得像这些嘉宾一样“有理想、创业、赚大钱、出名、买豪宅”。
　　他没见到过“幸福人生排行榜”或者“值得人生排行榜”，社会上充斥着的是富豪排行榜、财富排行榜和成功排行榜。那些所谓的“正派”栏目，实际上已经成了鼓吹“成功是人生至要”的共犯：关心比尔盖茨一年赚多少钱，周杰伦的新唱片卖多少张，而不是在受众中引发“幸福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探讨。
　　“我压根不觉得人应该无穷无尽地去追求成功，事实上，成功很可能是陷阱，或者说，是幸福之船前面的暗礁。”
　　的确，不能低估这种无意识混淆成功和幸福的社会哲学所造成影响。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阿根廷发生银行挤兑，云贵高原山寨里的孩子能和伦敦金融城里的操盘手同一时间知道。对社会大众来说，富豪们的生活方式再也不是云遮雾罩；于是对成功的膜拜，很可能成为大众的挣扎和苦痛，从而形成一种功利主义思潮。
　　可以发现，幸福与财富的堆垒程度并不是线性关系。这点，在“澳大利亚幸福感指数”调查中也得到印证。澳大利亚“最快乐的人”生活在昆士兰州的怀德湾，此处包括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弗雷泽岛，以及可观赏到鲸的赫维湾。
　　乡镇居民比城市居民间有更多交流，他们感情融洽，相互关照。邻居们知道各家孩子的名字，必要时还能代为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