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刷图书文化的研究在世界印刷文化史中占着举足轻重、无与伦比的地位。因为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套版印刷都是首先在中国发明的，有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实物资料都能证明这一点。本文的任务就是通过这些文献和实物探讨雕版印刷术在中国是如何发明的，重点理清6至9世纪中国印刷图书文化的发展脉络，以正本清源。
印刷术的发明大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民间坊刻，笔者将著另文专门展开讨论。另一条主线，就是佛教信徒们因为传经的需要，多方探索反复实践的结果。抓住佛教传播这个线索，原来模糊的时间等间题就能理出头绪，摸清印刷术发明的发展脉络：雕版印刷术产生于隋至初唐之际。其先驱是早已有之的凸版印花及公元6世纪盛行的捶拓和印章及捺印千佛像。公元7世纪前期的佛像雕印是雕版印刷术的最初形式；8世纪大量出现的经咒印本标志雕版技术已有长足的进步；9世纪图文并茂的整部佛经《金刚经》印本说明雕版印刷术已臻成熟；10世纪《开宝藏》的雕印不仅培养了大批技术熟练的刻工，而且促使了地域性出版中心的形成，进而推动了中国印刷术的外传，更标明中国出版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阶段。11世纪中国又发明了活字印刷及套版印刷。这样我们就理清了印刷术产生发展的源与流。
一、公元6世纪：雕版印刷术产生的奠基时期
任何一项新技术的产生，都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当时社会对这项技术的强烈需求；二是产生这种新技术的可能，又分为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而在中国的隋唐之际，这几方面条件均已具备。
所谓社会需求，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府到民间，无论是著者还是读者，包括借书者、抄书者、卖书者、藏书者，都迫切需要图书复制新技术的产生。有关以上几方面，曹之先生在《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的第2-5章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展开，笔者强调特别是佛教传播的需求，在当时看来，更为强烈。
佛教在中国，大体经历了汉魏的初兴时期和南北朝的发展时期，到隋唐达到鼎盛。经过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等统治者的提倡，举国上下对佛教的信奉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引起了对佛教典籍的大量需求，隋文帝笃信佛教，"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在他向民间搜求异书并召天下工书之人抄书3万多卷的同时，还写了46部佛经，共13万卷。在许多大都邑处写经置于寺内，"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1。可见当时从上至下抄写经书规模之大，同一部佛经往往要被抄录成千上万卷。由于社会需要，出现了以抄书为业的人，因其主要是抄写经书，故称之为"经生"和佣书。他们朴拙秀丽的字体，则被称为"写经体"。在由汉至唐的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抄书成才的经生，也可见到有关寓居佛寺、佣写佛经的记载，如《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王绍宗传》载："绍宗少勤学，偏览经史，尤工草隶，家贫，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虽高价盈倍亦即拒之，寓居寺中，以清静自守，垂三十年"。
在《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等许多佛经中，不仅宣传佛经教义和主张，还向人们许诺书写持诵该经将会得到种种福报。佛教徒编造了许多善恶相报的故事。反复宣称写经越多，功德越大，虔诚的信众便动辄力图写经上百、上千甚至上万卷。有财有势者固不难做到，但对于广大的善男信女们，既难以靠一己之力在短期内了此心愿，又缺乏财力大量购买或雇人写经。芸芸众生也迫切需要找到一种便捷的复制佛经的办法以助他们广积功德。
这种抄经盛况，还可以从敦煌发现的大量佛经写本实物得到证实。1900年在中国甘肃省敦煌县城东南20余里的千佛洞，发现了一批公元4世纪至10世纪的古文献。总数有四五万件之多，多数为写本，也有极珍贵的早期印本。而佛教典籍占总数的98％以上，其中《妙法莲花经》、《大般若经》、《金刚经》等均有大量复本。绝大多数是佛教信仰者发愿写的--为父母、丈夫、妻室、儿女、亲戚、朋友而写，其中有的是自写，有的是请人抄写，反映了大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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