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探索和认识自身疾病的过程中，一个疑问贯穿历史：病人患的是什么病？疫病因何而生从何而来？疫病会发展成什么症状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病理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所谓病理，就是探讨疾病的道理的，病理学是随着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提高而提高的。
公元前430年，古希腊雅典发生了可怕的瘟疫，患病的人接二连三地死去，雅典城中便随处可见来不及掩埋的尸首。那时“神赐疾病”的谬说横行，巫师们只会用念咒文，施魔法，进行祈祷的办法为人治病。此时希腊北边马其顿王国的一位御医，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雅典救治。他一面调查疫情，一面探寻病因及解救方法。不久，他发现全城只有一种人没有染上瘟疫，那就是每天和火打交道的铁匠。他由此设想，或许火可以防疫，于是在全城各处燃起火堆来扑灭瘟疫。
这位医生，就是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crates of Cos)，希波克拉底出生于小亚细亚科斯岛的一个医生世家，希波克拉底从小就跟随父亲学医。父母去世后，他在希腊，小亚细亚，里海沿岸，北非等地一面游历，一面行医，从而增长了知识，接触了民间医学。
为了抵制“神赐疾病”的谬说，希波克拉底积极探索人的肌体特征和疾病的成因。那时，尸体解剖为宗教与习俗所禁止，希波克拉底勇敢地冲破禁令，秘密进行了人体解剖，获得了许多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他提出了著名的“体液学说”，认为复杂的人体是由血液、粘液、黄胆、黑胆这四种体液组成的，四种体液在人体内的比例不同，形成了人的不同气质：性情急躁、动作迅猛的胆汁质；性情活跃、动作灵敏的多血质；性情沉静、动作迟缓的粘液质；性情跪弱、动作迟纯的抑郁质。人所以会得病，就是由于四种液体不平衡造成的。而液体失调又是外界因素影响的结果。
现在看来，希波克拉底对人的气质的成因的解释并不正确，但他首创的液体病理学说在西方曾流行约2000年，他提出的气质类型的名称及划分，一直沿用至今。
1348年，一种被称为“黑死病”的流行病开始在欧洲各地扩散。黑死病因其可怕的症状而命名，患者会出现大块黑色而疼痛并且会渗出血液和浓汁的肿瘤。受感染的人会高烧不退且精神错乱，很多人在感染后的48小时内就死掉。黑死病在欧洲猖獗了3个世纪，夺去了2500万余人的生命。
14世纪以前，由于医学还不发达，许多病症医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痛苦地离开人世间。由于不了解病理而无法治病救人，这是医生们最难以容忍的事情了。一些有仁爱之心、有责任感的医生，很想通过解剖尸体了解病因。但在16世纪，教会不允许解剖尸体。“黑死病”的流行促使很多医生不顾禁令，决定解剖尸体，进行检查以发现这种病是怎么产生的。1543年，比利时解剖学教授安德烈·维萨里出版了《人体的结构》一书。由于维萨里的成就，到了18世开始，人们思想也逐渐开明起来，解剖人体不再被禁止。许多医生陆续发表了有关尸检的详细论述，其中意大利解剖学教授基尔维尼·莫尔加尼就是其中一位。
莫尔加尼于1682年2月25日生于弗利，还在十几岁时他就是波洛尼亚大学一名光彩耀人的学生，他毕业于1701年。在二十几岁时他便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其搞健康组织的解剖，不如搞有病组织的解剖。”在三十岁这年，他成为了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
莫尔加尼善于进行解剖观察，重视显微镜的应用，他记录了气管内腺体、尿道内腺体等重要发现。在从事解剖研究时，经常发现尸体上有些异常变化，这促使他去探究解剖学变化与疾病和病人症状之间的关系。经过多年对数百例尸体解剖的观察，并将病例的临床表现、死亡原因和尸解发现进行比较、整理，以充分的事实证明疾病的症状与器官病变有密切的关系，认为疾病的位置是在某个或某些器官上，因此，通过观察器官上解剖学的变化，可以判定疾病的性质和症状产生的原因。从此确立了“病灶”的观念，促进了近代临床诊断学的发展。
1761年，莫尔加尼发表的《疾病的位置和原因》称为病理解剖学的基石，他创立的器官病理学，标志着病理形态学的开端，他也由此被誉为病理学之父。
17世纪英国科学家胡克在用显微镜观察软木薄片时，发现了形如蜂巢的小室，称之为“细胞”。然而，在细胞被发现之后的近200年的时间里，人们对细胞的结构及其在生命有机体当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1838年，德国生物学家施莱登在他的《植物发生论》一文中建立起了细胞学说的理论框架。他认为，细胞是一切植物结构的基本生命单位，新细胞产生于老细胞的“芽基”处和呈黏液状的细胞形成质当中，这一过程就像结晶体浓缩生成的过程一样。他的论述，尤其是关于细胞产生的论述，很快在生物学界引发了一场广泛而激烈的争论。
此时，一位年轻的德国科学家却正在忙于拜访德国所有最好的显微镜制造商，他叫魏尔啸，与施莱登是同门师兄弟，因此，他非常了解细胞学说的整个形成经过和理论实质所在。在细胞形成的问题上，他敏感地把握到了这一问题对整个细胞学说的重要性。在找到一台清晰度、成像率高的无色差显微镜后，他便沉迷于显微镜中的微观世界里。他在实验台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以全程观测细胞的形成过程。在积累了大量的事实基础之后，经过细致的比较和准确明晰的分析，他终于在1855年提出了“一切细胞均来自于细胞”的著名论断。凭着早年形成的重视精细观测和小心试验的方法，魏尔啸不仅使自己完善了的细胞学说更加深化、翔实了，而且与当时的病理学相结合，开创了“细胞病理学”这一新的学科领域。
在魏尔啸之前，已经有人开始把疾病的原因与人体的组织机制、结构状况联系起来研究。而魏尔啸所做的工作便是把这种联系推向了更深化、更系统化。为此，他进行了长达10年的深入研究。从1849年11月他赴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担任病理解剖学教授，到1858年，他已经总结出了关于细胞学说与疾病原因关系的详细见解。这些见解，他后来汇集成《细胞病理学》一书。在这部有病理学研究经典之称的书中，魏尔啸很有把握地证实，细胞学说也适用于疾病原理的研究。他指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组成单位，疾病就是人体局部组织结构当中的细胞发生病变的结果，如发炎、癌变、肥大等病症就根源于细胞的病变发育。这些疾病有一种动态的平稳发展过程，并没有什么明显标志着疾病的突然发生或中断的现象，因此，只有找到能控制这些病变细胞活动的方法，才能够治疗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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