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父亲写传记是我几十年的愿望。两年前文艺评论家彭俐偶然听到我的评书，随即写了篇报道，我觉得相当不错。他提出想给我父亲写传记，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要真实！
《醒木惊天连阔如》共20万字，全面反映了连阔如的传奇一生和艺术造诣，对研究老北京地方文化和中国民间曲艺艺术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江湖丛谈》是连阔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是我国仅存的客观又较全面介绍江湖行当和内幕的书籍，这次再版发行，不仅请漫画家李滨声画了近60幅插图，而且将以往由于各种原因删节的内容补充完整。
老北京的这习惯，就爱喝花茶。赶上好的绿茶还能喝一点，老伴儿根本一点都喝不了。我们家一天老喝茶，得一人准备一个小壶，要不就喝得不过瘾。
因为经常去国外演出，所以我养成带茶出门的习惯。我要是上新加坡三个月，起码得带十斤茶叶。那为什么呢？我给您算算：自己一个月得喝一斤多，来做客的朋友有的要现喝，有的走时还要一些带回去喝。在外国的中国人平时就惦记着中国茶自不必说，新加坡居住的外国人也爱喝咱们中国茶。每次在我那里喝到茶总是感叹：中国的茶叶怎么这么好喝。我一高兴，走时总要给人家带点回去，送人家哪能送一小包，一送就一斤。所以茶叶的消耗是最快的。我在新加坡讲书、录书大约是三个月一个周期，这三个月起码得带十斤茶，有时候还不够呢，就请老伴在这边买了给我寄一点过去。
我在美国讲书的四个月就更夸张了，光茶就足足带了十二斤，不光是朋友，我的侄儿在那儿，见到我先说：“姑姑来了，快给茶吧。”弄得我哭笑不得。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特别习惯茉莉花香。所以异地走老得带着茶叶，咖啡、洋酒，再贵，再精美，也没有茶可口。
外国也有中国人开的茶馆，但是不多，即便有中国茶，好像也不是那个味儿了。
我所走过的地方，记得在新加坡有个很好的茶馆叫“茶渊”。听说英国的女皇都去过，环境挺好的，茶价不贵，但也不挣钱。我在那说过几回书，效果非常不错。听众都是东南亚人，他们都习惯席地而坐，我说书也光着脚说，当然我得穿着袜子，要不回来看着照片，连丽如光着脚丫子说《三国演义》呢，好像对祖辈传下来的艺术不恭敬似的，可是人东南亚就是有打赤脚的习惯，不能在屋里穿鞋，我也就入乡随俗，随方就圆吧——可是说书的效果也很不错。很多地方转下来，也就发现这么一个好的茶馆。马来西亚没有好的茶馆，美国我去过十好几个州，没有茶馆，所谓的茶馆是都卖茶带吃的，主要经营早茶，是卖广式小吃的。
说起茶来，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国的茶，有六大茶类，成千上万个品种。听说国家领导人送外宾的国礼也是上好的茶叶，可就不知为什么，茶叶平常的价格总上不来。其实我走过那么多国家，在跟他们平常的接触中发现，外国人是很信奉中国茶的，但是中国茶的推广始终没有达到一个国际化的水平。相比之下，斯里兰卡是那么小的国家，但是它产的茶非常有名，斯里兰卡红茶，东南亚都喝这个茶，有时我去了也喝这种茶。而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茶种类，那么多茶的著作，那么些描写饮茶的诗词，为什么我们的茶和茶文化就宣传不出去呢？我想我们在推广茶文化，推广中国文化方面是应该深思和反省了。
虽然北京不产茶，但是北京人喝茶是很讲究的。光茶馆就有书茶馆，清茶馆、茶摊、二荤铺、清音茶馆等等。这些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像咱们老舍茶馆的二分钱的大碗茶，现在能保留下来就非常珍贵了，在以前，大碗茶是劳动人民喝的，像三轮车夫、小贩，赶路赶累了，就来碗茶，歇歇脚。或是中午就碗茶吃窝头。再稍有点钱，有点身份的人则爱上茶摊，要坐下来沏壶茶，大碗茶是为了解渴，而坐在茶摊上喝茶则非有点闲钱，有点时间不可，劳动人民累了一天，要是多挣了几个，也愿意在茶摊上稳稳的坐会儿，沏壶茶，摇着蒲扇，聊聊大天儿，享受这茶的韵味。
再往上就是茶馆了。我们说书人离不开茶馆，也离不开说茶，说书是一个很好的茶文化传播途径。在我说书的年代，北京有四五十个茶馆，我父亲说书的那个年代，全北京有一百多个茶馆——这里头不算茶摊，是真正的茶馆——现在一个都没有了。在茶馆中，低档的是清茶馆，只卖茶的；二荤铺，连卖酒带卖茶还卖点吃的。还有书茶馆，不开书的时候卖清茶，如果开书了，牌子前面贴着两个条：“莫谈国事”、“开书不卖清茶”，这就是说开书了就不能只卖清茶了，你必须听书，但是听书可以不喝茶。再就是听大鼓的清音茶馆。
对我来说最熟悉的还是书茶馆，我跟书茶馆很有缘。从小就在书茶馆听我父亲说书，十七岁开始登台跟我父亲一起说书、学书。2003年我从美国回来后，在月明楼又办过书茶馆。我在这些茶馆里学习、成长，跟茶馆结下了不解之缘。可是也因为现在老茶馆的逐渐消失，书茶馆的绝迹，我又感到心痛。
我是1985年调到煤矿文工团的，那时北京只有一个茶馆了，而在我学书的时候，光天桥二有轩、豆汁张、董记茶馆、天桥茶馆等十来个茶馆。其他地方像新街口、朝阳门外、鼓楼、什刹海、德胜门外、永定门外都有茶馆。这些书茶馆一般都是日场、晚场两场评书，有时还有西河大鼓书、北京竹板书、河北竹板书，他们也说成套的书。说起来挺辛酸的，现在西河大鼓书等于濒临失传了。河北竹板书现在仅存的老艺术家在宜兴，唱得非常好，完全够得上文化遗产，可是没有人发掘和抢救。西河大鼓书仅存世的几位艺术家都80多了，眼看就要失传了。评书虽然有，但在北京说北京评书的也只有我一个人。我今年将近66周岁了，如果我说不动了，北京评书、连派评书也等于要失传。6月2日我刚收了四个徒弟两个义子，此举就是为了传承评书艺术，但是难就难在什么地方？没有书馆！没有文化的阵地！今天我们说到曲艺总是提到郭德纲，他为什么有现在的成绩？就是源于不断地在现场表演，他们总在书馆里、小剧场里磨练，几年十几年的积累下来，才有今天的经验。评书是实践的艺术，没说书之前先要会听书，老师不可能一整部《三国演义》的去教你。说书时应该怎样铺垫、怎样转入正题，什么地方是死记硬背的，什么地方是浓缩的，什么地方是诗词歌赋华丽点缀的，什么地方应该留书扣儿，这里面的门道光靠师父讲也不行，必须在书场中去听，去看，去揣摩老师是怎么说的，然后自己去实践，从失败到成功。这一切离不开实践，没有书茶馆就等于是没有阵地，文化的传承只能是纸上谈兵，很难磨练出来好的演员。
北京的评书很讲究，跟别派评书不太一样。比如讲到《三国》，就要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书中的诗词歌赋要背，要讲，还要讲的有艺术性，还要拉典故。谈到茶就要谈到茶文化，谈到中医，甚至都得把中药和脉象背下来。举个例子：《康熙私访》中有一段说到康熙品茶，说康熙的气势往里一走，那就跟别人不一样，这一段包袱特别多。康熙并不喝茶店里的茶，也不让小二拿自己的茶下去泡，而是说：“你把开水壶甩去壶嘴，提溜上来。”这是因为壶嘴有水碱，要把壶嘴甩去，另外拿壶上楼的这段路程也使水温降低十来度，避免水温太高把茶给砸熟了。后来沏上这茶，头一回还不喝，有油性。到第二遍，这茶一沏出来，满楼都是香的。皇上这茶到底是什么茶？这就说到茶文化了——这就是北京评书的魅力，我跟我老伴还专门查阅了资料：康熙喝的这茶叫“仙茶”也叫“吉祥茶”。据说是西汉时的吴理真在四川雅安境内蒙山这地方种植的，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说这茶树不高，高不盈尺，喝一两能去痰，喝二两治眼疾，喝三两脱胎换骨，喝四两您就落地成仙了……所以北京的书，文化底蕴相当深，因为北京是几朝古都，也是世界文化艺术的中心之一，北京评书是最难说的，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且只有茶馆才能传承这种古老的艺术。传统的书茶馆其实特别简单，一百来平方米的长方形屋子，几张桌子，几张条凳，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能装150人就可以了，但是谁去做？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回受邀在书馆说书。邀请我的周立良先生原来在北京启明茶馆听过我父亲说书，他是新加坡唯一亲临现场听过我父亲现场说书和见过我父亲的人。他在新加坡开了个书城，里面有个大仁书局，还带着餐厅。他见到我以后就说：“连女士你必须在我这儿说一次现场，现场的评书太有魅力了，跟广播不一样。”我当时就答应了，有的新加坡朋友不太理解，他又不给你钱，你为什么去说？我说：“去他那儿说书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宣传咱们中国的评书，也是告诉大家，什么叫做评书。”所以当晚我就在仁堂说书，一场书说下来四座皆惊，电视台和国际广播电台开始请我做节目。国际广播电台我的节目从1994年至今一直没断过，从《三国演义》、《红楼梦》到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金庸先生的小说。因为新加坡的国际广播电台是面向全世界的，他们能够留着“连丽如书馆”这样一档节目，这个意义是非常不简单的。
品茶听书是很中国的一种文化，也是中国人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02年，我到美国访问时走了十几个州。很多美国的华侨老人都由儿女陪同着来听书。这些华侨的第二代从小生长在美国，他们对于中国的文化是断代的，隔膜的。老人们曾怕这些孩子们不理解评书，不爱看，没想到第二天都是孩子们催着老人来听书。评书，太有魅力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说书，现场全都坐满了，不光中国人爱听，外国人也爱听，听完后就感叹：中国的评书怎么那么好！其实有的人一句都听不懂，但是从他的表情能读出一种中国语言的魅力。后来我在电视剧《采桑子》中饰演大福晋一角，著名表演艺术家娜仁花就曾说：“连老师，跟您一起演戏才知道语言有这么大的魅力。”其实对于语言的驾驭能力完全来自书场，来自与观众的现场交流。
我和老伴一般大。但是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在生活上和艺术上都陪伴着、扶持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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