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画家林墉，1942年生，广东潮州人。1966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一级美术师。擅长人物和花鸟画，绘画风格
潇洒，清新明丽，富有南国风韵。出版画集文集20多本。其作品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有多幅作品为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院、广州美术馆及深圳博物馆等艺术机构收藏。本报特意选载林墉生命中遭逢生死大劫后的一段经历，让读者了解这位著名画家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从中感受到他对画画的执著，也体味到他对人生的感悟……
不能画画，宁可不活
1999年3月的一天上午，林墉在家中为北上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做准备。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了:右手无力地垂下，西装滑落在地，头脑深处涌过一团黑云，黑云开始弥漫，迅速笼罩了全身，呼吸变得困难，体内的压力潮水一样漫过了头顶。
“怎么啦，哪里不舒服？”苏华握住林墉的手，紧张地问道。“全身不舒服，我要睡一会。”躺在床上，林墉脸色苍白。直觉告诉她，林墉是病了。
林墉住进了市一人民医院，心、肺、血液、B超、透视，所有报告显示一切正常。“再做个核磁共振吧。”看着苏华询问的眼神，陪同的朋友小彭说应检查一下脑部。
检查报告递到了苏华的手里，医生在一边解说:“脑子里有一个瘤，初步判断是室管膜瘤，胶质瘤的一种。瘤子已经大到足以塞满整个左脑室的空间，已经压迫到其它的脑组织。不可能保守治疗，要马上开刀。”
此时关于林墉脑部患肿瘤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省委省政府。省委副书记高祀仁在专门的批示中指出，第一，要保住性命；第二，要确保林墉的绘画功能。
“不能画画，宁可不要活。”林墉对林院长、林医生说话时是平静的，他甚至耸了耸肩。
1999年3月17日上午8时，林墉进入手术室。林墉的几个姐姐赶来，个个泪流满面，生死别离。林墉也是泪眼模糊。
苏华双腿沉重地钉在地上，一步也动不了。家芳将姐姐扶到座椅上。时间像是被冻住了，每一分钟都是如此地漫长。两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护士推着林墉出来。身上盖着白被单，脸色惨白，整个头部被包裹在严严实实的白纱布里。
苏华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家芳紧紧握住姐姐的手。林墉被推进重症监护室，苏华和家芳被拦在门外。林墉，你一定要挺过来，听到没有，林墉。苏华在心里的呼唤已是声嘶力竭。
第三天，全身上下插满各种管子的林墉终于从几十小时的昏睡中醒过来，医生和护士第一时间赶到，看着床头的显示器中的数据，林医生很高兴地对苏华说，一切正常。苏华的脸上露出了大难之后的第一次笑容。
林墉慢慢地张开口，“我要画画。”声如游丝，但很清晰。林医生对苏华点点头。苏华立即回身拿出一本速写本和一支珠笔。护士将林墉扶起身，半躺着。林墉抬起右手，握住笔，但此时他感觉有些糊涂，为什么明明是右手在拿笔，可身体的反应却是左手，哪儿错了？
白纸上出现一个圆，一个人的头部，接着是眼睛、鼻子和嘴，甚至还有头发，人物的面部非常端正。林医生伏下身体，说:“你很好，可以画画，完全没有问题。”林医生又对苏华说，“画画的功能没有破坏，没有丢失。而且，他的肢体正常，起码上肢没有瘫痪，脑筋也不错。”
苏华的眼泪夺眶而出。林墉心里闪过一道亮光，他觉得眼前弥漫多日的黑影正在散去。
9天之后，林墉从重症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因为手术，产生了脑水肿，核磁共振的片子显示，在原来的患部，有一个阴影。这阴影，是残留？是血块？是疤痕？医生们一时不能确定。林墉脑水肿部分的脑细胞管辖着语言中的名词和书写，从昏睡中醒来的林墉，所有人的名字、地名、物名都忘了，指着茶杯说不出名，毛巾、鞋子，别人送来的花，等等，一概不知。林医生解释这种情况在医学上称为“命名性失语”。
可以画画的喜悦很快被这一个残酷的事实代替了，不会写字，一个字都写不出，握住笔，想写下自己的名字，大脑空空，没有记忆。身体的强烈陌生感让林墉极其不适应，他变得脆弱易感。不知道自己将会变成什么样，对于明天对于未来，充满不安。
老天爷要苦你心志，劳你筋骨
在拍了无数次的片子后，终于有一天，脑中线开始往中间移，脑水肿慢慢吸收，部分失去的名词回来了，天天练的字，虽然写得弯弯曲曲，但已能写出不少，写出的字也不会反了。“爸爸，你真行。”女儿蓝蓝高兴得眼里全是泪。
“是不是呀。”林墉摸着激素导致的满月脸，“希望真的是在好起来。我要回家，我要画画。我想画画，太想太想了。”
眼前的问题是腿部肌肉萎缩，无法下地行走。医生说，需要锻炼。在护士与苏华的帮助下，林墉开始站立。他沮丧地发现，这双腿不再是自己的，像是别人的，根本不听使唤。豆大的汗水顺着额头滴下来，林墉一脸苦笑，“我现在居然连走一步路都如此费力。”
终于可以出院了，林志俊医生陪着林墉回到家里，这一天同时陪在身边的人还有吴老吴南生。他像一个父亲、兄长一般，料理着他自认为该做的事情。就在头一天的晚上，他出面宴请了医院有关医护人员，他在饭桌上说，“感谢大家的工作，你们是为广东做了一件大好事。”林墉热泪盈眶，有许多的话，堵在嗓子眼，他很想告诉大家，留在他记忆深处的全是他们一双双充满关爱的眼睛，这对于画了一辈子人物画的他来说，这些眼睛让他刻骨铭心。
“老天爷是要苦你心志，劳你筋骨，但毕竟不要置你于死地。”吴老对林墉说。
画室里，墨倒好了，纸铺上了，众人静静地站着，林墉慢慢拿起笔，心里的感觉在恢复。自从进附中读书以来，几十年间，从来没有过一次这么久没有画画。
笔吮着墨，提起时，手腕有些发沉，手臂乏力，起笔、运笔、行笔、转折，收笔，第一根线条出现了。身后响起了掌声，但很快就感到了问题，右眼外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是盲的，笔行走到这里时，突然就失去了方向，手空了。但没有人知道，林墉继续画着，心想画完一个女子头像，这是他所熟悉的。洗笔之后，蘸上红色，一笔一笔，那是花朵的瓣，感觉从遥远的地方，一寸寸地回来。但是，右手及整个身体的右边都有些陌生，它们在抗拒指挥，呈现出对立。画面完成了，林墉退后一步，看着，并不太坏，但显然不算好。
吴老将苏华拉到一边，小声说:“怎么这么黑呀，他的脑子里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画面的重与黑，让吴老产生了巨大的担忧，随即，吴老又急急地对苏华说，“别告诉他，我们再观察观察。”
苏华无言，她都看在眼里。她知道林墉此前对于色彩的感觉，与此时相比，确实判若两人。那么，是色感的丧失还是病后的恢复期？
可怕的放疗如同恶魔的围剿
上海华东医院伽玛医院的院长、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心脑血管专家潘力来到广州从化一幢两层的小楼。在一间会客厅里，潘力仔细看着一张张术后脑部片子，苏华紧张地注视着潘院长的一举一动，对于她来说，从1999年3月林墉手术之后，便开始了密切的观察，每天每时最最关心的是林墉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细微的变化，相比之下，林墉则显得放松，他对苏华说，“我已经将自己交给了医生交给了你，也交给了天。”
“有增长的趋势。”放下片子，潘力说。他神情严肃，眼睛注视着苏华。他的意见是要做放疗。于是苏华决定去上海做。
几天后，在上海徐汇区吴中东路的上海伽玛医院里，医护人员见到了从广州来的名画家。
尽管每天的治疗才5分钟，但第一次走进放疗室，看着巨大的仪器和冷硬的小床，以及为了防止辐射，墙壁上的特殊墙纸和迷宫型的回廊，让林墉一阵阵的心悸。
住院部的护士长陆瑞英操着一口上海普通话非常温柔地对林墉说:“机器开的时候，会有一些声音，你不要害怕。我现在演示给你听。”说完将一张CD插进电脑里，尖锐的声音传了出来，仿佛某些金属器物在磨擦。苏华与护士长以及潘力院长全都退了出去，巨大的钢制大门缓缓地合上了。
声音，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尖锐的、磨钝的、撕裂的、扭曲的、古怪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挤进耳朵眼睛和嘴巴，挤进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心脏在瞬间感到了强烈的压迫，下意识地想坐起身，但那个庞然大物在头部上方缓慢而凝重地旋转着，从左侧太阳穴开始，一边敲打着一边移向额头正中再移到右侧太阳穴，之后完成第一个来回。世界开始混沌，一切都是深渊般不可测。林墉紧紧抓住床单，试图逃离这可怕的声音魔爪。但没有人在身边，没有人握住他的手，林墉几乎哭喊起来。
魔鬼般的机器终于安静下来，钢制的大门刚刚启开一条缝，苏华和妹妹家芳便在第一时间冲了进去，握住林墉冰冷的手。
连续一个星期的照射，身体有了反应，头晕呕吐无法进食，头部一圈开始脱发，情绪相当不稳。“我要回广州。”林墉对苏华和潘力说。
苏华心疼地看着林墉明显稀少的头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潘力院长坐在对面，“现在的治疗都是正常的，反应也是正常的，是有些不适，但很快会过去的。”
“我能够选择吗？”林墉的话像在空中飘过的一阵风。“我为你负责任，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的大脑不仅仅是你自己的。”
夜晚降临时，林墉在医院为他准备的工作室里独自画画，头晕使得他无法站立，试着想再坚持一分钟，但身体不像是自己的。坐在沙发上，林墉的泪水开始滂沱而下，抽泣之声越来越大，嗓子里模糊不清。
苏华在门外同样泪如雨下，一叠纸巾早已湿透。自从1999年的手术以来，苏华就生活在了恐惧与担忧之中，她无法自制，长时间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四肢发抖，头脑空白，但她始终被一个声音指挥着，站起来，去思考去面对去承担，她就这样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她深知自己的痛苦还是次要的，林墉的痛苦才是真正的，他面对的是自己创作能力的失去和语言功能的丧失，这无疑是要他的命。林墉一夜夜地无法入睡，他的痛哭，真正的原因是对于生命价值的依恋。很难想象，活着的林墉有一天成了一个不会画画不会写字的人。
画画，是林墉的全部生命
2003年2月，正是“非典”肆虐时期。坐在五羊新邨家中的林墉，正在准备4月份的个人展，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展览，自选近200幅各个时期的作品，广东美术馆将辟出两层四个馆作为展厅。60岁的人了，是可以小小的总结一下，回顾一下了，看看自己的路都是如何走过来的，看看光阴都是如何逝去的，对自己自然是好事，对别人是否如此，并不重要。
美术馆的筹展工作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画册的大样送来了。美术馆派车来接作品的时候，一位报社记者在场，“林老师，听说，这200多幅作品，是你亲自从600多幅作品中选出来的，你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自己还真有点了不起，回头看一看，没有虚度年华，至少，没有浪费时间没有浪费生命。说是在600幅作品中选出，几十年来，我画了何止600幅，几千上万怕是不会多说。”
“有量，还是质，这是最重要的。”美术馆的人对记者补充道。
“开幕式定在哪一天，你会不会担心因为‘非典’而影响到画展的开幕？”记者又问。
“性命关天，别人大可以不去看。我不在乎多少人去，我在乎的是我做了想做的事情。”
4月26日上午，出乎美术馆的意料，也出乎林墉的意料，《霸悍的姿丽——林墉画展》开幕，美术馆爆满。
同年11月份，广东美术馆贴出了海报“三个老同学”，海报上，林墉与关则驹、曹国昌三个人站在一排绿叶前微笑着，相比几个月前的“霸悍的姿丽”，“三个老同学”展更多的是温情的、友谊的。
同样是热烈的场面，追着签名的人将三个老同学紧紧地围住，闪光灯无数次地闪起。
2003年就这样过去了，新年即将来临。这时，从北京中国美术协会换届大会上传来消息，林墉在缺席的情况下，高票连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前一次当选是在5年前，1998年。
“我现在是哪怕还有一点点画画的能力就要将它们用尽用到底。老天有眼，让我闯过了鬼门关，并还给了我一点创作的能力，我不能妄想了，脑袋做了手术的人，还在咬牙切齿地写字画画。健康的人60岁之后，工作能力都会逐渐丧失，何况我这样的呢。但我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到来而主动放弃，而是赶快赶快再赶快，我一定要将心中一直以来藏着的美、酝酿着的美表现出来。哪怕只有一滴油也要让它放出光来。”林墉的话越说越慢、越说越重、越说越硬，面呈悲怆，眼里含泪。
画画，是命，是林墉的全部生命。
作者手记
不是第一，却是唯一
林墉大病后的一天，接到某档案部门的电话，告之他们要全面收集有关他的材料，包括各个时期的作品，言辞恳切。林墉听后，回答不必。隔天，又有电话，是前一日同部门的小头目，同样一件事，重新细说，林墉语气再降几度，回答说好意谢了，但此事无需再提。再隔一天，有人上门，却是该部门的最高领导。林墉的表情已接近冰霜:“我还没有死呢，你们干嘛这么着急要为我做总结？”
此时的林墉刚刚大病一场尚未痊愈，心中正为是否可以继续完成绘画的使命而忧心如焚，同时正在为自己大脑里文字的丧失而寝食难安，听到如此“盖棺定论”的要求，敏感至极。
离开了画，林墉就不再是林墉。没有了画的林墉自然生命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林墉的一生就是笔墨纸画的一生。除去少儿时期，自从进入美院附中，没有一天没有画过画，没有一天心中不想到画，几十年来，画了多少，无从统计。仅以出版的作品集和文集，加起来用著作等身形容绝不为过。
林墉曾对我说，林墉不是第一的，但林墉绝对是唯一的。
经常坐在林墉的画室里，坐在他的对面，感受到来自林墉的强大力量，这力量有时是一阵风，有时是一片海，有时是一根草，有时却又是一座山。两年前开始着手《林墉传》的写作，做进一步的访谈时，我才知道，面前的人是怎样的一座山，怎样的一片海，怎样的一阵风和怎样的一根草。
展露在外人面前的林墉是乐观自信从不犹疑的，他被幸运之神呵护，从小到大，从年轻到中年，从健康到大病，他从未与自己的绘画生命分离过，他的美人，他的山水，一如他一生的做派，追求完美追求唯美。在林墉的内心深处，在他夜深人静独自一人的时候，唯一与他相纠缠相厮守的却是永远没有尽头的痛苦，这痛苦如同空气包裹着他，这痛苦令他永远无法从“下一张该画什么？如何画？”的情结中摆脱出来。他将这痛苦化在了创作中，每一次铺纸下笔都是为了寻求解脱心灵的痛苦，都是一次艰难迈向心中之大美的探索。
林墉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平民，但他不在意身旁远近是否另有一个世界、天地，他的目光只停留在自己的天空与大地上，行走、奔驰、思考、凝望，从容不迫，即便眼前的路尚未辨识清晰，但心中的灯是亮的，他知道前方才是他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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