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秉辉，男，1938年8月15日生，江苏省镇江市人，我国著名的健康教育学家。临床医疗专业、196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1993年10月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任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院院长20年。内科学教授。中华医学会全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肝病学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理事、上海市抗癌协会常务理事。
杨秉辉现在是健康教育界的大忙人，他的防癌学说在民间广为流传。采访杨秉辉并不容易，因为他能空出的时间非常少。他现在工作的内容主要有五项：医生、健康教育学家、老师、电台DJ、写书。他的头上有着诸多的闪光头衔，记者提出专访请求时，他只是谦逊地说怕自己达不到记者要采访的精英层次，然后开始查阅自己的日程表，确定好采访时间后，对记者说：“我会下个星期一一点半给你打电话的。”星期一一点四十五的时候，记者的电话响起，电话那头的杨秉辉连连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刚处理完一件事，晚了十五分钟。”一个在任20年的三级甲等医院的院长，身居要职，学贯中西，全国著名的健康教育学家，记者从他为稍稍迟到15分钟的电话的道歉里，看到了一位平和、朴实、谦逊的人。一小时的对话开始。
学医是因为理想崇拜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医学道路的？是医学世家吗？
杨秉辉：我们家不是医学世家，父母皆不从医，他们从事的是工商业，解放的时候也都充公了。我走上医学的路，应该源于我的理想崇拜。
1952年的时候，我读初中二年级，一次做肺部X光检查，检查出我有肺结核。肺结核在当时是死亡率很高的病，家人非常的害怕。小时候很喜欢文学，看了鲁迅先生写的《药》，里面的小孩就是因为得了肺结核，愚昧的父亲给他吃蘸着人血的血馒头……因为这个小说对自己得的病更恐惧了（说到这里他笑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刚好国内引进了一种新的有效的治疗肺结核的药，叫做“异烟肼”，商品名叫“雷米封”。现在这种药仍作为肺结核有效的治疗药在使用。因为这个药，我的病很快就好了，当时觉得医学好神奇，大家口中这么恐怖的要死人的病症，因为小小的药丸就轻松治愈了，我对医学产生了崇敬之情。
其实我从小有很多的兴趣爱好，我特别喜欢研究历史，也喜欢画画（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和我讲起了甲午海战，甚至细致到当时中国军舰和日本军舰的吨位对比）。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百废待兴，我觉得还是做一名医生更能直接地造福于民。
高中毕业后就有了考医学院的想法，父母也认为医生是个很不错的职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嘛，他们也都很支持。
44年临床医生，肝病学专家
记者：有当临床医生的经历吗？现在还在从事临床的工作吗？
杨秉辉：老百姓是因为我开始大众的健康教育后开始认识我，他们可能以为我是一直在动嘴皮子说的人。其实我做了44年的临床医生，现在还在继续。
从上海第一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复旦医学院毕业后，我就被分到医科大的中山医院工作，成了一名内科医生。1984年的时候开始做院长，一直到2003年，做了20年的院长。医生是一直做到现在，并且还在继续，已经44年。我现在每星期有两个半天的门诊，一个半天的病房。一些疑难的病人还是会交到我的手上来诊治；年轻医生把握不准的病症，也会给予他们指导。
在大家知道我是健康教育学家之前，毫不谦虚地说，我已经是我国肝病领域名列前茅的专家。所以我的根本还是一个医生，从事健康教育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医生，我能每天看到不同的临床病人，有很多病是因为大家缺乏健康知识才造成的。所以我才想到不光坐在医院里看病，更要走出来告诉大众很多病我们是可以预防的。
健康教育从公社大喇叭开始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对社会大众的健康教育的？源于什么样的机缘？
杨秉辉：因为最早在内科工作，什么病人都会接触，内科领域里接触的癌症种类中，肝癌病人最多。癌症的早期是没有症状的，等有症状出现的时候已经不是早期了，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这几乎是所有癌症的规律。从科学的角度说，癌症到目前为止没有根本的特效的治疗方法，只有通过早期发现，早做手术才能有效。于是癌症早期的发现就成了治疗癌症最大的难题。
1971年前苏联研究出了一个发现癌症早期的方法，就是检查血液中有无甲胎蛋白。当时正处于我们国家文革时期，在那个时候，是没有研究可做的。我们就打着“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旗号，到农村去巡回医疗。在启东给农民做甲胎蛋白的检查，结果发现了很多例早期肝癌病人，劝他们尽快动手术，他们却不相信。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肝癌病人都是眼睛发黄，腹腔积水这样症状的，而他们能吃能喝，能干活，不相信我们的检查结果。这更让我感到对民众医学科学知识普及教育的重要。他们不信我说的，我就用村里公社的大喇叭宣传，算是“强迫视听”吧，告诉他们一定要抓紧肝癌的早期治疗，给他们讲里面的医学知识。这是我最早的朴素的大众健康教育。
回到上海以后，我又到各个工厂去，用黑板报的方式来宣传医学科普知识，连写带画，刚好把我小时候对绘画的爱好发挥了。
1993年的时候，我在中山医院建立了全科医学科，迄今为止，它也是全国唯一的。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已经渐渐意识到我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对如何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有了更多的疑问，健康保健成了最为关注的问题。全科医学就是告诉大家该如何预防疾病，我真正从那时候起从全科医学引申到了健康教育领域。
全科医生在很多西方国家被称为“家庭医生”，在我们国家其实社区医生应该是一个全科医生的角色。中山医院是一家集医疗、研究、教育于一身的医院，有这个责任与义务培养更多为基层服务的医生。现在都说“看病难、看病贵”，如果我们的社区医生都是很好的全科医生，你打个电话或者走三五步路就可以在里弄里看病，看病还难吗？大医院里的医生多是专科医生，你一个肚子痛之类的症状，他不知道病因是出自哪里，必须作各种各样复杂的检查，比如CT之类，这些都是昂贵的。如果你是一个全科医生，对肚子痛这一症状的病因有基础的认识，知道可能是哪些病引起，就免去了做各种复杂的检查，这样看病还会贵吗？
医学的最终目标不是治病，而是促进健康。这就是全科医学的重要性。中国在医学专科领域有很多的专家，但是我们少了“肚子痛专家”、“感冒发烧专家”。防微杜渐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到一发不可收拾了，才扔给专家。
“我不是名人”
记者：现在健康教育界有着“北有洪昭光，南有梁浩材，东有杨秉辉，西有万承奎”一说，您对自己这个“四大天王”之一的身份怎么看？
杨秉辉：我不喜欢这么比，我们都不是什么歌星影星，这样的说法像娱乐圈。我们只是走在了健康教育的前列而以，现在从事健康教育的人很多，有很多不为大众所知的默默奉献的人，远远不只我们四个。
我充其量就是一个愿意做健康教育的专家，不是什么“天王”。可能我跟媒体打交道比较多，大众认识我，但这绝不代表我就是一个名人了，我也不想除名。和媒体交道，是因为我做的这份事业必须这样。我不可能一个人闷在家做健康教育，教育谁。与媒体合作是为了把健康理念传递给民众，传媒是我和大众之间的桥梁。
外表内敛，内心坚定
记者：在别人的眼里您是一个谦逊没有架子的人，这是您的人生态度吗？在做人方面有什么样的心得？
杨秉辉：我的外表不是锋芒毕露的，做院长的时候我也不是一个严厉的院长，但是我的内心是坚定的，我认定的事一定会努力做到。我不喜欢与人争辩，万事留给别人余地。因为经历吧，它是可以锤炼人的，可以把你的棱角都磨掉，留下内核的东西就够了。我的性格很坚韧，不易被打倒，可能别人觉得我的一生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不觉得我经历过十分严重的坎坷，一切问题我都有信心解决。
主动争取健康
记者：您的防癌理论中很注重生活方式的培养，您自身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向读者推荐的？
杨秉辉：我的养生方法就是积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健康是要主动争取的，不是等身体亮红灯了，才思考该如何补救。我从来不喝酒、不抽烟，我的社会活动也很多，但是我一直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很多事只需要一点点毅力，做起来就没那么难了。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跑步和游泳，现在经常进行。我的生活里唯一要给健康打点欠条的是睡眠，实在没有时间。我晚上写东西到12点，但这时候一定睡觉了，早上6点半起床，睡眠稍微少点，但是也形成了我的规律。
没有过劳，只有不适应
记者：这么忙碌，还有业余时间吗，会不会压力很大？
杨秉辉：确实没什么闲暇时间了，任何事都是有得必有失嘛。因为工作放弃了一些兴趣爱好，但我觉得还是值得的，我只能选择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做。
虽然我很辛苦，但是也很享受，没有压力，因为是我能完成的事情，而且在积极发展。现在很多白领说“过劳”的问题，甚至“过劳死”。我认为不存在过劳，过劳是因为不能适应，能力不够。如果真觉得压力压得喘不过气，那应该进一步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或者干脆辞职，这份工作可能不适合你，而不是工作本身过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