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记·目不韦传》载不韦为阳翟大贾，秦太子政立，尊他为相国，号称仲父。当时魏有信陵君，楚有着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都以下士纳客相倾。吕不韦以秦底强而不能礼贤下士为耻，于是也招致食客三千人。又因为当时诸侯所养底士多著书布于天下，不韦便使他底客人各著所闻，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包罗天地万物古今底事情，名曰《吕氏春秋》。书成，不韦把它陈列在咸阳市上，悬千金于其上，说如有增损书中一字者给千金，至终没有人能够改易它。太史公亦称这书为相览》。事实上，这书是当时知识学说底总述，有些只是前人著作底节录，故《艺文志》把它列人杂家。书中记德墨道三家底学说特多，具道家思想底为《先识览》底《蔡微》，《审分览》底《君守》、《知度》、《不二人《执一》，《审应览》底《精谕》，《似顺论》底《有度人《分职》等篇。这书底编纂时期，在十二纪末篇《序意》里有“维秦八年，岁在帮滩”厢记载，注说“八年，秦始是即位八年也，岁在申，名沼滩”，可知现在的本子与目不韦当时所江底本子差不多。十二月组恐怕比《礼记》底《月令》还要早。卢文强说：“《玉海》云《书目》是书凡百六十篇。今书篇数与书目同，然《序意》旧不人数，则尚少一篇。此书分篇极为整齐：十二纪，纪各五篇；六论，论各六篇；八览，览当各八篇。今第一览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纪之义，乃本忽载豫让一事，与序意不类。且旧校云，一作《廉孝》，与此篇更无涉，即豫让亦难专有其名，因疑《序意》之后半篇俄空焉。别有所谓《廉孝》者，其前半篇亦简脱，后人遂强相附合，并《序意》为一篇，以补总数之缺。然《序意》篇首无‘六日’二字，后人于目中专辄加之，以求合其数，而不知其迹有难掩也。”这书底脱漏在这一点上最显。其次如《有始览·应同》说五德恐怕是汉人所增改。此外改窜底痕迹极微，可以看为吕氏原本。
儒、墨、法都是经世底法术，道只在自己生活底调护，所以在战国时代道家有“养生”、“贵生”、“全生”、“卫生”等名词，对于自己生活底调护至终分出两条路，一是纵性，一是尊生。如杨朱一流底思想是纵性底一条路。这是要人反到禽兽式的生活，肯定满足肉体的和感官的欲求是人生底自然状态。生活无它，享乐而已。这种风气在战国时代最盛。当时以这说法为“全生之说”。这当然与伦理和法治思想相违，故为儒、墨。法诸家所攻击。如《管子·立政论》说：“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是怕人人纵欲妄行，男女无别，反于禽兽，以致礼义廉耻不能存立，人君无以自守。尊生底思想却不主张放纵性情，是对于既得底生命加意调护，使得尽其天年。当时以尽天年为寿，即如病死也是横死，故人当尽力调摄身体，享乐不可过度，然后可以免除病患。尊生底意义，简单地说便是长生主义。《孟春纪·重已》说：“世之人主，责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木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室大则多阴，台商则多阳，多阴则蹑，多阳则瘦，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件热。蝉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勒，中大轨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昔先王之为苑困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树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马衣裘也，足以追身暖滚而已矣；其为饮食甜酸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检而恶费也，节平性也。”死是不可免的事实，圣人所要底是“终其寿，全其天”，使身心舒适，情欲有节，然后可以得寿。《孟春纪·本生》说：“人之性寿，物者拍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责富者，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则遁焉。遁焉，性恶得不伤？万人操弓，其射一招，招无不中；万物章章，以害一生，生无不伤，以便一生，生无不长。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虚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无不受也，无不裹也，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惜，此之谓全德之人。资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口招慨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日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日伐性之斧。三患者，资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又《仲春纪·贵生》引子华子说：“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本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放日迫生不若死。”这里分生活底等为四。六欲，注解作生死耳目口鼻之欲。生固然是欲；感官底享受也是欲；死有为义底死，有为生无乐趣而自杀底死，亦可以看为一种欲。故六欲皆得其直，是不贪死，不慕死，不纵情于声色滋味。尊生须舍去功名富贵，因为这些给人伤生底机缘很大。在战国时代上流社会底物质享受很丰富，所以有这种反响。
由于等生底理想，进而求生命在身体里所托底根本。知养生底必然要知道怎样保护生命底元素。《季春纪·尽数》说：“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威，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中国古代所推想底生命元素是形、神、精。形是肉体，神是情感，精是环境。生命底维持在乎精气与形气底流动，故说“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待君览·达郁》也说：“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气是合形神精而成底生命体。古人常以气息为生命，《庄子·秋水》以气为从阴阳受得。分开可以说形气。神气、精气。人受阴阳底气才能生存，故《管子·枢言》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季春纪·先已》说：“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此之谓真人。”当时底儒家好像不讲气，而讲神、命。心或性。《苟子·无论》说：“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在《苟子·正名》里底心与神同意。心有两个意义：一是官感底主宰，一是情感底元首，也称为神。从心生出性情，如《正名》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生之和所生，情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此“生之所以然’便是《中庸》底“天命”。在《苟子·修身》虽有“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底文句，但这是用道家底辞和思想，不能看为纯儒家的话。儒家所重底是养心，存心养性，或治心底方法，与养生底思想没有什么因缘。
养生底方法，总一句话说，便是避免情底激动和气底受害。由此一变而为调和身心，使生活安适底全生长寿思想。榆县纪·适音》说：“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胜理以治身，则生全，生全则寿长矣。”田骄与庄子底齐物论到这时变为不害自然的身心，生命延长到得着知能如天地底理想。《仲春纪·情欲》说：“古人得道者，生以长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人能体道、无欲，像天一样，故能长寿，寿长然后可以久乐。《季春纪·论人》说：“适耳目，节嗜欲，释智谋，去巧故，而游意乎无穷之欢，事心乎自然之涂。若此，则无以害其天矣。无以害其天则知精。知精则知神。知神之谓得一。凡被万物，得一后成。故知一，则应物变化，阔大渊深，不可测也；德行昭美，比于日月，不可息也；豪土时之，远方来宾，不可塞也；意气宣通，无所束缚，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则复归于朴：嗜欲易足，取养节薄，不可得也；离世自乐，中情洁白，不可量也；成不能惧，严不能恐，不可眼也。故知知一则可动作当务，与时周旋，不可极也；举错以数，取与遵理，不可惑也；言无遗者，集肌肤，不可革也；谗人困穷，贤者遂兴，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则若天地然，则何事之不胜，何物之不应？”能够得一，就可以应任一切，什么欲、什么病都不能侵害，寿命自然也可以长久得像天地一样。从长寿思想生出彭祖、乔松底放事冲进而为不死药底寻求，唱不死之道底结果便助长了神仙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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