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
《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关门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
《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
礼记，儒家经典之仪，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述加以辑录，编纂而成，共49篇。
戴德：
生卒年不详。字延君。西汉时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人，又据《成安县志》为魏郡斥丘（今河北成安东南）人。汉代礼学家，今文礼学“大戴学 ”的开创者。任信都王（刘嚣）太傅。宣帝时立为博士，称“大戴”，也叫“太傅《礼》”。曾选集古代各种有关礼仪等的论述编成《大戴礼记》八十五篇，今残。戴德和《小戴礼记》的编纂者戴圣（戴德之侄）都是西汉经学家后苍的弟子。
戴圣：
戴圣，字次君，西汉梁（郡治在今河南商丘）人。曾任九江太守，平生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尤重《礼》学研究。与叔父戴德及庆普等人曾师事经学大师后苍，潜心钻研。《礼》学。三人苦心钻研，各有所得，逐步形成自己的学说体系，成为今文礼学大师。戴德号称“大戴”，戴圣被称为“小戴”，二人合称为“大小戴”。“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汉书·儒林传》）。戴圣成为今文礼学“小戴学”的开创者；后来，三家之学皆立于学官，其学兴盛一时。宣帝时，戴圣曾被立为博士，参与石渠阁议，评定五经异同。
终生以授徒讲学和著述为业，曾选集战国至汉初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人所记的各种有关礼仪等论著，编撰成书。被称为《小戴记》或《小戴礼记》。该书原为解说《仪礼》的资料汇编，后经郑玄作注，使它摆脱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成为今本《礼记》。全书共分《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礼运》、《学记》、《乐记》、《中庸》、《大学》、《内则》、《坊记》、《儒行》、《王制》、《玉藻》、《冠义》、《昏义》、《杂记》等四十九篇，其中的要言精义比起《仪礼》中的繁文缛节更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与其叔父戴德所编《大戴礼记》八十五篇（现存三十九篇）亦不相同。戴圣精心讲授“礼学”，授徒颇多，曾传其学于梁人桥仁、杨荣等，于是，今文礼学“小戴学”又有了“桥、杨氏之学”（《汉书·儒林传》）。小戴对于传播和发展《礼》学有一定贡献，《小戴礼记》被列为儒家经典，“三礼”之一，唐时被称为“大经”，明时已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中的《礼》。该书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研究和发展儒家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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