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改革开放的春风让草原牧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世代过着游牧生活的我们带来了希望。如今，草原的路宽了，电通了，我家也从最初破旧的蒙古包搬进了宽敞的楼房，草原上的生活越来越舒适了。
改革开放初期，和所有的草原牧民一样，我家的生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所在的嘎查在自治区率先实行了草畜双承包责任制，把以前公社的牲畜折价承包给牧民，激发了牧民投入生产的积极性。１９８４年我家主动承包了５６５头（只）牛羊，到１９８９年牲畜增长到１１００多头，我家的人均收入从１９７９年的３１０元提高到１９８９年的８２００元，我也被评为国家和自治区的“三八”红旗手。
手头有了钱,我便想改善一下居住环境。我嫁到这片草原时，住的是一座年久失修、四处透风的蒙古包，冬夜睡在里面，稍有不慎就会冻坏耳朵、鼻子。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和草原上很多逐渐富裕起来的牧民一样盖起了三间砖瓦房，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温暖的家。１９９２年，我家又在草原上建起两层小楼，像城里人一样住进舒适的楼房。在我家水电暖齐备的小楼里，电视、电话、冰箱、热水器等一应俱全。
以前我们蒙古族人不喜欢经商做买卖，也没有条件做买卖。改革开放后，很多蒙古族牧民改变了以前的传统观念，在放牧之余开始经商赚钱。他们有的人在草原上办起旅游点，有的人专门加工奶制品卖到城镇，还有的人进城开起蒙餐饭馆。
靠天养畜、追求牲畜头数是我们蒙古族传统的养畜方式，但草场的过度放牧，让草原越来越退化。从2001年起，我们这里实施了“休牧”制度，每年的4—6月牲畜圈养，让草场“休息”。为保护草场和提高放牧的效益，我家也改变了散养的放牧方式，修建牲畜暖棚，提高畜群的抗灾能力，还改变传统的接羔方式，接起了冬羔和早春羔。这样一来，现在我家１万多亩草场上放养的牲畜数量不及以前的一半，但收入增加了一倍，这两年每年的牧业纯收入都超过10万元。
现在牧区人民的生活好了，流行到城镇上买房住。我也跟随潮流，在旗政府所在地购置了一套住房，把牛羊交给孩子们，进城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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