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专业人士的首要目标是要保护他们自己的职业，因而立即有了如下规定，即任何一位因与该试验相关的原因而离开一所券学校的教师，将会被优先分配到其他学校工作，没有人会被赶到大街上去。这一决定使得那些不受欢迎教师的境况得到改善，但是即使对出色的教师们来说，其结果也是一种混合的幸事，虽然他们的学校收取了更多的学费，金钱被花费于雇佣更多的教师和未经测试的材料上，由此增加了教师们与更多的计划、更多的会议和更多的同事抗争的日常难题。
专业人士们以强行对入学收费进行限价的方式阻止了广泛的重新分配，结果是一旦一所学校已经达到它的入学最大容量，溢出的学生将必须回到那些声誉较差的学校中去。学校的校长们对任何有可能对他们的相对绩效进行评估的比较性测试尤为敏感；所以，将注意力吸引到差别上以及鼓励父母们改换学校的比较性评估受到抑制。简而言之，该计划已远远地偏离了该制度最初创造者的意愿。
父母们是否对做出选择的新能力有所反应？有些人做出了反应。到了第三年，大约有18％的父母已经选择了将他们的孩子送人邻近地区以外的学校，但是百分比仍然很小，并且反映出多数父母在专业人士面前的被动性。
然而，设想什么也未发生，可能是一个失误，实际上确已出现了学校中更大的多样性。在过去一直是千篇一律课程设计的地方，现在有了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课程，艺术与手工微型学校和几个开放式的教室，简而言之，已经产生了更多的创新。最后，应当认识到大家都知道阿乐姆洛克试验是一个暂时的试验，它终会结束。所以，反映出有可能在永久性条件下发生经验的程度确是很有限的。
从阿乐姆洛克实验中我门能够学到什么？首先，父母们最终并不比以前行使多出许多的选择权。学校行政管理者和专业人土的权力显得并未减少，并且很有可能增加了。另一方面，该实验促进了学校中的多样性，并且鼓励了进一步的实验。不过，教师与行政管理者群体的牢固立场，使得该实验远离那些希望强行在学校推进系统市场条件人士的最初意愿。
不管人们将这—实验评估为一次成功或一次失败，它显示出适用于一种制度结构的选择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被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加以修正，在现实当中，既得利益改变了市场被允许发挥作用的路径。
在一种教育券的制度下，竞争将导致学校环境的多样性得以存在。如果在教育券制度下，公立学校被许可与私立学校共存的话，公立学校就不得不提供与私立学校同等质量的服务。难怪公立学校的官员们经常地与教育券制度的实施进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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