猗顿，鲁国人，后移居猗氏(今山西临猗县)，以盐致富，成为战国时期驰名的大盐商。
猗顿原来是鲁国的一个穷士，他“耕而无食，蚕而无衣”，常年勤劳耕作，却仍苦于不能饱腹，于是他奔走天涯，寻求致富之路。他听说定陶的陶朱公，原来是在越王勾践手下做官，后弃官从商，通过经商致富，于是来定陶求教于陶朱公，即战国时期著名的富商大贾范蠡，向他寻求致富之道。
陶朱公分析说：鲁地洙水、泗水以北地区，人多地少，没有山林水泽资源，又屡遭水旱灾害，种地自然得不偿失，饱腹都非常困难，还谈何致富？于是指点他说：“子欲速富，当言五牧。”意思是叫他经营畜牧业。
猗顿受其启发，决定移居猗氏(猗氏县与临晋县合并为今山西运城市临猗县)，经营畜牧业。这里盛产牲畜，畜牧业居天下首位，因此，他专事饲养和买卖大畜牛羊，经过数年经营，很快摆脱贫困，慢慢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畜牧业主。
追求财富是人之天性，猗顿由于饱尝过贫困之苦，故而更是致富心切，他左思右想，觉得单纯经营畜牧业，似乎难得大富。他再三观察思考，发现当地有许多人从事盐业经营都很快富了起来，心想盐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日用必需品，需求量很大，而猗氏一带正是闻名的池盐盛产地，有大量可以开发的盐资源，因此，经营盐业必是一条快速致富之路，于是他把主要精力转向经营盐业。
当时由于盐业生产非常分散，许多小生产者是盐业生产的主力军，因而为商人控制和支配盐业生产经营开辟了空间和道路。这些小生产者缺少资金和生产工具，盐商就给他们提供生产工具和生产费用，换取他们生产的盐。许多小盐场的小生产者们都很穷，不得不用自己生产的盐来与盐商换取饭钱和零用钱。如果他们家中出了什么大小事情，比如生病求医，甚至天灾人祸，就不得不到商人那里去预支用钱，而这些支取的用钱和饭钱等费用，均要打入盐价里，所以盐价就很低，有时甚至是无价的，由盐商说了算。大盐商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控制和支配盐业小生产者而赚取利润的，猗顿就是这些盐商中的巨富大贾。
汉朝兴起，天下统一，便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泽禁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货物可畅通无阻，汉朝政府又迁徙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到京城。关中地区从、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膏壤沃野方圆千里，长安附近的诸陵，四方人、物辐辏，集中于此。地方小，人口多，是从事商业的宝地。关中地区以南则有巴郡、蜀郡，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楚地多出僮仆，劳动力便宜，西边邻近邛、笮，笮地出产马和牦牛。巴蜀地区虽然四周闭塞，但有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联四方道路，百姓都用多余之物来换取短缺之物，因而商业贸易非常繁荣。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整个关中之地只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过十分之三，但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因此，关中的天时、地利、人和，为猗顿经营盐业和畜牧业创造了极大的商机。他利用这一地区优势，走南闯北，快速垄断了这片盐业和畜牧业市场。不仅如此，他还把视角转向海外，开辟了通往欧洲腹地的商路，进行对外盐业贸易。
猗顿除了从事畜牧业和盐业经营以外，还从事珠宝经营，他是当时著名的珠宝鉴赏家。
由于猗顿经营有方，他用10年时间，就成了当时驰名天下的大商贾，因此，他有装饰豪华的马车，华丽的服装，并且能来往于宫廷之中。
战国时大工商业者。原是春秋时代的鲁国的贫寒书生。他在生计艰难时，听到范蠡弃官经商很快致富的消息，于是，“往而问术”。范蠡告诉他：“子欲速富，当畜五(母畜)。猗顿千里迢迢来到西河(今晋南一带)，定居于猗氏王寮，大畜牛羊，后又兼营盐业，十年之间，成为与陶公齐名的巨富。
猗顿，战国时魏国人，猗顿是其号，姓名与生卒年代已无可考。他是我国战国初年著名的大手工业者和商人，为山西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史记集解》引《孔丛子》说：猗顿原籍鲁国，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饥寒交迫，艰难地生活着。正当他为生活一筹莫展的时候，听说赵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助越灭吴，辅成霸业后，便弃官经商，将另一谋巨的富国之策用之于家，遂辗转至当时“天下之中”是定陶(今山东定陶)，“治产积居，与时逐”，19年间获金巨万，遂成大富，因号陶朱公。骑顿羡慕不已，试着前去请教。陶朱公十分同情他，便授与密方：“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陶朱公是根据猗顿当时十分贫寒，没有资本，无法经营其他行业，便让他先畜养少数牛羊，浙渐繁衍壮大，日久遂可致富。这对于猗顿来说，确是一个切合实际的致富办法。于是，骑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示，迁徙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区)，在猗氏(今山西临猗境)南部畜牧牛羊。当时，这一带土壤潮湿，草原广阔，尤其是猗氏县南 20里处的对泽，为一片面铲很大的低洼地区，水草丰美，景色宜人，是畜牧的理想场所。猗顿最初就在这里放牧<史载该地明清时尚存有猗顿宅和猗顿墓)。
由于猗犄顿辛勤经营，畜牧规模日渐扩大， “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因起家于猗氏，遂号猗顿。致富后的猗顿为了表达对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临猗县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庙。
骑顿能以畜牧而富拟王公，其畜牧规模之大可以想见，他为当时晋南一带畜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他以牛羊而致富的过程，也为他积累了一定的商业经验。
在经营畜牧的同时，猗顿已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他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在此过程中，认识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于是，他在靠畜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便着意开发河东池盐，从事池盐生产和贸易，成为—个手工业者兼商人。
战国时代山林川泽之利的开发，虽然为官府控制，但官府不直接经营，而是用抽别十分之三的税的办法让“民”去经营，但这种“民”决不是一般的手工业者，而是一种有钱有势的豪民。因为这种开发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正如《盐铁论·禁耕》所说： “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猗顿即属于豪民，因此才有力量去开发河东池盐，而直接生产者当是依附于他的贫民、雇工等。
雍正《敕修河东盐法志》卷一说：河东池盐为“池水浇晒之盐，可直(接)食用。不须涑治，自成颗粒。”即将池水挠在地上，凤吹日晒后即可成为颗粒状食盐，不需要煮炼。 因此，《左传·成公六年》中称其为“国之宝”。正因为河东池盐为天然之美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猗顿便不断扩大池盐的生产与销售规模，使他成为当时我国著名的大富豪。
据说，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据乾隆《临晋县志》卷六记载，这条运河从河东盐池起，通于五姓湖，又从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济县)之孟明桥入黄河，遥遥百里左右(这基本是后魏时永丰渠的路线)。只是因黄河泥沙淤塞渠口，未能使用。关于猗顿开凿运河，目前尚未得到原始资料的佐证，我们只好存疑，这里仅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其可能性，从客观需要方面讲，开凿这条运河，不仅是运输池盐的需要，也是保护池盐的需要，因为河东池盐最忌客水(外来之水)浸入，破坏池盐生产。运渠可以引走客水，保护盐池。此后永丰渠的开凿也是出于这个目的。从地形上看，这—线地势平坦，无山石阻隔，工程难度不大。从生产力水平考虑，当时铁制工具已广泛使用，大大增强了人们开发水利的能力，春秋时吴国开凿的邗沟、战国初期魏国邱地开凿的12条引漳水渠、魏惠王时开凿的鸿沟等足以证明猗顿时已有能力开凿那条运河。从财力上讲，猗顿当时己成巨富，有力量兴修运渠。当然，历史事实需要充分的资料说明，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尸子·治天下篇》说：“智之道，莫如因贤。譬之相马而借伯乐也，相玉而借猗顿也，亦必不过矣。”《淮南子·汜论训》也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一种美玉)者，唯猗顿不失其情。”猗顿对珠宝有着相当高的鉴赏能力，以致可以与伯乐相马相提并沦。由此可以推测，猗顿在经营池盐的同时，可能还兼以贩卖珠宝，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猗顿通过多方经营，终成倾国巨富，在当时的社会彤响很大。《韩非子·解老篇》：“夫齐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 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说明猗顿之富已超过陶朱公，并可与王势并提。
上述事实表明，猗顿对山西南部地区的畜牧业和河东池盐的开发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山西商业发展史上也占着重要的地位。他是山西地区见于史载的最早的大手工业者和大商人，是山西经济史上的重要人物。其穷则思变，辛勤开拓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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