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与法治之间的这种内在的矛盾其实就是所谓中国式管理试图成为一个严肃理论概念的最大尴尬所在。无法建立抽象的普遍性原则的权威，中国企业将始终是以一种原始的“亲亲”（亲近身边人）方式去运作企业，连最基本的科层制都无法夯实，更谈何“扁平式组织”、“无边界公司”，“网络式企业”？所以，所谓中国式管理，可以是意淫的对象，可以是包装畅销书和培训班的概念，却无法成为中国企业面临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利器。
关于亲情如何成为法治的障碍，《论语》中有一个著名例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叶公告诉孔子,他们那有个正直的人, 父亲偷羊,他出来做证了。孔子说，我们的正直的人与他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这个道理要是讲给西方人听，以他们的直线型思维脑袋，可不太容易转过这弯来。如果这只是《论语》中的孤言寡语，大家打个哈哈，也就过去了。可惜，孟子又把这事情拿出来说，《孟子•尽心上》：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欤？”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
桃应问，舜作了天子，皋陶是法官，他的父亲瞽瞍杀了人，怎么办？孟子首先承认了让瞽瞍就法的正当性，然后却又阐发说：舜把抛弃天下看得如同丢弃破草鞋一样。因此他会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跑，沿海边住下来，一辈子高高兴兴的，快乐得忘了天下。
作为个人的选择，孟子这里为舜设想的处理方式，可圈可点（法学家们一直在辩论舜这样做，是一种腐败还是一种美德），但考虑到他是儒家悬诸崇高的一个偶像级人物，孟子这里发出的信号却是让人警醒。把亲情作为最高价值的必然逻辑结果是法治的崩溃，理性的规则体系和数目字上管理的永远可望不可即。中国人几千年鬼打墙式的历史困境的终极原因，恐怕即在于此。我们今天重读经典，强调的是发扬传统中找到优秀的成分，实现与西方思想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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