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几个伽利略、布鲁诺。目前我国生物科学的研究水平与国外相比如何？
邹承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主要是差在基础实力上。就拿人类基因组工程来说，我们做的，不过才是整个工程的百分之一，人力、物力的都无法与国外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的危机一方面是投入不足，更主要的是投入方向不对。有些人只是通过与领导的关系和媒体的吹嘘得到经费，但本身多半是没有能力来完成这个研究的。
记者：邹先生，您曾写过一篇文章，对杨振宁所做的“华裔科学家有望在近期获得诺贝尔医学与生理科学奖，20年内诺贝尔奖将从我国大地产生”的预言表示怀疑？
邹承鲁：从一般情况看，一、二十年应该有，但实际有没有这还很难说。科学研究中的未知因素是很难预测的。
方舟子：如果是在国外的华裔生物学家或者其他科学家中产生诺贝尔奖也许是有可能的，现在有很多人在国外已经是某些领域的带头人，如果指在中国本土的话，我觉得情况还是很悲观的。
邹承鲁：这首先是一个体制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投入问题。如果中国一直这样下去，只有善于吹牛的人才能得到支持做工作，那就永远得不到诺贝尔奖。
记者：这与国内的教育方式也有很大关系。
邹承鲁：解放以来教育有两个致命的大问题。一个是教育的方式是灌注式而不是启发式的，不鼓励独立思考，这对将来科学发展是第一致命的；另一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太薄弱。日本人读过唐诗的，一到苏州就要去看寒山寺，我曾问过十个本国研究生，居然只有一个人知道“姑苏城外寒山寺”这句诗。很多人自小就不知道中国文化，不知道本国历史，你如何叫他爱国？现在出去的人回来的很少也与这个问题有关。
科学家最大的快乐在于发现自然界奥秘那一刹那
记者：从有关新中国50年科技史的有关图书中我们了解到，您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完成的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本来非常有希望摘取诺贝尔奖，但由于某些原因，与这一荣誉擦肩而过，您感到遗憾吗？
邹承鲁：这方面的情况，我前几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具体介绍过。我觉得，做科学工作的乐趣已经存在于工作之中，最大的快乐在于发现自然界的奥秘那一刹那，得到外界的承认是第二位的事情，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是为了科学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得到承认而工作。
科普书我读的不多。我自己只写过一本科普小册子并且写得不好，是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生物学在召唤》，该书收入“名家讲演录”丛书。
记者：您对人生的看法是什么？
邹承鲁：人活着就是要做工作，做你爱做的工作。人们说我和老伴都是工作狂，整天的干工作，但我们觉得很快乐。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