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华先生有过多年的交情，第一次见面就在清华园，是1931年秋天开学的
时候，到现在有七十年了。七十年之间，我们有时在同一个系，我们始终有不断的联系。他比我大不到一岁，是1910年生的。

　　想起我们最初在一起，1931年他来的时候，那时他只是初中毕业的学生，他的数学论文引起大家的注意。清华是很例外的，不但找他到清华来，并且给他一个职位，这在当时大学里是很少有的一件事。

　　因为他的学历的关系，刚来时名义是助理员。那时数学系叫算学系，后来改为数学系。一年以前，我是算学系的助教。算学系的办公室就在工字厅走道的地方，两边各有两间房间，一共4间房间，是算学系的办公室。有一边是熊庆来先生，他是主任，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个桌子，是他的助教。外头一间有两个桌子，是周鸿经先生和唐培经先生的办公桌。罗庚到清华的时候就呆在我的办公桌，因为1931年我改为研究生，是学生了，他就做助理员，用这个桌子，所以我们的关系是一个先后的关系。

　　罗庚是一个很好的数学家，所以他不需要一般的数学训练。他很快就跟所有的人，所有的研究生，甚至于教员，可以在同一个阶段讨论数学的问题。他虽然名义是助理员，等于是个研究生，我也是研究生，我们时常来往，上同样的课，那是很愉快的一段学生生活。

　　我想提出来的是，清华在那个时期，算学系是很小的一个系，但是对于中国算学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甚至于可以说是中国数学史上有意义的一章。　　

1934年我离开了清华，研究生毕业了，我到德国去念书。罗庚是1936年出国
的，他到英国剑桥大学，跟随英国的大数学家Hardy。他出国是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从北京到柏林。我就在汉堡，也在德国，所以我们1936年夏天在柏林相会。刚巧那一年世界运动会在柏林举行，希特勒在台上。也很有意思，100米、200米跑得最快的是黑人，对希特勒是个打击。很遗憾，中国的运动员在1936年柏林世界运动会的成绩不大好，最有名的是游泳的杨秀琼，她游泳有相当的成绩，不过我记得她没有得什么锦标。中国地位最高的是符保卢的撑杆跳，不过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奖牌。相比之下，我们的国家现在长进了不知多少，现在中国运动员在世界运动会有很光荣的成绩。想起来，数学也有这个潜力的，不过数学需要的时间长一点。罗庚和我在柏林见面，也看看运动会，一起谈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