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世界运动会之后，我到了英国剑桥，自然跟罗庚在一起。

　　他那时的工作是关于解析数论，解析数论最要紧的法子是circlemethod，
就是圆周的法子。很奇怪，数论是讨论整数的性质，但是要研究整数的深刻的性质，需要复变数。复变数跟素数的关系是很神妙的问题，罗庚做了很多工作，有他自己的贡献。他用圆法做Waring问题，做Tarry问题。关于圆法，很要紧的一个人是印度的天才数学家Ramanujan，第一篇文章是Hardy跟Ramanujan的文章。后来很大的一个进展是苏联的数学家Vinogradov。罗庚于Vinogradov的方法有很多的整理，有很多的进展。他自己的一个贡献是关于三角和的一个估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我想罗庚在剑桥的一段，1936年到1938年，是他在数学上有最深刻贡献的时候。关于解析数论，他的贡献非常多。

　　1938年他回国，那时候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他是清华的教授，因此也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喜欢讲设备不够，或者支持不够。其实，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甚至于本来有的书都装在箱子里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再搬，所以图书馆的先生们都不愿意打开箱子。

　　
　　1938到1943年，跟罗庚在一起大概有五年的光景。刚到昆明的时候，去了一群人，没有地方住啊。因为原来学校不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借了中学的房子，那个中学很慷慨，拨出一些房子让西南联大的人暂时住。所以教授像华罗庚、我，还有王信忠先生（他是日本史的专家），我们三个人住一个房间。每人一个床，一个书桌，一个书架，一个椅子，房子摆得相当挤了，不过生活很有意思。三个人一清早没有起床就开玩笑，互相开玩笑。虽然物质上艰苦，但是生活也很有意思。现在大家希望物质不断进步，我想苦中
也有乐。

　　1943年夏天我去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罗庚在昆明，我们时常通讯。抗战胜利了，国家复元，我知道他有许多社会活动。我们相会是1946年在上海。那时我刚从美返国，他则将去美。他负有使命，但我们仍谈了不少数学，我们的数学兴趣逐渐接近。我1950年去美，在芝加哥大学，他在Illinois大学，相距甚近。他曾来芝大讲Brauer－Cartan－Hua定理的初等证明，很漂亮。他1950年夏天返国，须过芝加哥去旧金山登轮，大家都佩服他的爱国热忱。此次相别，便天各一方，通讯也稀。幸媒体有时有他的报道，得知他的一些行动。

　　直到1972年，我得到中国科学院邀请，我们才在北京会面，相隔二十二年。同顾前事，如在梦中。1980年他率团访美，过柏克莱时在我家住了两夜，相谈如旧日，甚畅。1983年他访问加州理工大学，我从柏克莱去访他，相距400余公里，自己驾车。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