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出版家，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1931年生于上海。著有《阁楼人语》、《知道》、《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等。推荐图书：《教授当年》等
1.读书为了和知识分子交往
我原来给别人当小伙计的时候就喜欢读书。我在上海的书摊上买的第一本书不太正经，后来有人指点，我才走上正道。我看了骆宾基写的《萧红传》，这是一个老前辈借给我看的。
做编辑工作以后，因为职业的需要，我读书比较多。比如说，我翻译图书时，用的笔名叫“魏城”，那是因为那时嗜读《围城》，读了之后十分喜欢，另有一层意思，就是说自己还没有成功———“未成”。同时借以说明自己搞翻译具有“围城”心态———没译的时候一心想译书，一开译，老担心因此挨批，又急于赶紧脱手。
读书在我生活中的分量当然很重。说出来大家可能会笑话，做出版以后，读书成了我实用的一个工具。我必须通过读书来和知识分子交往。比如，我在访问金克木教授以前，我先看了文学史，了解了魏晋南北朝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才能跟他有进一步的交谈。对我来说，很多年以来，读书是为了实用的需要。这是很低级的了，大家可以批评。
2.我的理想就是让读者读到好书
我的文化理想就是，让读者想读到的书，想了解的问题，我出版的书正好能够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内容，这是我最欣慰的事。看起来很难实现，其实后来都能实现。因为书稿的面是非常宽的，只要你打开思路去看，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书是值得出版、印刷的。
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生态和文化环境已经相当不错了。当然，我们希望更没有限度。可是我想，如果真的全面放开以后，也会出现新的混乱的情况。具体情况难以想象，但是我们的工作不会非常好做。所以，我对改革开放以后，我所经历的那些情况，还是可以接受的。
3.现在主要看回忆类书
很多，我一时想不起来。不过我现在一不看翻译的书，二不看讲现状的书，我主要看的都是回忆过去的书。比如谢泳的《教授当年》、《厦门集》、《钱钟书和他的时代》；雷颐的《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等书我都看了。最近我刚看了一本台北的先生写上海娱乐文化的书，我觉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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