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为我们留下了包括20部长诗、近千首短诗和30多种著作在内的极其丰富的宝贵遗产。在20世纪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他是创作时间长、艺术成就大、影响广泛深远的一位“我们时代伟大而独特的诗人”。
艾青早年赴法国学画，回国后因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入狱，在暗无天日的牢狱里写出了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开始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抗战爆发以后，他“满怀热情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从南部到西北部——延安”，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目睹了祖国人民的苦难和抗争。他“置身在探求出路的人群当中，共呼吸，共悲欢，共思虑，共生死”，从而写下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北方》、《向太阳》、《我爱这土地》、《吹号者》、《火把》、《黎明的通知》等一系列深刻感人的不朽诗篇，树起了他自己的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座现实主义高峰。上世纪50年代上半叶，他还写了《礁石》、《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等诗歌精品。蒙冤22年复出之后，他又在古稀之年奇迹般地焕发青春，写出了《鱼化石》、《虎斑贝》、《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光的赞歌》等一大批充满青春活力、令人心灵震撼、独放异彩、光芒四射的杰出诗篇，登上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又一座艺术高峰。艾青不懈追求、不断创造、光彩照人的艺术青春跨越了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三个30年。他的一生经历了监狱、战争和右派在北大荒、戈壁滩狂风暴雪酷热奇寒中的严峻考验，对土地、人民、祖国、时代和宇宙人生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深刻体验，独到感悟和独特思考，才通过自己出众的艺术才华和卓越的诗歌创作，如此充分强烈、如此深沉有力、如此富于个性而又精彩绝妙地表达出时代的感情和人民的心声。可以说，艾青是中国新诗的伟大代表，是20世纪的中华诗魂。
艾青吮吸农民保姆“大堰河”的乳汁长大，从小感染了“农民的忧郁”，他的艺术生命深深植根于祖国的大地。他对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和时代的悲剧感受、理解和揭示得很深。他“流着温热的眼泪，哭泣我们的世纪”。“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他总是在压迫下歌颂反抗，在苦难中歌颂斗争，在黑暗里歌颂光明。在抗日战争前夜的“密云期”，他“在过深的怨愤里”渴望民族精神的奋起，发出了“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的热烈呼唤；当抗战一爆发，他就“拂去往日的忧郁”，激情地歌唱“复活的土地”；他高举“火把”，奔“向太阳”，发出“黎明的通知”，在一片欢呼声中，“伸张着两臂”，迎来了人民的胜利。蒙冤归来之后，他在痛斥“正义被绑着示众，真理被蒙上眼睛”的十年浩劫的同时，仍动情地歌唱重新到来的《迷人的春天》和《光的赞歌》。我们从他的全部作品中听到了历史的回声、人民的呼唤，看到了时代的惊涛骇浪、苦乐悲欢，感到了人类永不停息的对光明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从而获得一种深切的激励鼓舞和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的诗，是“人类向上精神的一种闪灼”，是“人类向未来寄发的信息”，能“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他一生向往光明，追求光明，讴歌光明，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对象征着科学和真理，象征着智慧和理想，象征着人类的希望和未来，象征着时代发展趋势和历史前进方向的光明的歌颂。
艾青在坚持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共脉搏的同时，始终很重视诗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始终很重视诗人必须走自己的路、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独特风格。他说过：“我所爱的诗，是最具有个性的诗，用各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手法、不同的构思方式所写的诗。”他强调，诗人在写作时，一定要经常想到：“我有着‘我自己’的东西了吗？我有‘我的’颜色与线条以及构图吗？”一定要有“我自己”，有自己的艺术个性与风格特色。艾青的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首先表现为他的崇高人格、广阔胸襟、高尚情操和他对祖国人民、对人类世界的深厚热烈的爱。他始终强调“诗人必须说真话”，必须“交付出最真挚的爱”，必须永远保持“感情的真挚”，强调“一首诗是一个心灵的活的雕塑”，“一首诗是一个人格，必须使它崇高与完整”。他真挚浑厚、博大仁爱、坚强执着、刚毅崇高的人格特征，贯穿、渗透和体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在精神气质上，艾青的“我自己”，他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表现出奔放而凝重、活泼而机智、幽默而庄严的特点。在诗歌风格上，艾青的“我自己”，表现为明朗而含蓄、单纯而丰富、自然质朴而厚重深沉。艾青最讨厌矫揉造作的“热情”、故弄玄虚的“深奥”和空洞无物、堆砌辞藻的“华丽”。他认为：“高尚的意志和纯洁的灵魂，常常比美的形式与雕琢的词句，更深刻而长久地令人感动。”他主张“尽可能地做到深入浅出”，“深厚博大的思想，通过最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才是最理想的诗。”他始终保持着一颗纯朴、透明、真挚、坦荡、炽热而冷静的赤子之心。心灵的微笑，总是在他的脸上自然地开花。深沉的痛苦和悲伤，会使他“眼里常含泪水”。他那浑厚的嘴唇从不会说假话。他那明亮的充满智慧的眼睛从不会掩饰感情，对一切真、善、美，它会流露出由衷的欣喜和无限的爱，对一切假、恶、丑，它会立即喷射出愤怒和仇恨。纷繁、复杂、充满矛盾和千变万化的生活画面，透过他赤子之心的折射镜，有时会变得异样的单纯和清澈。他是那样地善于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寓丰富于单纯之中。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一样/但它仍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礁石》就这么八行，朴朴素素，自自然然，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甚至也不押韵，却是如此的明快、美妙而又耐人寻味。它正是诗人“心灵的活的雕塑”。它可以看做是诗人自身的写照，但难道不也正是我们历尽沧桑、饱受磨难而依然在风浪中屹立微笑的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象征吗？艾青的“伟大而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是通过“他自己”，按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语言，以自己独有的艺术创造来反映时代、歌唱人民的。
作为“大堰河”的儿子，艾青最初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他对我国源远流长、丰富精美的古典诗词是很喜爱的。但留学法国“物质上贫困，精神上自由”的三年间，他却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西方另一种新奇绚烂、五光十色的艺术海洋里。马奈、莫奈、塞尚、德加、梵高、毕加索、雷诺阿等的绘画和阿波里内尔、兰波、波德莱尔、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叶赛宁、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桑德堡、阿拉贡、凡尔哈仑、惠特曼等诗人作家的作品，他们反映现实、表现心灵时那种极富个性的艺术构思和独特手法，都曾给他很深的影响。他非常欣赏阿波里内尔的名句：“当年我有一支芦笛，拿法国大元帅的芦杖我也不换。”他就是吹着“芦笛”从欧罗巴回到祖国，“带着”凡尔哈仑的诗进国民党监狱、登上诗坛的。然而作为中国诗人，他又自觉地认识到：“中国诗人写的诗，要有民族气派、民族风格。这种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主要也还是由内容决定的；这种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可以在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在创作中，艾青既坚持继承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又广泛吸收外国各种艺术流派的手法技巧，既非常强调诗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强调诗的思想内容和深邃意蕴，又十分重视诗的艺术美和形式美，重视诗的语言的纯粹和精美。而不论是继承传统或学习外国，都为了新的创造，为了通过自己的艺术创新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从艾青各个时期不同主题题材、不同诗体样式的大量优秀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艾青是最重视诗的内容又善于不断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形式，最重视继承祖国优秀的诗歌文化传统又善于不断开拓创新，最重视“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借鉴古今中外一切好诗(包括民歌)中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又善于永不疲倦地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的杰出诗人。
首届全国十大农民诗人：生活是最沉重的诗篇
杨俊富，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鄢家镇高峰村七组；张联，宁夏盐池县小阳沟村；尤克利，山东省沂南县苏村镇葛家庄；陈亮，山东省胶州市胶北镇后屯村；李龙炳，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龙王乡红树村……在第三届罗江诗歌节上，获得首届全国十大农民诗人荣誉的诗人们，全都是“如假包换”的农村人口。他们在家种地，
在外打工，在痛苦和思考时写诗。
“扛起锄头去种田，放下锄头写诗篇”
与一般人印象中偏于简单和概念化的“农民诗”、“乡土诗”不同的是，这批诗人的作品都可圈可点，饱含着生活的欢乐和痛楚。他们中的有些人已在诗歌界具有一定影响，比如尤克利和来自湖南岳阳的曹利华都参加过青春诗会，李龙炳曾获成都市政府第五届金芙蓉文学奖、成都市二十年诗歌奖，陈亮获过首届李叔同诗歌奖。他们大多是省作协会员，张联是中国作协会员，诗集还被译成日文，传到海外。
“随着时代转变，现在我们要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与这些诗人交往甚多的《诗刊》编辑蓝野这样告诉记者。虽然仍是农村户口，但这些诗人已不再单纯地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地耕作者，在越来越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他们更多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奔走，兼具着农民、民工、小商人等多重身份，而背离乡土的流浪，除了让他们饱受思乡之苦，生活之重，也打开了他们的诗歌视野。“如果乡土诗要成为真正的诗歌，就要有现代气息和乡土性。乡土只是土壤，诗歌是土壤里长出来的植物，现在的乡土写作不能忽略工业时代这个大背景。”在写作的同时，他们也开始考虑继续前进的方向，考虑到这个时代的动荡与变化。
比起在城市中生活的诗人，他们写诗经历更多的挣扎、反复，他们的写作有着更多的偶然性和难度。他们大多都是从期刊和书籍中摸索写作的道路，年龄大都已三四十岁，需要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我对象说，你写诗干什么，像那个谁做生意赚很多钱，我就说，那他会写诗么？”面对记者的提问，尤克利嘿嘿一笑，神情里除了有旁人不能体味的满足，还有一些与经历和年龄不相称的羞涩。这样的神情同样出现在其他几位农民诗人身上。文学使他们拥有比一般劳动者更为敏感与丰富的感情，也使得他们在庞大的乡村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扛起锄头去种田，放下锄头写诗篇”，这句在诗歌节赛诗会上由当地农民诗人呼喊出来的诗句，与其说是一种写实主义的描述，不如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期待。因为，写诗返回后，妻子会问，“你干什么去了？”“我写诗去。”诗人说。而妻子的回复是，“你发神经啊……”
在生活的夹缝中攀援精神高峰
1995年，尤克利一度放弃了诗歌写作:“那时孩子长大了，父母也老了，面临很重的生活压力。”他在家里弄了两个大棚，种了豇豆，黄瓜、白菜，凌晨4、5点赶去市场卖菜，回家后忙着在大棚里施肥、择菜、打捆，一直忙到晚上12点才能休息。每天都是这样无休止地循环。而在此前近10年的时间里，他已陆续在各级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他十分珍惜那些宝贝，至今收藏着发表自己第一首诗歌的那张报纸，时不时拿出来欣赏。
他再次走上诗歌之路，“还是因为生活”。因为生活中偶尔出现了一些缝隙。2003年，他开始出外打工，作息规律，晚上便有了空闲时间，加上出门在外“特别想家”，他又开始写诗投稿，直到2004年下半年，《诗刊》的编辑打电话给他通知用稿。“当时真的有‘范进中举’的感觉。”这次机会给了尤克利巨大的鼓舞，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从此进入了“良性循环”。现在，他每年有几十首诗发表在各级刊物上。
陈亮走上“诗人”之路的原因则显得比较“经济”:写诗之前，他画过画，学过篆刻，“但学美术需要很多成本，写诗的成本比较低，有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看书可以去图书馆免费看。”随着机械化的普及，原本需要守着土地的农民有了更多时间去闯荡，陈亮便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诗人和写作者，得到更多帮助，也开拓了自己的诗歌视野。他甚至还是当地作协的副主席，当然，也是其中唯一一个农民。
但是，在这些成绩之外，陈亮心底怀着更深的对自身身份的忧虑。“农村是很现实的，你写东西，他们就会觉得你不务正业。即使后来在当地有了所谓的名气，他们也会以为诗人类似歌星，会问，是不是很有钱？”当然，诗歌写作不足以养家糊口，不靠诗歌为生，在他们这里不再是一句谦虚的托词，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在村子里，陈亮家不算最穷，但比起一般的人家，或许还是有些差距。
“写诗肯定是很‘自私’的。一个人不可能做好所有事情，为了写诗要牺牲掉很多。我有时候也会想，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人？”以前陈亮身边也有一些比他年长的写作者，但最后走的走散的散，还有人因为写作耽误生存，举债越来越多后喝农药自尽，“看到他们我就会想，那会不会就是我的将来，就会对未来很迷茫。”说到自己孩子的将来，陈亮的主张是，“肯定不让他写诗。”
而在这些已取得一定成就的诗人之外，农村里还有着更为庞大的写作群体，他们默默地建筑自己的精神世界，却未必能都抵挡得住外部的潮流。在上世纪80年代刚开始学习写作时，尤克利周围也有一批人写作，但是，能坚持到今天的似乎只有他一人:“原因还是生活，只有生活安定了才能写诗。”他感慨。而他们也试图寻找更多精神认同，“我开始写诗的时候，父亲也表示过怀疑，他说，你能写么？后来，父亲过世了。我想，如果父亲能看到今天的我，他肯定会很高兴。”他有些唏嘘。
相对于尤克利和陈亮在日常生活中精神的孤立，杨俊富的情况则要好些。他所在的镇上有个云峰诗社，团体的认同和推广也让他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在地震后拍摄的12集电视短剧《罗江故事》中，他一人就撰写了四集。
这些从诗歌得惠甚少的写作者们，坚定地用诗歌建筑着精神殿堂，也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说法:“写诗就是种地。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你糊弄庄稼一季，庄稼糊弄你一年；学会全部农活:扶耠子撒粪，薅苗耪草；既能驾驶拖拉机，也会赶毛驴儿……‘粪’、‘农活儿’‘作物’其实都是指的手艺，诗歌，也是一门手艺。诗人也是庄稼人。从低处起笔，从细处着眼，从疼处下手。我想我的文字所能完成的全部使命也就只有这些了。”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鸦涂桥镇河东村的张凡修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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