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福斯特生于1935年,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建筑学和城市规划,1961年毕业后获亨利奖学金去耶鲁大学学习，在那里取得了硕士学位，1963年开设自已的事务所之前，他一直在美国东西海岸从事城市更新和总体规划项目。诺曼.福斯特获得过全世界许多大学和组织的荣誉学位门奖金。他于1990年被女王封为爵士，1983年获得皇家金质奖章1994年获美国建筑师学会金质奖章。1999年获终身贵族荣誉，并成为泰晤士河岸的领主。他是众多学术团体的成员，在世界许多地方进行教学和讲学。他曾任建筑协会的副主席以及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客座审查委员。
诺曼福斯特涉及了所有类型的建筑——工厂，办公大楼，美术馆，高层建筑以及机场。他用自己独到的见解予以那些建筑新的诠释。
建筑师诺曼福斯特雇佣了三百多个职员，在东京，香港，柏林，法兰克福，格拉斯哥以及伦敦都有办事处。福斯特每一处的助手们都从事许多工作：参加竞争，各种各样的设计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建筑。
他们设计的香港汇丰银行和巴塞罗那塔。汇丰银行与一般的办公大楼完全不同。它的下面没有夯实，而是空心的，畅通无阻，可以看到上面的银行大厅。巴塞罗那塔也是这样，它的下面也不是实心的，而是用横撑支撑起来的。他们都已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建筑。这与以前的建筑是不一样的。
诺曼·福斯特1935年出生于曼切斯特。在莱文舒尔米的乡下长大，住的房子是一间红砖切成的平顶房，房子靠近铁路干线。
在诺曼·福斯特身上，北方人的性格表现的十分明显。直来直去，他很节省，有时很大方。他总有一种不安全感，即使他是一个很有名，很有钱的建筑师，他仍然会有那种感觉。
在他十几岁时，福斯特开始阅读莱·科尔布斯的现代派圣经——《走近现代建筑大师》，这是一本关于现代美国建筑师之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书，福斯特非常喜欢这本书。福斯特16岁辍学，在曼彻斯特市政厅当职员。在空军服役两年后，他被曼彻斯特大学录取，攻读建筑学。至此他选择了自己未来的职业。
福斯特说：“我认为建筑应该给人一种强调的感觉，一种戏剧性的效果，给人带来宁静。机场是一个旅行的场所，它必须有助于将航空旅行从一个烦恼的过程变成一种轻松愉快的体验。如果你到施坦斯德机场，你肯定会享受到自然光的趣味，会看到清晰的屋顶结构形式，你就像回到了过去的那种挡雨采光的老式机场。许多东西都是仿照这种形式，它重新评价了建筑的自然性，凌乱的管道、线路和照明装置以及悬挂天花板的问题，都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结构形式的清晰和天然光的趣味。屋顶实际上是一个照明屏，同时使室内免受外界天气的影响。同时这体现一种精神。
福斯特是家里的独子，父亲工作非常辛苦，每天早出晚归。隔壁的一位夫人经常会照顾他，那位夫人总是说，“你一个人怎样才能生活呢？你一天到晚地看书，而你爸爸整天赚钱养你。”当父亲在工作时，有人会对福斯特说，“你看看，那是劳动人民的手。”
尽管他的邻居说他是个寄生虫，但实际上为了赚钱读大学，他干了不少体力活。他在一家冷饮店卖过冰淇淋，过去常受人欺负的他还在一家电影院做过保安，专门对付捣乱分子，那里像这种人特别多。
诺曼·福斯特今天的许多方面都起源于他在美国读研究生那段时间。他在著名的耶鲁大学第一次认识了里查德·罗杰斯。后来他们成了合作伙伴，并成了一生的好朋友。
美国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他是自己挣钱完成的大学学业。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因为他到美国时就好像回到了家。对他来说整个事情太难以置信了，一切好像在一天间变了样……
诺曼·福斯特开口谈贝聿铭无疑是特大号新闻。这两位当今世界最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普利茨克奖的获得者数度“狭路相逢”，已是各国建筑师津津乐道的话题——— 20年前在福斯特完成香港汇丰银行的设计之后，贝聿铭匆匆从美国赶来，在汇丰银行的边上，设计了另一家银行的大厦———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汇丰银行大厦以其开创性的内部空间设计，为福斯特赢得巨大声誉。而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却以其节省三分之一钢材的纪录以及蓝宝石般的外观，成为香港的新地标。
在这两个银行大厦的较量中，贝聿铭似乎稍占上风。但几年之后，福斯特在香港完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机场建设项目———香港新机场的设计，名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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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故事又发生在德国柏林。两德统一后，福斯特担纲德国新议会大厦的设计，在一个老建筑的顶上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穹顶，其杰出的建筑手法使之成为德国统一的标志，并每年招徕300万游客。而在这之后，贝聿铭又来到柏林，应德国总理科尔之邀设计了另一处标志着德国统一的建筑———德国历史博物馆新馆。今年5月这个新馆开业之时，整个柏林都陶醉了。一家报纸的标题是“柏林为贝聿铭欢呼”。
在中国出生、在美国执业的贝聿铭今年86岁；在英国出生、在美国留学并返回故里的福斯特今年68岁。从年龄上看，他们是两代人，但作为先锋人物，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将现代主义建筑发展到精细阶段，使之从实用的技术演变为完美的艺术。
日前，因出席中国建筑学会年会而在北京匆匆逗留了24小时的福斯特，接受了笔者的独家采访。在得知笔者近几年曾3次采访贝聿铭之后，他的眼里立刻流露出兴奋之情，谈话就从贝聿铭开始了。
“并不能说我和贝聿铭之间存在竞争。”福斯特首先为话题的“性质”定下调子，“你要知道，我们俩的作品是在不同的时间完成的，而且各自面对的情况都不一样，因此所谓的竞争是不存在的。我在香港设计了汇丰银行大厦之后，这个城市的规则发生了变化，对建筑高度的控制放松了。这样，贝聿铭就设计了一个更为高大的建筑。但是，香港汇丰银行的设计是一个很好的经验，20年后，这家银行又邀请我们在伦敦设计了他们的大厦。”
说到这里，福斯特拿出笔和纸，边画边说：“你看，过去的高层建筑都把管道、电梯、卫生间等安排在中心位置，而在香港汇丰银行，我们则把这些设施放到了建筑的两侧，使内部成为一个大空间，不但能灵活地使用，还可将太阳能从顶部引入，并予以重新利用。这种全新的结构，已使这个建筑成为当地的象征，并被印到了港币上。”
“我们在东京设计的千年塔，也采用了这样的思想，在建筑的内部断开几层使外部环境能够渗入，以解决生态问题。法兰克福银行也是这样，建筑是空心的，实体建在外围，隔几层我们就建一个可让人休息与交流的花园，使建筑物的能耗降低为一般办公楼的五分之一。在伦敦瑞士再保险公司摩天大楼的设计中，我们所进行的每一次建筑变形，都是为了实现建筑物的自然通风。”
这时，笔者又把话题拉回到贝聿铭身上：“听说你在设计香港汇丰银行的时候，曾考虑过风水等中国文化的因素，贝聿铭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设计中也是这样。而在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方面，一些建筑师则爱采用中国式的屋顶，对此，贝聿铭表示反对。他说，这不会成功，因为中国古代没有这么高的建筑。于是他就把中国特色做到了建筑的内部，比如造一个室内园林等。你欣赏这样的手法吗？”
“是的，贝聿铭在许多建筑中采用了竹、石等中国园林的手法，这是很好的尝试。”福斯特说，“尊重当地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但同时必须明白，今天的观念跟100年前比已有很大不同了，所以必须考虑到现在的技术、材料、文化、气候等因素。我们所进行的设计，只能是属于那一个场地的设计，它是不可能被搬到别的地方去的。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建筑必须反映当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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