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生子的儿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在二十年代初，离开了他的家乡辛塞镇，独自一个来到哥伦比亚著名的港口卡塔赫纳的大学深造。但由于无人接济，不久便被迫中断学业，自谋生路。
那时，大西洋沿岸正是“香蕉热”的鼎盛时期，来自各地的人都芸集在这个盛产香蕉的村镇，一心想挣钱发财。马尔克斯的父亲——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就在这个城市的中心——阿拉卡塔卡找到了一份电报报务员工作。尽管在学业上没有什么机会了，但他却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赢得了温馨的爱情。
那时，他刚刚来到阿拉卡塔卡，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埃利希奥结识了全镇最漂亮的一位姑娘——路易莎·圣地亚加·马尔克斯·伊瓜朗并爱上了她，姑娘对埃利希奥·加西亚也是情有所终，心心相印。
路易莎出身当地名门世家，因此，这种人家，对于那些由于“香蕉热”而不断芸集到承拉卡塔卡的外乡客是绝对地蔑视的。再加上路易莎的父母都是出身名门望族，尤其是路易莎的父亲——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伊瓜朗曾在本世纪初爆发的规模最大的内战中，在自由派将领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的指挥下，驰骋战场，荣获上校军衔。因此，埃利希奥·加西亚的爱情必然也遭到了这位上校及其夫人的反对了。
更为糟糕的是，埃利希奥·加西亚是一个私生子，这样的出身和处境，怎么能异想天开地要一位最漂亮最显贵的小姐呢？于是上校对女儿严加防范，但压制也没有阻碍两人的爱情，他们依旧能偷偷地幽会。于是，上校就把女儿送出家门，让她去本省各镇有他们家亲友照应的地方走走。
但是，即使这样也没能将路易莎与埃利希奥·加西亚分开，只要路易莎到了一个新地方，埃利希奥·加西亚就会给她发电报 （别忘了，埃利希奥是一个电报报务员！），而路易莎又通过报务员把情书传给埃利希奥·加西亚。上校一气之下，就把埃利希奥·加西亚给轰到哥伦比亚北部的城市里奥阿恰去了。
但是，路易莎对自己的情人坚贞不渝、痴心不改，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路易莎的父母才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但要求这对情侣要远离阿拉卡塔卡，于是，1927年，两人移居里奥阿恰。
不久，即1927年，路易莎即将分娩 （在1926年她就已经怀孕），她的父母听到这一消息后，转怒为喜，老夫妇俩盼孙心切，便命路易莎回到阿拉卡塔卡，以便使第一个外孙安全出世。
于是，1927年的3月6日，这个在日后的世界文坛上响当当的才子出世了，当时，取名叫加夫列尔·何塞。
孩子出世之后，路易莎和丈夫回到里奥阿恰，孩子便留在阿拉卡塔卡他外祖父母身边由他们抚养。以后，莎易路又生了七个儿子和五个女儿，而据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父亲有十六个名正言顺的孩子。在里奥阿恰居住了一段时间后，路易莎又随丈夫迁居巴兰基利亚，并在那里开了一家药店，再后来，他们又搬到苏克雷，他又开了家药店，最后，举家定居在卡塔赫纳，直至今日，他们一家仍然住在那里。
家：魔幻般的摇篮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童年时代，有四个影像在他的心目中扎下了极深的根，并在日后深深地影响到了马尔克斯的作家生活，它们是：他所居住的环境、马尔克斯的姨妈、外公、外婆。
马尔克斯在八岁前是跟着外祖父母度过的，他们居住在一座阴森恐怖的房子里，那些房子仿佛常有鬼魂出现，这段童年生活是这样的：
这座宅院的每个角落都死过人，都有难以忘怀的往事。每天下午六点钟之后，人就不能在宅院里随意走动了。那是一个恐怖而又神奇的世界，常常可以听到莫名其妙的喃喃私语声。
那座宅院里有一间空屋，佩特拉姨妈就死在那里。另外，还有一间空屋，拉萨罗舅舅在那儿咽了气。那时候，一到夜幕四合时分，就没有人敢在宅院里走动了，因为死人这时比活人还要多。一到下午六点钟，大人就让小马尔克斯坐在一个旮旯儿里，对他说：“你别乱走动，你要是乱动，佩特拉姨妈和拉萨罗舅舅不定是谁就要从他们各自的房间里走到这儿来了。”所以，那时他总是乖乖地坐着……马尔克斯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枯枝败叶》就塑造了一个七岁的小男孩这样一个人物，他自始至终就一直坐在一张小椅子上。至今，使人仿佛依然觉得，那个小男孩就是那时的小马尔克斯，在一座弥漫着恐怖气氛的宅院里，呆呆地坐在一张小椅子上。
除此外，外祖父母的家常常高朋满座、宾客盈门。除了朋友常来拜访外公外，外公还有很多私生子也常常到这里歇脚打尖——尽管马尔克斯的外公是那么的不喜欢女婿的私生子出身，他自己却在硝烟弥漫的内战时期制造了许多私生子。不过，外婆却对这些私生子们没有反感，而且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地对待他们。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童年时期静静地观察眼前一切的习惯。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中，有一个秉性古怪的姨妈：
她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妇女，每天在家里总要干点什么事情。有一回，她坐下来织裹尸布了，于是，小马尔克斯就问她：“您干吗要织裹尸布呢？”她回答说：“孩子，因为我马上就要死了。”果然，等她织完裹尸布，她就躺了下来，呜呼哀哉了。大家就用她自己织的裹尸布把她的尸体给裹了起来。像她这样的女人在哥伦比亚并不多见。
还有一个奇怪的故事讲的主要也是她：有天她正在廊子上绣花，突然有一个女孩子拿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蛋走了过来。那蛋上面有一个鼓包。那时侯，马尔克斯的家简直象一个解迷答疑的问询处，镇上谁有什么难事，都来问个究竟，马尔克斯至今对此依然迷惑不解。一碰到谁也解不了的难题，总是由这位女士，由他这位姨妈出来应付，而且人们总会得到满意的答复。使人最为欣赏钦佩的是她在处理这类事情时那种从容不迫的坦然风度。她转脸朝向那位拿着怪蛋的姑娘说道：“你不是问，这个蛋为什么长着一个鼓包吗？”她又看了看那位姑娘，接着说：“啊，因为这是一个蜥蜴蛋。你们在院子里给我升一堆火。”等生着了火，她便泰然自若地把蛋扔进火堆烧了。她的这种从容不迫的坦然风度后来帮助马尔克斯掌握了创作 《百年孤独》的决窍。他在这部小说里，也像他姨妈当初吩咐人把蜥蜴蛋扔在院子里烧了一样，神色自然，从容地叙说耸人听闻、奇谲异特的故事，尽管，时至今日，马尔克斯仍然闹不清那究竟是什么动物下的蛋。
马尔克斯的外祖母也是一位博通今古的人，她善于讲神话传说及鬼怪故事，对于马尔克斯的日后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时，外祖母有五十多岁，她皮肤白皙、眼睛湛蓝，风韵犹存。每天马尔克斯就坐在外祖母身边，听她漫不经心地一边做着活一边讲的各种民间传说、寓言故事以及阿拉卡塔卡人民为描绘那个辉煌的“香蕉热”时代而编织的传闻。马尔克斯认真地听着，他被每一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所吸引。对于马尔克斯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外祖母往往都用一个长长的鬼故事来加以回答。外祖母不仅慈祥地照顾着外孙，而且，她还是全家至高无上的女王，精明能干、精力充沛、子女成群、才识过人，她能身处逆境而不气馁，她有条不紊地安排着人口众多的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她既是这家的统率者，又是这家的带头人。
因此，外祖母在马尔克斯的作品中频频出现，成为众多妇女角色的典型。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人是他的外公堂·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外公在内战期间做过上校，他性格善良倔强，思想激进。他曾两次在内战中幸免于难，而且总是站在自由党人一边作战。外祖父一辈子都在等着领取“军功奖”，但始终也没有领到。根据外祖父的说法，依据法律，作为一名老军人，他领取“军功奖”是当之无愧的。等外祖父死后，外祖母就替外祖父等待这笔空想的酬金。外祖母在双目失明时曾失去理智地大叫“等我百年之后，希望你们能够领到这笔钱！”的情景时时地在马尔克斯的眼前浮现。
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堂·尼古拉斯是阿拉卡塔卡的老住户，对拉卡塔卡的一切变迁，包括“香蕉”的黄金时代，他都是最好的见证人。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动情地追忆过他的外公：
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回不得已杀了一个人他当时住在一个镇子里，有一个人老是纠缠着他，向他寻衅。他一直没有答理他。后来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处境了，就给了他一枪。全镇的人都觉得他干得好，甚至死者的一个兄弟当天晚上还横卧在他家门口，脸朝着他的房间，以防死者家属前来报仇。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可受不了这种威胁，于是就离开本镇，另攀高枝，也就是说，他并未低俯别镇，而是举家远走高飞，自行创建了一个城镇。
这个事件被马尔克斯在后来写进了 《百年孤独》中，书中那个马孔多镇的创建人布恩蒂亚就曾杀死过一个人，这个死人的尸体常常出现，没完没了地纠缠着他，布恩蒂亚忍无可忍便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翻山越岭，建立了马孔多镇。
“是的，他走了，后来建立了一个镇子。关于我的外祖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常常对我讲这样一句话： ‘你不知道一个死人多折磨人啊。’还有一件事也是我永生难忘的，我认为，这跟我后来成为作家也有很大关系。有天晚上，他带我去马戏团，我们看到了单峰驼。一回到家里，他就打开一本词典，告诉我说： ‘这儿就有单峰驼，你看，单峰驼和大象不一样，单峰驼和双峰驼也不一样。’总而言之，他简直像是给我上了一堂动物课。从此，我就养成查词典的习惯了。”
就是这样，马尔克斯的外祖母和外祖父滔滔不绝讲叙的许多动人的故事成了他小说世界的整整一个家族的楷模典范。
外祖父在晚年时瞎了一只眼，在马尔克斯八岁的时候他去世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了。”
走出温暖的“牢笼”
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有那么多有趣的往事，也有他依依不舍的外公、外婆和他的姨妈们，但是如果他永远生活在阿拉卡塔卡的话，那么他日后也绝不会成为名扬天下的大作家。因此离开阿拉卡塔卡是马尔克斯日后作为作家生涯最为重要的选择。
1936年，当加西亚·马尔克斯九岁的时候，他离开了阿拉卡塔卡，被送到巴兰基利亚去上学，后来他得到了一笔奖学金，获准去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的锡帕基腊国立学校去读书。
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一个娇弱而又没见过世面的孩子。由于离家远行，所以他的身边专门有个照顾他的“学监”。马尔克斯穿得严严实实，一边拉着学监的手，一边担心自己会得肺炎死去，那个胆怯而又小心的样子怎么也不能让你联想起作家这个词。
他们经过跋山涉水、乘火车乘轮船的可怕旅行之后，第一次“触摸到”首都波哥大。但马尔克斯对波哥大的印象坏极了。
这里，成千上万个披着套头斗蓬的人熙来攘往，这里，听不到巴兰基利亚人的那种喧闹，有轨电车满载着乘客鱼贯而过。当他经过坐落在七马路尽头希门尼斯大街上的内务部时，他看到年轻漂亮、讲究衣着的小伙子都是一身黑礼服，他们手执雨伞，头戴圆顶帽，蓄着小胡子，一个个站在那里。那时候，马尔克斯便忍不住哭了起来，一气哭了好几个钟头。
就是从那时候起，波哥大教会了他领略人生，同时又让他“内心感到忧伤”。也是从这时候起，他就养成了躲在宿舍、学校或阅报室里读书看报学习的习惯，除了这三个地方，其他的场所他甚至一无所知。
看来，“大都市”并没有迷住这个外地的一个落没小镇的孩子，相反，这个地方使他感到一种压抑和不快。他总是把波哥大同自己的家乡、跟沿海地区进行比较，那里的人很容易交往接近，性格开朗，可波哥大呢，他觉得是“阴暗而又僵硬”、“令人透不过气来”。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描述的那个“遥远的、笼罩着阴影的首都”“那儿的毛毛细雨使行人满腹狐疑、脸色发青”的城市和《百年孤独》中“在幽暗可怕的夜晚还骨碌骨碌地驶过总督大人的华丽的座车”的“凄凉的城市”几乎都是作家对童年来到波哥大时的感受的追忆了。甚至，到了1968年，马尔克斯四十一岁与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重游波哥大时还耿耿于怀。他在去波哥大之前事先给那里的几个朋友打了几个电话，秘密地与他们商量好，把此次的“旅行”安排得满满的，不让自己和略萨有机会见到这座城市，只给略萨留一个从一家人家到另一家人家的路上，从小汽车的窗户匆匆地瞥一眼这个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成的“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的机会。
同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锡帕基腊那座寄宿学校的感受也是极其阴暗的。那时已经萧条的阿拉卡塔卡在马尔克斯的视线中虽然已经不见了，但那所城镇美好的影子却时时地在他心头浮现，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心目中，世界的一切，如果不是阿拉卡塔卡，那他就难以接受。“我被带到了锡帕基腊国立学校，我就在那里念了几年中学。锡帕基腊也是一座阴冷的城市，房顶上的瓦片破破烂烂的。”马尔克斯所在的学校是一个很大的寄宿学校，在学校住的孩子有二三百个，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可以自由外出。而马尔克斯由于不愿看到“凄惨阴冷”的城镇，就一个人躲在宿舍里不出屋。而正因如此，他才充分地利用这些时间，浏览了包括儒勒·凡尔纳和埃米利奥·萨尔戈里等著名作家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为他日后成为作家打好了基础。
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心理上始终与这些陌生的封闭式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因而，使那时的他在心里也产生了空前的孤独感，这种孤独的影子，于是，在他的小说世界里扎下了根。对于阿拉卡塔卡的思念又成了马尔克斯填补这种孤寂空旷之感的妙方。阿拉卡塔卡使年少的马尔克斯深感忧伤，也使他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他总要去追忆他所失去的“天堂”，那个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在这段寂寞孤独的中学时代，小马尔克斯与他的许多同学一样模仿西班牙著名抒情诗人希门尼斯的诗集《石头与天空》中的作品，也写了几首“石头与天空式”的诗歌。但他文学的才华到了大学时代才真正地显露出来。
厌倦的大学生活
1946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十九岁时，他中学毕业了，这段在他的心灵留下重要印迹的时间终于在巴望中结束了。这时，马尔克斯已经成了一个小伙子，他的内向和他绝对的逆性格使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不满。毕业典礼之后，他便收拾起行装匆匆地像逃避灾难一样离开了锡帕基腊的寄宿生活，去苏克雷他父母兄弟居住的地方去。
尽管炎热、脏污的没完没了的旅途把马尔克斯颠簸得疲惫不堪，但能逃离那座让他极度厌烦的城市他却从内心里感到舒畅。对于这次的艰难而又难忘的行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百年孤独》中有所描写，那是在写到梅梅·布恩蒂亚和她母亲使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大为伤心之后所作的那次旅行，书中大量的感受和那非亲身试验不可的描述正是这次去省亲途中切腑的感受。
194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二十岁，他再一次不得不重新返回到首都波哥大，因为他要到大学读书。和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作家一样，他在大学主要是攻读法律专业，也和其他学法律专业的拉美作家一样，不久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法律专业失去了兴趣。
当然，在波哥大读大学期间，加西亚·马尔克斯结识了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的朋友。他们当中有哥伦比亚小说家、记者普利厄奥·阿普莱约·门多萨，他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圈儿内最重要的一位。还有哥伦比亚的牧师、社会学及法学教授卡米洛·托雷斯，1965年他创办的《统一阵线》周刊，抨击政府。1965年参加民族解放军，提出：“誓死为人民夺取政权”的口号，在1966年的游击战中牺牲。
那时的马尔克斯已经留起了小胡子，而且还是一个时常起哄闹事的老手，由于对所学习的法律的极其不满，他总觉得很无聊。每当到学商业法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和一群学生在法律系的走廊上使劲地跺脚。在谈到这段大学生活时，马尔克斯这样说：
“中学毕业了，我便注册入国立大学攻读法律，我登记的期限为五年，但我始终没有毕业，因为这一漫长的专业学习令我十分厌烦……我当时住在弗洛利安大街的一家膳宿公寓里。尽管我当时收入微薄，但是我比其他的寄宿生还是要奢侈一点，居然出得起钱给自己在早餐里增添一个鸡蛋，我想，在所有住在那家膳宿公寓的人里，我是唯一在早餐时享用鸡蛋的人。我觉得民法比刑法难学，不过说实话，无论什么法我都懒得学。”
但是，在波哥大读大学期间，有一件事使他走向上了写作的道路，而且一发不可收。这件事完全是由于他的极端叛逆性格所致。
1947年的哥伦比亚文坛，是不十分景气的，那时，有一个小说家兼评论家，名叫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他是《观察家报》的文学副刊主编，外号叫“尤利西斯”写了一篇文章，对当时的文坛状况非常的担忧，并断言说，哥伦比亚这一代文学青年极不成器。加西亚·马尔克斯读到这篇文章后，很是生气，他觉得博尔达的断言未免太夸张。于是他就想写一篇小说，写一篇让博尔达一代作家吃惊的小说，把他们的嘴给堵上。
于是，194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尽管这篇以“体育运动的速度”写出来的小说并未被后来成名的马尔克斯所重视，但在当时的那种“要堵堵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的嘴”的目的，是达到了。
“于是，我就坐下来写出了一篇短篇小说，并随即投寄《观察家报》，不想到了下一个星期天，我打开报纸一看，只见整版登着我的那篇小说，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还撰写了按语，承认错误，因为十分明显， ‘这一个精采的短篇证实，哥伦比亚文学一代天才已经出现’，他还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这一来，我倒真垮了，我不由得扪心自问：瞧我闯了多大的祸！为了不让爱德华多·萨拉梅亚·梅尔达产生不好的印象，我现在该怎么办呢？继续写只能是这一回答。”
从此，在1947年到1952年间，他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九个短篇小说，而加上他的第一篇小说《第三次忍耐》共十篇，就构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世界的“史前”时期。在写完了这十个短篇小说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依旧没能见到那位“逼”他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而博尔达也一直没有给马尔克斯写过回信，只是给马尔克斯不断地发表小说，邮寄一百五十比索的稿费。
暴力文学与波哥大事件
194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二十一岁时，他所在的哥伦比亚首都爆发了 “波哥大事件”。
1948年4月9日，波哥大前市长、前自由党政府教育部长、共和国总统候选人豪尔赫·盖坦在市中心的街头被枪杀。他是一位慷慨激昂、极具魅力的演说家，而且是自由派人士中最活跃的一员。由于他的遇害，从而导致了波哥大的暴力行动。这场暗杀是保守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一手策划的，因为他们对盖坦日益明显的主张感到害怕。
这次暗杀使波哥大遭受了三天的恐怖笼罩，这期间市区的一些重要的建筑被大火夷为平地，而三天内有两三千人死于非命。从而使哥伦比亚的两大政治派别——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内战苗头更加明显。
“暴力行动”从1949年到1962年使约二三十万人丧生，几乎使莫利纳全省毁于一旦。从1948年起，“暴力”已成为决定哥伦比亚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某种因素，在该国私人或公众团体的活动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正因为“暴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哥伦比亚盛行，因此，近二十年的叙事文学就很自然地充斥着这场悲剧的韵味，因为它能够不断地提供各种证据，这种文学，后来被称为“暴力文学”。
记者涯活和小说创作
“暴力”的味道同样也影响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作品里也出现了清晰的图像，但他的创作与其他的“暴力文学”又有所不同。
1945年的波哥大事件使波哥大大学被迫停课，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动身来到了卡塔赫纳。那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已经搬到了这里。
马尔克斯来到了卡塔赫纳，就进入了当地大学继续攻读令他厌烦的法律系专业。同时，他在该地刚创办的一家报纸《宇宙报》找到一份工作——记者，这是他日后将赖以生存的一项重要职业。
在这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除了负责一个名叫《句号，换行》的栏目写社论外，他还几乎发狂似地读福尔纳和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作品。而他的大学课程也就拖拖拉拉、漫不经心地读着。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呆了两年半，一边给《宇宙报》撰写文稿，一边给《观察家报》投寄小说，一直到1950年，马尔克斯二十三岁时，有两件事改变了他的这种生活：
第一件事是在他逗留巴兰基利亚时发生的。
当时，一位朋友介绍马尔克斯去一个叫“乐逍遥咖啡馆”的地方去，说那里有几位非常有潜力的作家，同他们认识当然对于马尔克斯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于是他就去了。正好遇到了三位青年和一位老人。三位青年是：为《先驱报》撰稿的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已经发表了好几篇短篇小说的阿尔瓦罗·塞佩达·萨穆迪奥以及 《国民报》记者赫尔罗·马尔加斯。而那位老人，就是卡塔卢尼亚共和派人、女子中学教师兼书店老板拉蒙·客耶斯，他似乎还是这四人中的头头。
这四人早就拜读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便十分热情接待了他，同时这四人也被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吸引。他们相识的当天晚上，阿尔瓦罗·塞佩达就把加西亚·马尔克斯带到自己到处堆满书籍的家中，非常兴奋地指着书对马尔克斯说：“我可以把书都借给你看！”
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到他们四人时曾说“他们对世界上的小说真是了如指掌啊！”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具备更为渊博的文学修养”“他们是我一生最初也是最后的好友。”那时他以与这四个人相识感到无比的幸运，于是，他回到卡塔赫纳后，立即辞去在《宇宙报》的记者工作，同时终于放弃了法律系的学习，移居到巴兰基利亚来，与这四个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汇合了。
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件事是他陪同他的母亲到阿拉卡塔卡去变卖堂·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祖父的那幢房子。重新回到童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过去美好的、令人难忘的生活和那些朝夕相处的人有着无法用语言描述清的感情。阿拉卡塔卡使他重新又见到了那座充满恐怖又充满了神秘的大院，使他追忆起了外祖母那不紧不慢的魔一般的故事，也想起外祖父那个慈祥而又倔强的上校，还有那个从容不迫解答邻居提出各种古怪问题的姨妈等等，这一切却是在外飘波了十几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流连忘返。
因此，重新熟悉阿拉卡塔卡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写作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巴兰基利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50年离开卡塔赫纳来到了巴兰基利亚。
在巴兰基利亚初期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在一座名叫“摩天大楼”的妓院里租了一间简陋的昏暗的房子，因为那时他的经济条件很差，过着拮据的、难堪的生活。他的邻居们都是一些妓女和嫖客。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些并不在乎，甚至还和这些妓女嫖客们交上了朋友。他住在“摩天大楼”的最高层。妓女和他们的嫖客经常到马尔克斯的房间来高谈阔伦，他们很乐意与年轻的又不乏魅力的马尔克斯闲聊，很乐意向他请教问题。马尔克斯也是经常深更半夜或晨光微熹时回来。在妓女们看来，年轻而贫穷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居然还有许多尊贵的朋友驾着新式骄车到她们这个寒酸的妓院来拜访马尔克斯。她们始终也不知道她们的这位房客究竟是何许人也，到底是干什么的，不过，她们对马尔克斯却是颇有好感的，也非常敬重他，有时候，还请马尔克斯跟她们一起品尝她们自己烹制的饭菜，或者请马尔克斯用六孔竖笛吹奏《小山谷》之类的民歌给她们听，她们也就入迷地合着节拍，有的还跳起舞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初来到巴兰基利亚时，他新结识的好朋友富恩马约尔为他在《先驱报》谋到了一份差使。他在《先驱报》开辟了一个名叫《长颈鹿》的每日专栏，写一些有关当地新闻式人物的随感，每写一条，可得三个比索。靠这点儿少得可怜的钱，他远远应付不了在“摩天大楼”的伙食费、房租以及日常的开支。
加西亚·马尔克斯每天跟他新结识的文学朋友在“乐逍遥咖啡馆”和“世界书店”里聚会，他贪婪地阅读着威廉·福克纳和弗吉尼亚·吴尔夫等现代派小说家的作品。被作家的精彩的又是奇特的描述所吸引。那时候，他虽然已经发表了几篇比较抽象的、“雕字琢句”的小说，但他与母亲路易莎的阿拉卡塔卡之行却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尔克斯对文学的态度。他最初就是在巴兰基利亚的“摩天大楼”里的“黑窝”里萌生了创作《枯枝败叶》这部中篇小说的念头的。他决定用他的笔把自己的童年以及阿拉卡塔卡的各种精灵鬼神统统地复现出来。起初他为这部小说起名为 《家》，数年后问世时才定名为 《枯枝败叶》。
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了创作这部中篇小说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他往往穿一条涤纶长裤，一件带有条纹、色彩鲜艳的汗衫，端坐在《先驱报》编辑部的办公桌旁，或者坐在他那间“摩天大楼”里的简陋房间中那张木板床上拚命地写作。他于1951年写完了这部小说，那时他二十四岁。
这部马尔克斯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完成后，却使他非常的失望：这不是他想要写的东西，小说几乎完全违背了他的创作初衷。他原来打算写一部能容纳马孔多全部历史的小说，但他写出来的书稿仅仅展示了这个城镇的部分概貌，这也是他之所以不太愿意把这部小说投寄出去的原因，直到他又创作了 《百年孤独》他的这一描述马孔多全貌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枯枝败叶》完稿后，过了几个月，加西亚·马尔克斯把书稿就委托给阿根廷的落萨达出版社在巴兰基利亚的一位代理人，连同哥伦比亚另一个小说家卡瓦列罗的小说《腰板硬朗的基督》一起，《枯枝败叶》被寄到了阿根廷的落萨达出版社。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却被退了回来，并附寄了阿根廷的评论家吉列尔莫·德托雷的一封刻薄的退稿信：说马尔克斯并不具备从事写作的天赋，奉劝马尔克斯还是改行搞别的工作吧。
他的第一部作品在精神上以及在出版上的挫折倒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他的创作情绪。相反，他更加热情而又勤奋地从事着写作和阅读。他的生活尽管依旧很艰苦，但他的精力和情绪却都是最佳的，特别是他和赫尔曼·巴尔加斯、阿尔瓦罗·塞佩达以及阿方索·富恩马约尔的极其深厚的友谊，是他创作生活的最大动力，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常说，他的写作是“为了我的朋友们更加爱我”。他们之中富恩马约尔是一个年龄略大一点的，是他们这几个人中的知识导师。福克纳、海明威、弗吉尼亚·吴尔夫、卡夫卡、乔伊斯等大作家就是他发现的，后来，他们对这些人的作品都读得入了迷。他们也常常去“乐逍遥咖啡馆”去和拉蒙·宾耶斯聚会，他是一位性格奇特，知识渊博的老人。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朋友们相聚在一起，大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对文学的许多问题、社会的许多现象等等都十分关注，他们除了进行有关的学术知识问题的讨论、进行阅读同一部书籍的研究外，还与普通的人一样，他们也在一起进行一些娱乐消遣。如他们也时不时地去巴兰基利亚第一家妓院的传奇人物“黑美人欧费米娅”那儿去。关于她，流传着许多故事，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他的朋友们到那里，无疑也对《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神话的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那时，年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常常地在一家药店附近出没，因为药店主人的女儿梅塞德斯·巴尔恰，那个漂亮的极富异国情调的女孩，深深地吸引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朋友谈到她时，马尔克斯总是以一种神秘的神色谈论。朋友们都把那个埃及后裔的漂亮女孩叫做“圣鳄”。
重返波哥大
195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27岁时，他又发生了变化，因为阿尔瓦罗·穆蒂斯在波哥大的《观察家报》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撰写电影评论和社论。但是，波哥大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心里早已是一个让他生厌的地方，那个给他磨难又给他孤独的城市，他实在是不愿去，但在阿尔瓦罗·穆斯的一再劝说下，不得不又重返波哥大。没想到，正是在波哥大的记者生涯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为重要的一段生活。
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对这一段记者生涯作了记录。
他到《观察家报》当了一名记者，这是他唯一仍愿再干的职业。使他最为耿耿于怀的是不当记者，而他生平唯一一次使他感到痛苦的时候则是他不在哥伦比亚期间，在奇金基拉发生了集体中毒事件的那会儿，他本该全力以赴地去进行这次报道的。然而他却参与了编造新闻消息的活动……有一次，也就是有人想把乔科地区划归邻近两个省份的那个时代，马尔克斯所在的编辑部收到了一个名叫普里莫·格雷罗的驻基夫多的记者的电报稿，就是该地爆发了一场群众示威，规模空前。过了一天，紧接着又过了一天，他们接连收到同样的报告。于是，马尔克斯决计亲自前往基夫多去看看沸腾起来的城市究竟是什么模样。由于动乱频仍，他得到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去。他顶着火辣辣的骄阳，终于抵达了这个人迹稀少、昏昏欲睡的城镇。大街上尘土飞扬，酷热使周围的东西都扭曲变形了。马尔克斯好不容易找到了普里莫·格雷罗的住所。到了那里，只见这位老兄高卧吊床，睡得正香，可那时已是闷热的下午三点了。
那是个人高马大的黑人。他对马尔克斯说根本没有那回事，基夫多什么事也没有出。不过，据他说，他认为打几份报道抗议活动的电讯稿还是对头的。可是，马尔克斯想既然花了两天时间来到此地，而摄影记者也不愿带着空胶卷就回去，于是他们便征得普里莫·格雷罗的同意，决议“组织”一次小规模的示威活动：敲大鼓、鸣汽笛，好不热闹。过了两天，消息就见报了。到了第四天，首都一大群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都赶来采访示威群众。于是，马尔克斯不得不向他们解释。这座可怜的城镇依然沉睡未醒，不过，马尔克斯说他们可以为这些记者再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示威。“乔科问题”居然就这样地解决了。
还有一次，马尔克斯他们感到适于报道的素材实在太少，便想出了一个招儿：弄架直升飞机在特根达玛瀑布降落。其实，这算不了什么壮举，倒还很可笑，因为这架直升飞机玩这种把戏已近千次，所以太普通太平常了。所不同的只是这次在瀑布上空而已。他们对此充分进行了发挥：马尔克斯让摄影记者钻进机舱，自己则站在公路下端，因为他不想机毁人亡；结果，竟搞到了在直升飞机拍摄的第一张著名瀑布的艺术珍品。后来，马尔克斯又接连写出了有关水兵贝拉斯科的报道。
以上所描述的材料表明了这样几点：
一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新闻记者的工作充满了激情，而且他很乐意干这项工作。
二是记者工作使他感兴趣，并非是因为社论的篇幅，而是因为这项工作可以充分地发挥，有时，甚至像上面所叙述的，在新闻匮乏时，自己可以编造乃至人为地制造新闻 （这是不正常的）。
三是他对新闻记者工作的兴趣，正是反映了他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他特别地喜欢奇闻异事，他往往把轶事逸闻也作为现实来进行观察。
海上遇难的报道
1955年，马尔克斯二十八岁，他的名声在哥伦比亚的新闻界已是很响亮了。这年的2月，哥伦比亚海军舰队所属的军舰卡尔达斯号驱逐舰上的八名水兵在加勒比海海面落水。数天之后，八名水兵中的一名叫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的小伙子奄奄一息地出现在海滩上。原来，他已经不吃不喝呆在一个偏离了航向的皮筏上漂流了整整十天。马尔克斯听到消息后，立即赶赴现场进行了详实的采访。根据贝拉斯的叙述，马尔克斯连续撰写了十四篇文章，详细地报道了这次海上遭难的始末。
这个系列报道，在哥伦比亚引起了巨大的反映。马尔克斯将这篇历险故事写得轻松自如，文采飞扬，客观、情节连贯、戏剧性场面恰到好处的穿插、悬念以及幽默的语言都深深地吸引感动了读者。由于马尔克斯精采的文章，使遭难者在数周后，成了全国的英雄人物。尽管那是一组报道性的文章，但作家下笔干净利落、准确明快，不仅把新闻记者的才华展示了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小说家的天赋在那些报道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这篇报道引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原来，马尔克斯转述的贝拉斯科的叙述证实，卡尔达斯号驱逐舰在甲板上载有一批走私品，而这批货物正是在舰只起锚远航后导致失事的原因，绝非官方所说，由于暴风雨而引起的。于是，罗哈斯·皮尼利亚独裁政府对此事采取了一列剧烈的报复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在数月之后封闭了《观察家报》。
尽管 《观察家报》耗去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但他仍然是笔耕不辍，继续写他的短篇小说。1955年初，他的短篇小说《周末后的一天》在文艺家协会于波哥大举办的一次比赛中获奖。这篇小说描写的故事也发生在马孔多镇，后来小说被收进《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部集子里去了。除此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利亚写《枯枝败叶》的时候忽然觉得其中的一章可以独立成篇，于是便把这一章抽出另写，写成了 《伊萨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并在1955年发表在《神话》杂志上。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也是从他的第二部小说的某一情节衍生而来。与此同时，他的那部被阿根廷出版社给退回四年之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枯枝败叶》也终于出版了。这本书的发行量很小。发表后，那时正处于非法状态的共产党设法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取得了联系，马尔克斯便参加了一个支部的活动。他们将地下组织搜集到的资料提供给马尔克斯，马尔克斯便用这些资料来进行新闻报道的写作，他的短暂的党内生活几乎仅仅是进行有关政治或知识界的讨论。他的同志们认为他的《枯枝败叶》所运用的手法并不适用于反映哥伦比亚现实中最为紧迫的问题。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第二部小说写作时，就有所改变了。
浪迹欧罗巴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观察家报》报道有关水兵贝拉斯科的真实报道和他对这次海上走私丑闻的揭露，使得他四面受敌。《观察家报》在那时，为了保护马尔克斯便立即派他到日内瓦去，采访报道四国首脑会议。这次旅行原则上是短暂的，但是，没想到，一去就是四年。
最初，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瑞士呆了一个星期。欧洲四国首脑会议闭幕后，他的报道工作也就结束了。但正当他打点行李回国时，报社给他拍来了一份电报：“请即赴罗马核实教皇是否行将噎嗝而终。”没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刚抵达意大利，这位罗马教皇的身体却已经康复了。于是，《观察家报》便命他留驻欧洲从事新闻报道。
他在欧洲起初是比较舒适的，每月有三百美元的工资，还有非常充裕的业余时间。于是，马尔克斯抓住这个机会，报名参加了“电影实验中心，”从此开始了他与电影文学的联系。在导演班，他学习了几个月，在那里结识了他的朋友电影工作者吉列尔莫·安古洛。这年，即1955年年底，他决定迁居巴黎。来到了巴黎时，他得知《观察家报》在这时已经被封闭，于是，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他失业了。
尽管如此， 《观察家报》还是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寄来了回国的路费。可是，那时他刚刚开始动笔创作一部作品，于是便决定留在法国一段时间。靠这点回国的路费，他在拉丁区居雅斯大街破旧的佛兰德旅馆最高一层楼上租下一个房间，满怀激情、日以继夜地不信写作起来，这部作品就是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马尔克斯在巴黎遇到了他的好友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那是1955年圣诞节前夕，刚到巴黎不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学院路的“巴黎高脚杯”酒家，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告诉普利尼奥，他已拿定主意，要把这个关于匿名帖的故事写出来。这个“匿名帖”的故事，马尔克斯在他的小说《恶时辰》中是这样描述的：
有天，镇里各家的墙上出现了几条匿名帖儿。这些没有署名的揭人隐私和诽谤别人的帖儿引起镇民许多冲突，酿成了不少悲剧，甚至还发生了流血事件。末了，大批镇民被迫出走另投他方。
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在巴黎的佛兰德旅馆动笔把这个故事想写成一个短篇。但第一天晚上，一口气他就写了十张稿纸。他这才感到，一个短篇绝对容纳不下这个故事，于是决定改写为一部长篇作品。于是1956年的头几个月马尔克斯就按步就班地创作这部小说，写成了《恶时辰》一书，为了写这部作品，他将他那部记者用的打字机的钢键一根根地都打坏了。
匿名帖儿的故事写得越来越长，而且还分出许多枝杈，衍生出好多别的情节，常常是写着写着就偏离了主要的线索。特别是其中一个人物，按作者原来的构思是个次要角色，可是在作者的笔下却越来越丰满，越写越显得这个人物非常重要起来，他的故事简直就可以单独再写一部了：那是参加过内战的一名老年人、一位老上校，他无休无止地在等待一笔退休金，他人穷志不短，他还养着他那个被谋害致死的儿子的一只斗鸡。“上校和他的斗鸡的故事从我那部小说里跳出来了”。
其实，这个故事源于这样一个形象：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利亚一家鱼市上有好几次总看到一个人靠在栏杆旁边，像是在等待的样子。这个人使马尔克斯联想起另一个人物，一个没完没了地在等待着什么的老人。然后，这一形象又很自然地和他童年时代的追忆对上了号：外祖父的形象。这个等待的老人，应该是一位上校，内战的幸存者，他等待着对他的赫赫战功表示酬谢。描写斗鸡的设想和他的故乡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哥伦比亚大西洋沿岸一带，和所有加勒比地区一样，斗鸡是一项极为普遍的民间运动。
除此之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将回国的路费用完之后忍饥挨饿的经历，也为这个故事增加了感性的东西。那时，他每天到楼下去等信送来，满心盼望有个好消息，这部小说里的上校也该象他一样惴惴不安地准时到邮局去。加西亚·马尔克斯越来越被上校这个人物以及他的斗鸡所吸引，于是便决定把这个故事从描写匿名帖儿的小说里抽出来。
1956年，也就是马尔克斯二十九岁时，在巴黎完成了他的《恶时辰》的初稿，然后用一条彩色领带把小说捆了起来，藏进手提箱里，集中精力去撰写关于上校的故事。他怀着同样的激情投入了这项创作。他写了又写，《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部小说他总共打了11遍草稿最后终于在1957年l月完成了，这是他的一部杰出的作品，当时他对此还茫然不知。
剩下了日子就极其艰难了。1968年，马尔克斯成名后，巴黎的一家报纸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段艰辛、冒险而又奇特的生活进行了报道。
他没法找到工作，因为必须要有介绍信。可他举目无亲，谁也不认识，又有谁会给他工作做？再说他又不会讲法语。有时候，他捡几个空酒瓶去换点儿钱，有时候则检点旧报纸，他就以此度日。马尔克斯有整整三年过着这种窘迫拮据的生活。当时他们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与马尔克斯处于同样困境的还有好些拉丁美洲人。他们发现要是向肉店老板买一块牛排，他就会奉送一根骨头，这样就可以熬一锅汤了。他们常常彼此之间从有肉骨头的人那里借骨头来熬汤，然后再还给他。那时候无论肉店老板、面包店老板还是店员或服务员都很粗野无礼，如今他们一个个地倒全和蔼可亲了。也许“这大概是因为我当时买一块牛排还要人饶一根骨，而如今我一买就是一公斤肉的缘故吧。我不敢肯定这是否就是他们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的缘由，要不，法国人真的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时候，马尔克斯在居雅斯大街的一家旅馆下榻，旅馆名“佛兰德”，老板是拉克鲁凡先生夫妇。当他一文不名时，他就跟他们说，我付不出钱了，他们就让他搬到阁楼上去住。“我想，要不了两三个月。情况就会改善的，不料我一住就是一年，而且总是交不出一分钱来。”一年之后，马尔克斯付给他们十二万旧法朗，这对他来说可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款项啊。后来，马尔克斯又到了巴黎，第一件事便是打听佛兰德旅馆的拉克鲁瓦夫妇的下落。可听人说，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有一次，马里奥·巴尔加斯路过巴黎在韦特旅馆下榻。马尔克斯就去拜访他，当马尔克斯走到这家旅馆时，发现老板竟是拉克鲁瓦夫妇俩！令人颇为惊异的是，马里奥当时的处境竟跟马尔克斯在1960年时一模一样，他们同样也对他说类似的话，请他搬到阁楼上去，他也跟马尔克斯一样，好长时间掏不出一分钱来。也正因为如此，马尔克斯才写出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而马里奥写出了《城市与狗》。巴黎并没有变，倒是马尔克斯自己变了，现在只要马尔克斯愿意，就能找到工作。不过，马尔克斯要是没有这三年穷困潦倒的生活，他可能当不了作家。他在这儿学会了：谁也饿不死，而且谁都能学会在大桥底下睡觉过夜。1956年年底，《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完成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便离开佛兰德旅馆搬进了达萨大街的一间“女佣客房”。原来，那儿住着一位西班牙姑娘，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时与她有过一段短暂的、急风暴雨式的爱情瓜葛。后来，这段爱情消失，而代之以两人的友谊。
到社会主义国家去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达萨大街继续写他的匿名帖儿小说，一直写到1957年中期，他的好友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又回到了巴黎。于是，两个人便决定到社会主义国家去看看，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三十岁。
他们先去西德，然后再到了东德、又去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这次旅行写了许多文章加以报道，他感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最糟糕的是东德。他看到，人们虽然吃得很好东西也很便宜，但是，那儿给人的感觉什么都很难看，千篇一律、灰不溜秋。他们早餐时吃的东西在其他地方简直可以用一吃顿正经的午餐，而且价格要低得多。但是他们象是很沮丧、很痛苦，无精打采地吞食着那一大份肉和煎蛋。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到压抑的还有人们那种悒郁寡欢的情绪以及他所见到的市政建设的拙劣的审美意味，特别是柏林“斯大林大街愚蠢可笑的情景”“真不可思议，东德人民既然已经夺取了政权，掌握了生产资料、商业金融和交通，何以竟如此忧郁呢？他们是我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忧郁的人民。”
对捷克斯洛伐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印象就要好多了。“我见到的捷克人，没有一个不对自己的命运多少感到欣慰。大学生们几乎没有就当局对文学和外国报刊毫无必要的控制以及难于出国外访表示不赞同的意见。”“那是人民似乎并不感到神经紧张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儿，人们并不感到 （无论确凿与否）自己受到秘密警察的管制。”他刚一到捷克斯洛伐克就觉得“在欧洲与我们哥伦比亚各城镇之间，居然有不少相似的东西”，“这不禁使我感到，那个酷热的、广漠的、只有一个人趴在一辆摆满彩色瓶子的冷饮小车上呼呼大睡的车站，简直跟圣玛尔塔那一带盛产香蕉的地区的尘土飞扬的车站一模一样，何况，唱片更加深了这种印象：那是哥伦比亚的洛斯潘乔斯博莱罗舞曲、古巴的漫博舞曲和墨西哥的科里多舞曲。博莱罗舞曲《佩尔菲迪娅》播了一遍又一遍，而仅仅在我抵达之后数分钟，还播放了拉斐尔·埃斯卡洛纳演唱的《米格尔·卡纳莱斯》。”
在捷克，一条小小的街道，也能引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浮想：
“那儿有一条小小的街道，即炼金术大街，那是为数不多的，建造得很平常的一座博物馆是逝去的岁月把它形成这个样子的。据说在十七世纪，那儿有几家卖新奇玩艺儿的小店。而炼金术士们则在店堂的后院烧自己的眼睫毛，说是这样可以搞到点金石和长生不老之药。天真的顾客们张大着嘴巴等着奇迹出现，可末了，自然是空欢喜一场，他们一个个地张大着嘴巴脱离了尘世（为了买一贴长生不老之药，他们那点放在玻璃柜上的钱，可真是攒之不易啊）随后，炼金术士们也都一个个仙逝归天，而随之同归于尽的，还有他们那些妙不可言的处方。其实，那些玩艺儿，不过是一些杜撰的 ‘科学’歪诗罢了。如今，这些小店一家家门户紧闭。然而谁也没有为了讨好观光游客而对这些小店加以乔装打扮。为了不让蝙蝠和蜘蛛充斥店堂为了显示年代的久远，这些小店每年都有人用黄色和蓝色这两种粗拙的，幼稚的颜料油漆一遍，因此总显得崭新光鲜，只是这不是现代概念上的崭新，而是十七世纪那种崭新。这些小店即没有门牌号，也没有可供咨询的材料。你要问捷克人： ‘这是哪儿呀？捷克人便会神色极其自然地回答你，使你恍若置身十七世纪： ‘这就是炼金术士大街。’”
到了波兰，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有些惊异了，这儿的土地自然是一片干燥，但不知怎么搞的，他总感到华沙曾经连续多年下着大雨。
到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最大王国，他发现了苏联人的慷慨大方的优点：
“在乌克兰的一个火车站上，我结识了一位德国代表，这位先生对一辆俄国自行车大加赞扬。在苏联，自行车是很稀少的，也是很昂贵的。受到赞扬的那辆自行车的女主人（一位姑娘）听到后，便对那个德国人说，她要把自行车送给他。他婉言谢绝了。火车开动时，那位姑娘在群众的帮助下，把自行车扔进了车厢但没想到把那位代表的脑袋给砸破了。后来，在莫斯科联欢节上，有一件趣事是尽人皆知的。一个用纱布包扎脑袋的德国人骑着自行车在城里兜风。”更令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兴趣的是苏联的辽阔的国土，纷繁复杂的民族、语言、形形色色的人物和风格不同的景色。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苏联那种：一方面，劳动人民拥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每人一年只能买两件衣服；另一方面，又为苏联火箭登上月球而自鸣得意的状况也十分吃惊。
对苏联的观察，明显地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苏联在政治上感到失望。因为苏联现实的一切都已经表明，它已经孤立于世界各国之外，这种与外界隔绝封锁的局面使苏联陷入一种困境。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道，只有一个，那就是莫斯科电台的频道。在那里，只能呼吸到“一种既土里土气，又装腔作势的空气。”在这里一种闭关锁国的土地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为感兴趣的是斯大林。他想弄明白斯大林在那样一个反对“个人迷信运动”的潮流下是怎样将难以形容的强大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及对斯大林的怀念为什么仍能激起人们狂热情绪的。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到红场的陵墓去看了看斯大林的遗体。
奇怪的是，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参观斯大林的遗体时，他将斯大林——那个在玻璃棺材中的、蓄着八字胡子、长着一双女人般手的独载者与卡夫卡的作品联系起来了“弗朗茨·卡夫卡的作品在苏联是见不到的。据说因为他是一个有害的形而上学的教士。然而他却可能是为斯大林立传的最优秀的传记作家……”“有一天下午，有人在莫斯科给我解释究竟什么是斯大林制度，我感到他们所解释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找到先例……”。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了一个撰写一部有关独裁者的长篇小说的念头的。
委内瑞拉
这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和感受是惶惑的、矛盾的、有的报道还自相矛盾。
在欧洲长期的飘泊，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尝够了生活的苦头，但终究他的日子一天天地好转起来。
195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游历归来，在10月份又去了英国的伦敦。这次旅行的目的是想学会英语。但是英国对于来自热带地区的马尔克斯来说，未免就太冷了，他在英国只呆了两个月，并且是躲在肯辛顿南部的一个旅馆里度过的，在那里他写了几个早已在脑子里有形的短篇小说。
也是1957年12月中旬，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从委内瑞拉发来一封电报，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已经担任《瞬间》杂志的领导工作，决定聘请加西亚·马尔克斯为该刊的编辑，去委内瑞拉的旅费由《瞬间》杂志社负担。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而且他也非常迫切地想回到那片适宜他生长的拉丁美洲去。他用一条彩色丝带把新的手稿一捆，收拾好行李，就动身了。
在圣诞节的前夜，加西亚·马尔克斯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在圣贝纳迪诺区的一座公寓中住下了。
对于委内瑞拉，加西亚·马尔克斯怀有一种美好的，然而又是紧张的记忆。对于在那里的朋友，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对于加拉加斯他有一种紧张的感觉，认为它是“一座可怕的，不实际的、不近人情的城市”。因为他刚到加拉加斯没多久，就发生了佩雷斯·希门尼斯独裁政权的倒台事件。那时，他在 《瞬间》杂志工作还不满一个星期，他与普利尼奥正忙着要准备到海滩去，突然听到轰然一声巨响，随后就是机关枪扫射声、炮声以及喷气式飞机擦地飞行的轰鸣。那时，马拉凯地区的军队发生政变。从 1958年的1月1日到1月21日这二十天里，加拉加斯的整个城市都被各种袭击、示威游行、警察的盲目镇压以及不着边际的谣言所充斥着。
从那时起，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和其他的加拉加斯市民一样在高度紧张和惊恐中度过了二十天。也是在那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了写一部有关独裁者的长篇小说的冲动。
1958年3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离开委内瑞拉回国，在巴兰基利亚与梅塞德斯完婚。尽管在巴黎的那段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那位西班牙姑娘动过春心，但梅塞德斯三年苦苦的等待也着实让加西亚·马尔克斯内疚了很久。这次闪电式的回国总算了却了一桩大事。在回国途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手稿留在了波哥大的赫尔曼·巴尔加斯那里，赫尔曼·巴尔加斯于是把这部手稿转交给豪尔赫·盖坦·杜兰，不久，盖坦就把这部小说在《神话》杂志上发表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利亚完婚后立即又回到了委内瑞拉的巴拉加斯。他在《瞬间》杂志工作了仅仅半年。这半年也是委内瑞拉噪动不安的时刻，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委内瑞拉就平息了三次政变。
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了维持生计而忙碌，但他的小说创作却从未间断过。在委内瑞拉这段时间创作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部小说集子里的绝大部分的短篇，其中有几篇是在伦敦开的头。第一篇《礼拜二午睡时间》曾参加由加拉加斯《国民报》主办的短篇小说年度大奖赛，但没能获奖。接着，他写出了小说《有这么一天》、《咱们镇上没有小偷》、《巴尔塔萨的一个奇特的下午》、《蒙铁尔寡妇》以及《纸做的玫瑰》。《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篇小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波哥大后写成的。
1958年中旬，当时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市，当时的市民对尼克松早已恨之入骨，于是，当尼克松的车行到市中心时，遭到群众的石块袭击。尼克松本人也受到了冲上来的群众的唾骂，而且几乎受到皮肉之苦。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瞬间》杂志的老板拉米雷斯·马克格雷格尔卑琐地写了一份“道歉书”，准备以《瞬间》杂志社的名义，作为社论发表。但普利尼奥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却把老板的名字署上，公开发表，因为他们不赞同老板这种卑琐而下贱的行为。文章发表后，老板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谴责和唾弃，使他丢尽了脸。这位老板大发雷霆，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普利尼奥也愤怒地辞去了《瞬间》杂志的工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从《瞬间》杂志退出来之后，很快又在卡普里莱斯电视台主办的一个叫 《委内瑞拉画报》的杂志社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杂志爱登社会丑闻和小道消息，在当时的委内瑞拉的名声不太好。但这并没有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到不安，因为在他看来，报界的工作只是他谋求生存的一种不得已的手段。
但是，当1958年年底古巴革命爆发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再也不能以这样一种泰然自若、孤芳自赏的心态在一个被社会所不信任的黄色杂志工作下去了。
与许多拉美作家一样，古巴革命，在一段时间内，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积极支持左派政治行动的人物。
1959年1月，由于拉美地区的报界对古巴革命的真相不太清楚，因此对古巴枪毙反革命分子的行动采取了充满敌意的报道。古巴革命的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便发动了一场“公布事情真相行动”，他邀请世界各国记者和观察家来参加审判索萨·布朗科大会。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赶赴哈瓦那参加了审判会，当宣布判处被告死刑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其他的几位记者产生了同情心，于是就提出更改原判的要求。
尽管古巴枪毙战犯使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了测隐之心。但他返回到加拉加斯后，依然是坚决地支持古巴人民的革命的，而且他也在寻找能为古巴革命做点什么的机会。
那时，古巴革命正在组建一家通讯社，称作“拉丁美洲通讯社”。当时领导“拉丁美洲通讯社”的人是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普利尼奥就来到了拉美通讯社。马塞蒂建议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哥伦比亚去建立拉丁美洲通讯社办事处，两人接受了。
1959年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祖国。来到波哥大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立即投入到他的政治记者的生涯。他主要负责向古巴的哈瓦那拍发有关哥伦比亚局势的真实消息，并将拉美通讯社采写的电讯稿在哥伦比亚报纸上发表。但当时的工作十分困难，因为，哥伦比亚的报界，为古巴的过激措施感到不安。有时候，他们常常通过私人的关系，说服各日报、电台、杂志的领导人消除成见。这样，1959年，他们在报界打开了路子，使拉丁美洲通讯社的通讯稿在电台得以广播，从而能与美国通讯社对古巴的敌意报道形成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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