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她的新著《三生影像》的扉页写道：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树干在台湾，枝叶在美国。”
而熟悉聂华苓的作家李锐在形容他所知的聂华苓时说：“她是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我觉得还应该再加一句，果实在全世界。”
87岁的聂华苓7月从美国到北京省亲，同时参加三联出版社为她组织的《三生影像》出版签售活动。在三联书店她和数十位专程从各处赶来的作家聚会，被视为中国最具创造力的作家围聚在她的身边，他们表达着对聂华苓诚挚的问候和祝福。
访问聂华苓是在北京清华大学一幢公寓楼里。按照约访的时间，我等候在她下榻的公寓的客厅。
稍顷，聂华苓身着一袭淡绿绣花旗袍，一双淡绿绣鞋出现在客厅。她的举止优雅，态度温和。
长江的根叶，台北的树干
聂华苓从小生长在长江边，她的青春是和长江联系在一起的。
年青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她的行旅足迹踏遍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聂华苓在江上生活的时代，也是中国战乱频仍的时期，后来她随同家人辗转迁徙台湾。
在台湾她由一个进步女青年成长为知性女作家，改变她人生道路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雷震。
雷震时任《自由中国》的主编，聂华苓被邀请在《自由中国》做文艺编辑。
“1949—1960年，为了制造一个和平、合法的社会，雷震公开出刊批判当时蒋介石的连任及蒋经国的特务和军队组织。1961—1970年他陷于牢狱之中，1971年出狱后被监视期间依旧批评当局、声称要民主。包括雷先生在内的一些人都是大陆以外最好的中国头脑，他们那种不畏强权敢作敢为的风骨对我的影响很大。”
对聂华苓产生影响的还有胡适和梁实秋：“从先生那里知道了许多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界的事情,当时五四时期的书在台湾都是禁书，我和林海音等就去请教梁先生，他跟我们说徐志摩、沈从文以及他与鲁迅的笔战，我就是在那时看了沈从文的《湘西散记》和鲁迅小说的。还有的时候我们会开玩笑问他冰心是不是很美？他答不错，我们就趁机起哄：那你一定是喜欢她对不对？”
由于家庭和个人情感的变故，聂华苓远别亲朋师友，从台湾转道美国，开始她新的生活和新的事业。在美国的最初岁月中她收获了爱情，然后又创建了带给她终生荣耀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
作家莫言曾经在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有过短暂访问。在忆及那段珍贵的时光时，除了怀念爱荷华的自然景色，对聂华苓的个人魅力也赞赏有加：“她虽然已经从“国际写作计划”退休了，但是她依然是爱荷华国际笔会的忠实会员，一直在发挥巨大的感召力，而且还在具体地做一些工作。在她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人，有很多人是普通的市民，有的是医生，有的是画家，从事各种各样工作的人，他们都把聂华苓老师作为他们的领导力量。她宴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们，以最好的食物招待他们。国际写作笔会很不容易，他们每一笔钱都要自己筹集，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一起共同商讨文学，这种精神真的非常可贵。”
“完全是一个偶然，我这个人经常有莫名其妙的想法。”回顾往昔的时候，聂华苓如此说。
当时在爱荷华大学的安格尔负责“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工作，每年邀请作家到爱荷华大学写作。有一次，聂华苓和安格尔在克拉威尔水库上游船，当时她突发奇想，建议创办一个国际性的作家工作室，每年分批把各国作家请到爱荷华来，为他们提供写作条件。她的奇想使安格尔惊讶。
然而，安格尔是一个具有国际头脑的人，他最后接受了这个建议。
当然经历了许多波折，最后有了如今享誉世界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
爱荷华的爱情与果实
《三生影像》书写了聂华苓在大陆、台湾、爱荷华的岁月；描述了家族、《自由中国》、“国际写作计划”的传奇故事。命运之刀截开了聂华苓这棵大树的根、干和枝叶，将她的人生分成了三个部分。全书按照她在国内求学、台湾写作并遭政治迫害、在美主持作家工作坊的经历，分为三个部分：“故园(1925-1949)”、“绿岛小夜曲(1949—1964)”、“红楼情事(1964—1991)”。
“故园”讲述了作者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新旧交替的冲击，频繁战乱的逃亡，好问又迷惑的童年，热情洋溢的求学生涯。“绿岛小夜曲”则围绕《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如雷震、殷海光、胡适、戴杜衡等人展开，他们针砭时弊，不畏强权，虽然是聂华苓最黯淡的人生阶段，但也是她成长最快的时期。她思考、创作、与众人交流，感受他人的风骨和人格，为日后遍邀全球各地的作家，埋下了理想和信念的种子。“红楼情事”则记录了作者最快乐的日子，遇到真正懂自己爱自己的人，并与之一起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出色作家，为他们提供面对面交流思想的机会。
这是一个作家的历史，一个救助者的历史，一个女人的历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渴求生存的历史，它铭记着现代中国的沧桑巨变，上演了“中国人处境的荒谬性”。
聂华苓女士广为人知的，除了她饮誉海内外的《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翡翠猫》、《一朵小白花》等，还有“国际写作计划”。“国际写作计划”是聂华苓女士与丈夫——美国诗人安格尔（Paul Angle）于1966年创办的文学组织，前身是安格尔主持的“作家工作坊”，先后接待过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法国、日本、德国、韩国、印度、伊朗、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土耳其、波兰、阿根廷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位作家。原经费由安格尔、聂华苓两人自筹，后得到美国国务院的资助。
每年的9月至12月，“国际写作计划”提供全部经费，邀请世界各国作家到这里从事写作，研讨有关文学问题，许多作家在此度过了令他们永生难忘的愉快时光。也是在这里，海峡两岸的作家首次实现了面对面的思想交流。丁玲、艾青、王蒙、吴祖光、白先勇、林怀民、余光中、茹志娟、王安忆、阿城、北岛、张大春、冯骥才、张贤亮、苏童、李锐、蒋韵、西川、孟京辉、余华、莫言、刘恒、迟子建、娄烨等中国作家，都曾是“国际写作计划”的受邀作者。近年来风靡中国的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也曾是该计划的座上宾，他以日夜颠倒、通宵写作而闻名。1976年，24个国家曾联合推荐聂华苓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称他们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
除了小说一般的文字外，令读者惊喜不已的，是近三百张首次公开的人物照片。每张照片里都包含一个故事：结婚才发现丈夫已有妻室的母亲、喜欢做官却没做过官的爷爷、没有带来幸福婚姻却留下两个女儿的前夫、一见钟情并相伴余生的诗人安格尔??更多的，是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作家们：穿着奇大的特质皮鞋的夏衍、刚刚平反的艾青、中美建交后第一位来美国的中国作家萧乾、大声讲“我喜欢Paul”的丁玲、在监狱里理直气壮的陈映真、羞涩的王安忆、爽朗大笑的王蒙??这些照片，刻录了那时那刻的喜怒哀愁。
个人的经历，时代的记忆
1978年，聂华苓离开中国30年后，和安格尔、两个女儿一起回乡。
其时中美还没建交，安格尔第一次到中国，不知中国人对他这个“美帝“如何反应，但是他那个美国佬比聂华苓这个湖北人还受欢迎。他们看到他一大把年纪，将装满礼物的大箱子呼地一下从火车上铺拎下来，啧啧称赞，叫他“劳动模范”，说他粗糙的手是“劳动人民的手”。
然而使聂华苓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的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大陆一代最优秀的作家受到“国际写作计划”邀请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文学交流。
“国际写作计划”不是聚会，也没有什么组织。整个访问里，作家们都是很自由的。作家本来就喜欢自由自在。冬天下雪，爱荷华河上结冰，他们喜欢到冰上行走也行，爱钻到河里游泳也行。大家都是作家，自然有很多共同语言，就会常常在一起聚会，完全是自发性质。
“我们只是把他们邀请到爱荷华写作，然后找人替他们翻译成各种文字，一些出版社就会和作者联系。”聂华苓说。
“国际写作计划”实际上是一个缩微的世界。访问过爱荷华的作家刘恒说：“这个计划融合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形形色色的作家、形形色色的人，它创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交流方式。这应该是聂华苓和安格尔先生最伟大的创造和构想。”
1990年，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总统。次年的3月22日，聂华苓和安格尔去波兰接受新政府文化部颁给他们的“国际文化奖”，安格尔在芝加哥机场突然倒下。
聂华苓和爱侣从此阴阳两隔。
在聂华苓位于爱荷华河畔的居所有一个很大的书房，书房里的电脑始终开着。她几乎天天都在那儿工作。也是在二楼，聂华苓爱侣安格尔的书房始终按他生前的样子布置着。
“我们有时候从书房门口过的时候经常要看一眼那个书房，书房正对着爱荷华河。”刘恒说。
聂华苓生平：
聂华苓，1921年出生，湖北武汉人。194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抵达台湾定居并从事创作，曾任《自由中国》半月刊编辑，台湾大学、东海大学副教授。1964年，由于“《自由中国》停刊”事件，聂华苓离开台湾，应聘至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工作，致力于世界文化交流。1967年和丈夫安格尔创办“国际写作计划”组织，每年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前往爱荷华大学进修创作。代表作品有《桑青与桃红》、《三生影像》等。
聂华苓的人生仿佛是一本充满传奇的大书。她经历了历史的一次次重大变革，办过杂志，创办了“国际写作计划”，与众多作家都有过深入的接触……当然，如果想近距离了解她的世界，还是让我们从这次访谈开始吧。
主持人：今天在现场 ，我们非常多的网友在问候您，这位网友叫“好好”，他说：聂老师好，非常喜欢您之前的《三生三世》，希望这本《三生影像》也能够获得更多人的喜爱。还有“悠长夏天”，他说感谢聂老说了咱们中国的喜庆。聂老您因为经常是要做一些写作的交流，那这次除了给大家带来这本放在手里沉甸甸的、读起来特别感动的书以外，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呢？写作交流方面的。
聂华苓：我想我们在，怎么说呢？我说我自己吧！我有得写就写，并不是说每天一定规定，当然写的过程停不了，但是我不是说每天写多少，我很羡慕那样的作家，我不是那样写的，比如《三生影像》这本新的书。
主持人：您写了多久？
聂华苓：最近几年写的，讲的是我的三生，可是里面写的都是人物，不是每天写多少字写多少字，慢慢积累起来的，不过这个书有284张照片，照片下面的文字并不是说哪年哪月出版的，而是我希望能够讲一个特殊的事件，或者讲一个特殊的故事，或者讲照片里面特殊的人物。
主持人：其实里面大部分都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些作家，包括现在可能年轻人比较知道的，像王安忆、冯骥才还有张贤亮等等一些作家，都在里面。
聂华苓：从2001年以后到爱荷华的作家不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书写到1991年为止，他们21世纪去的作家，就不在这个书里面，Paul是1991年过世的，就写到那个时候为止。
主持人：刚才也说了，聂老，今天是跟网友互动，首先有一位网友就想请问一下聂老，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聂华苓：大学的时候，有所感就写了，不是说想到要什么发表，想要出书都没想到，后来到台湾以后，我开始写小说，也写散文，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年龄的话30岁左右吧！
主持人：坚持了几十年了，那您觉得，您什么时候是最投入写作的？也是最高潮的一段时间？
聂华苓：写长篇是最投入的，你非投入不可了，其他的像短篇小说都是要写就写一篇，不是延续时间在那里，一直在写，一直在写。
主持人：我们在这儿也希望谈一谈您以前的一些代表作，比如说像《失去的金铃子》，我们很想知道，因为当时苓子这样的一个人物，她是通过一些比较庄严也比较痛苦的成长过程，其实也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大环境，那么很多人就问了，这个苓子是不是也是您的化身？
聂华苓：不是，那时候说老实话，真的不应该叫这个名字，我想讲一讲我写这个小说那个时候的情况，因为我一到台湾，我就参加《自由中国》，是个半月刊，是胡适先生跟雷震先生两个人一起创办的，1949年，所以一创办我就参加了，开始是编辑后来是编辑委员，因为那个杂志可以说是当时的最……，怎么说呢，它是宣扬，我希望改善，到台湾去了嘛，改善台湾这个社会，想民主、自由，当时标榜这些，人权，有些老教授张佛泉、毛子水等等一些编辑委员，希望一切都是革新，改革，所以有很多意见，就不被那个时候的政府容纳，渐渐渐渐地成了对立的状态。1960年时雷震先生是社长，后来被抓了。
主持人：也是《自由中国》的主持人。
聂华苓：对，总共有四个人被抓。没有抓我，是因为我对政治不懂，也不要牵涉实际政治。可是我觉得中国人20世纪的命运就是你不要政治，政治非要缠你搅你不可，就是这样子的，我想很多中国人有这样的感觉，我不是，根本不要这个，就把你纠进去了，缠进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算是缠进去了，他们被抓以后，我是差不多两年没有跟外界来往—我写苓子那个时候的心情和背景—免得牵连人嘛，我也是被他们怀疑的人之一。其他的人都是“为匪宣传”，那个时候（台湾当局）所谓的“匪”就是共产党，就是大陆，所以两年我都没有跟外界来往，两年之内，医生说我有肺病，检查，我说真完了，各方面都完了，绝望的时候我就躺着，说我有肺病我就躺着，我就写《失去的金铃子》，就这样写出来的，那时候主要靠写作。
主持人：写作也变成了您生活当中的精神支柱了。
聂华苓称写作是她生命最困难的时刻的精神支柱
聂华苓：对。
主持人：1970年，因为很多人知道您的作品，《桑青与桃红》，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
聂华苓：我不知道，国内有全本出版了。
主持人：有，1980年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
聂华苓：那个不全。
主持人：正想问问您，因为当时写的您把25年发生的故事都缩影在桑青的身上，当时写了四部分，但后来…
聂华苓：可是第四部我是觉得我自己也不对，当时情况好像第四部就是说，写一个分裂的人格，完全是相反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完全是狂野的，里面有一些关于性的镜头，因为它反常，根本什么都不在乎，当时的大陆恐怕不能接受。
主持人：对于桃红这样的一个角色当时用那种文字的表现，您不太能接受，所以把第四部分给删了是吗？
聂华苓：也不是，恐怕那个时候出版也有问题，我看是什么时候？刚刚是80年。
主持人：您能大概的给我们说一下第四部分主要写的。
聂华苓：现在已经有全本了，春风本来要出版的。
主持人：那我们大家可以再去找找看一下。
聂华苓：最近几年不是春风出的，是山西的一个出版社。
(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好，也希望网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过来看一眼。这样，我们再带来一个网友当时对您的留言，一开场我们说到的对《三生影像》里面的一个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于浙江的新浪网友，他说聂老，我觉得在全书里面最动人的那一句话是，您对安格尔Paul说的一句话，说和你在一起生活过了，就无法和别人在一起生活，这是他看到的觉得最生动的语言。
聂华苓：我都不记得我写过这句话(笑)。
主持人：还有另外一位网友，来自湖北，他说当时在读您的《三生三世》之后，它的想法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评论：看这本书，有两份感动：一份是对人世间的真爱，它真的是伫立而存在，一份是对人生最美好时光的定义：人，最美好的是什么时候呢？对作者应该是有两部分，快乐无忧、对未来无限憧憬的儿童和学生时期；幸福努力，与爱人携手度夕阳的时期。当时他看完《三生三世》之后的感受，谢谢这么多新浪网友跟聂老一起交流。另外，您在1964年以后就去了美国，是不是也是一直在用中文、英文两种语言在写作。
聂华苓：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一直就是在写作，我在大陆其实已经开始了，而且后来我到台湾就是写作嘛，到了美国以后，这是个问题，我自己就说，我是应该适应美国了，用英文写作，别人才能够看、读，别人才能知道你，用中文写作，在台湾我还可以发表，有时还可以，不多就是了，可是后来因为我到过大陆，所以我在台湾根本就是黑名单，根本就不能发表。可是我到美国的时候是64年，在那之前，我就自己要决定，用什么语言写。用英文写，你不是美国人嘛，而且原来写作就是用中文写，用英文表达完全是另外一种方式，那跟中文不同，而我写中文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就是很真实的我自己，而且尤其是写中国事，中国人，所谓怀乡，怎么说呢？怀乡，因为我一直都是漂流的，抗战14岁就离开家了，怀乡，主要是文化，这个文化的观念，你就带到外国去了。
主持人：您说您的根在大陆。
聂华苓：那个时候我没有感觉—这个我待会儿再讲—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就是自己要决定用什么来写？我写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事，所以你用英文写的话，就隔一层，隔靴搔痒的感觉，我下了决心要用中文继续写作，就是这样子的。我想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笑)，不过这就是，要写的是中国人、中国事，我要表达的等于是中国情，只有用中国的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结晶，不只是一个技巧，你的生活，你的思想，你的文化，整个是一个混合的结晶，所以文字我就觉得是这样子的，假如我用英文写的话就隔一层了。
主持人：刚才您在介绍您写苓子的话，也介绍了一段您在台湾工作的情况，当时在《自由中国》杂志社，您也算是创始人之一。
聂华苓说用英文写中国的事会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聂华苓：不是创始人，是胡适和雷震两个人创始的，我是副刊编辑，可是我也是编辑委员，当时我是，在编辑委员会上我是最年轻的，去的时候是1949年，我只有25岁，还不到30岁，而那些都是北大教授，以前都很有名，从大陆到了台湾，我是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女性，不过他们这些人对我的影响很大。
主持人：接下来谈谈这个：后来因为《自由中国》杂志是被封了，另外雷震先生也因此坐了10年的牢，这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聂华苓：我刚才说的，在《金铃子》都那么写，我根本不出门，免得连累别人。那是1960年，这个事情发生后，那几年当然不好过了。到美国去之前，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拿到出境证，护照拿到了，可当时的台湾你拿到护照还不算数，还要经过安全部的通过和警备司令部通过，你要拿出境证，没有出境证还是不行的，那时候我就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拿到出境证？《自由中国》被封，四个人被捕，在台湾本地的《联合报》登出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一个副标题，聂华苓与此案无关，这个对我帮助很大。可是有的人上了飞机还给抓回去了，你看该抓的抓，该放的放，我申请就拿到了，出乎我意料以外，出境证很难很难，只要你有问题的话，上了飞机还会被抓回来。上了飞机后我说哎，离开了，我再也不来了，可是那个话不算数的，后来还是想，我在那里也生活了15年，我两个女儿在那儿出生，有很多朋友，所以这个话也不算数，当时的心情是这样。
主持人：忽然间感觉到有一种自由。聂老您方便聊一聊《雷震与胡适》这篇文章吗？因为我们看到了雷震的这种文人的风骨，但是同时您在文章最后也提到过，关于胡适的，说真正的胡适关在他自己的心牢里。
聂华苓：胡适先生他是支持《自由中国》的，他创办的嘛，不过后来，他本来是发行人的名义，后来也不要做，过了两三年出了事了，《自由中国》的言论受到官方的，可以说重视吧！他们就盯着你了，开始，所以胡适先生要辞掉发行人的名义，结果辞掉了，他反正是1952年辞掉的。
主持人：就是那篇社论以后。
聂华苓：对，有好多社论，不只那一篇。我心里想他还是支持的，他在美国，后来回去做研究院院长，那个时候就有人觉得他不应该再做了，可以超越的，所以他做了当然跟政府有关系了，他虽然是研究院，可是还是在那个地方，在台湾嘛，还是在国民党的控制下。胡适先生他还是跟政府绝对有关系，但是又好像没有关系，就这样模棱两可的关系，当然胡适先生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尊重的，他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那因为也许看的角度不同，我从《自由中国》的角度还有甚至于殷海光这种人，还有其他的比较年轻的，我是最年轻的，还有像毛泽水先生更年轻的，我们的感觉都差不多的，我们都希望他出来讲话，尤其是我文章一写，每个星期五。
主持人：去看雷震，特别希望他去看。
聂华苓：去看一下，你也没有发言，他可以去看看，那对雷震就是很大很大的安慰，我觉得雷震先生对胡适是一片痴情，他在监狱里面写自立诗，也包括在文章里面，他完全是胡适的口吻，什么都不要极端。他已经极端了，已经坐牢了，当然年轻的像殷海光像我们这些人，对雷震的态度，就觉得有一些还可以再硬一点，因为我们太期望他，太依靠他说一两句话了，但是他没有说，可是雷震先生他是很支持《自由中国》，很支持我，坐在监狱里面还这么想，真可爱(笑)。
主持人：聊了这么多，聂老也给我们分享了那一代文人的故事，以及当时引起全世界轰动的《自由中国》杂志的一些事情。刚才我们一直在关注我们的网友，一位叫“邓波”的网友就在说，我现在特别希望聂老谈一谈1967年您和Paul一起来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聂华苓：我去的时候是1964年，我是以作家的身份去的，因为Paul他从1942年开始，他就主持“作家工作坊”，不是创作坊。在“工作坊”做学生两年，他可以拿到毕业证，比一般的硕士更高，相当于博士和硕士之间叫MFA这样的学位，学生去参加都要经过作品的审查，小说家看小说，诗人看诗，都是根据作品来取的，不是说你读大学就可以进来选课了，你可以旁听，所以出了很多很好的作家，有的作家都是得了很大的奖，很有名。我在那里，Paul已经开始邀请几位外国作家过去，印度的作家、菲律宾的作家、还有我，还有阿富汗的作家，他们原来都是美国年轻的作家，我们这些外国作者都是原来在本国已经发表东西的，所以不是说初出茅庐，也不是练习写作的，我就觉得我们跟他们，也不是老师，也不是学生，就有一点格格不入，可是我到了爱荷华以后，我去之前我不知道我会留下来，到了那以后我也不知道会留下来，可是渐渐渐渐地几个月以后我觉得本来爱荷华就非常尊重作家，我就举一个例子，买点零碎的东西，到商店去买东西，买一点化妆品什么之类的一个百货商店，一个女的就跟我说，这些多少钱。她说你从哪儿来的？我说从台湾来的，因为爱荷华有很多外国人，不足为奇，她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说我是个作家，她马上，哦，就好象觉得肃然起敬，非常受到尊重，我说从台湾来的，我就付了钱要走。她说很高兴见到你，我总是要去到日本，总想看看日本，因为她以为我是日本人，因为你是作家，她就特别尊重，那种气氛就觉得作家在那里有作家的地位，有应该受到的尊重，你搞写作的，在爱荷华生活就是非常自在的。
主持人：现在在爱荷华是不是也这样。
聂华苓回忆起“国际写作计划”的缘起
聂华苓：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我的问题还没答完呢(笑)—这个作家很好，所以我就在那里，一天一天比较自在，但是我们几个外国人还是觉得跟他们本地的作家不同，有一天我就跟Paul安格尔在爱荷华河上一个小游艇上，我就想，我说Paul，你已经把“作家工作坊”弄得这么有名，这么好，把我们这些人都找来了，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格格不入，又不是学生，又不是本国的作家，我说你应该办一个专门为外国作家，而不是来做学生的外国作家的一个计划，他说你这个怎么可能？后来想一想，他说你这个构想蛮有意思的，我说对对对，我说我希望你能够创办，后来他就跟朋友们谈起来，大家都说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案例，后来就开始。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商量很多人，就是说一定要在本国，起码是出版过一本书、两本书的，要出名更好，开始就12个人。
主持人：第一批有谁您还记得吗？
聂华苓：那个时候是1964年，跟大陆根本不通，台湾去的是西川非常佩服一个诗人叫痖弦，第一位作家就是他，他去了就是两年，那个时候的计划是一年，他想再留一年就留了一年，香港是戴天，所以中国作家两位都非常精彩，还有德国作家，在德国都是大作家，还有印度作家，还有波兰作家，都是第一年，一共12位。我那个书有12个人的照片。
主持人：因为时间有限，一会儿让大家拿书自己看一下。今年这一次您回来，有没有新的计划？
聂华苓：什么叫新的计划？
主持人：这一块，有没有说，现在国际写作计划…
聂华苓：还是很多地区的作家都有，我已经退休，我1988年就退休了，那就是看看主持人是不是尊重你，是不是希望听到你的意见，现在的主持人他是从2000年开始主持，他本人是叫MR，他本人就是诗人，也是非小说类的作家，在美国只要你不是小说，就是报道文学也算非小说类，散文、抒情散文、理论散文都称为非小说类，他得过奖的，他开始主持的时候，我说好几年没有中国作家了，我希望要有中国作家。
主持人：您近年来，对台湾的还有大陆的哪些作家哪些作品比较关注？
聂华苓：对两岸都关注，还有香港都一样。要我说的话，那真是太多了，余华的《兄弟》，李锐的《厚土》，莫言的《生死疲劳》，还没有出来，还有刘恒写的剧本《菊豆》，还有苏童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还有迟子建、毕飞宇等等，还有冯骥才、张贤亮、王蒙，萧乾、丁玲等等。
主持人：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一个网友在问，也是接下来特别想聊的一个问题，就是在1976年的时候您和Paul曾经被提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他说安格尔夫妇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在艺术史上从来没有一对夫妇这样无私的献身一个伟大的理想，文学是您的理想还是那个时代作家们、诗人们共同的理想。
聂华苓：我希望是共同的理想。
主持人：文学首先是您的理想是不是？
聂华苓：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我自己写作的嘛，当然对文学，文学比方说诗，总而言之，文学就是人的学问。
主持人：那您这么多年一直跟文学打交道，又办了这么有名的文学计划，您觉得从文学上面受益最大的是什么？
聂华苓：接触的人，就我这个新书里面。当然写了很多中国作家，也有外国的作家，主要的是我觉得人的处境都是一样的，主要是人，对人的处境，对视野比较广一些，尤其是在20世纪东欧的作家，我跟他们很能沟通，我不觉得他们是欧洲人，我觉得他们那边跟中国人民一样的，就是给我的一个启发。
主持人：刚才您在谈到一些著名的作家的时候，包括您刚才说的像冯骥才、张贤亮、王蒙等等也好，他们的作品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但是现在也是年轻人一个共同的感受，觉得文学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您觉得是不是对以前来讲，有一点受了冷漠？
聂华苓：什么地方呢？
主持人：文学的社会价值，文学的社会力量，在全世界范围？
聂华苓：一向我们中国的作家，我们中国人社会的观念就比较强，在美国主要是个人主义，是个人，然后他们也是有社会观念，跟我们不同，美国的作家，其实你表现一个社会，你写的是人，人就是反映这个社会的， 其实还是社会，美国有一些作家反映的是中产阶级的，不同的，但是所关心的都是人，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主持人：您觉得现在的文学家对社会的影响跟您曾经经历的这么多年代文学家对社会的影响有所改变吗？就是作家。
聂华苓：没有办法，作家改变不了社会，怎么能改变社会呢？作家自己写的时候，我想他不是要改变社会，就是他的感受，对这个社会的感受，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并没有说要，我想不是要改变。我想作家不是革命家，革命家都参加实际革命去了，作家就是要表达自己人生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他的社会意识都在作品里面，并不是叫口号。(咳嗽)讲兴奋了就咳嗽了。
主持人：刚才在聊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我看到网友说，也问到聂老有没有写诗，但是还有一些网友可能对聂老以前的著作也不是特别的熟悉，那没有关系，可以在新浪读书频道尤其是最近这本书也有连载，这次这本书是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大家也可以到全国的各个书店都可以买到，可以买来看一看。
主持人：其实刚才也是我们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就觉得文学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它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经济已经发达了。
聂华苓：对不起，我觉得文学已经没有力量，能够发挥什么？因为你刚才讲的社会，有没有社会价值，写的时候不是要反映社会价值，就是它所看到的这个现象，看到的关于人的一个，怎么说呢？写的是人物，假如有什么社会影响的话，那不是它当初写的目的，你想影响反而写不出好作品来了，你自然要写，写他自己经验或者写他所认识的人物，他可能要反映他自己的想法，对社会的想法可能有，但是我想没有办法改变社会。
主持人：您觉得近10年，无论是美国也好，或者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或者大陆也好，您觉得整个的文学创作的境况怎么样？您觉得这个发展和创作的境况？
聂华苓：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发展，完全不同嘛！比方说这一代，我不知道，我对比余华、苏童他们更年轻的作家我不了解，所以我不能讲，因为我在国外，我就是有一点感觉，我偶尔接触一点点，现在更年轻的作家，他们写的不同，他们的语言也不同。
主持人：您关注过网络写作吗？
聂华苓笑称她之前根本不知道网络有如此大的作用
聂华苓：我没有，没有。我根本就不知道网络还有这么大的作用，真的，我不知道，我用电脑的，可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就是用电脑写作。本来用笔，我不要用电脑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要用笔才有手感，可是试了一下觉得很方便，因为改起来方便。其实作家没有很大的，作家一个作品好，给读者的是乐趣，是欣赏，作家其实不要革命的，他希望人过得好，所以他写的是反面的，可以做反面教材，作家我想他所见的，所经历的，所想到的，他的见解，他的看法，对人的看法都有的，可是并不是说一定要改变社会，我觉得没有那个想法。
主持人：就是去反映。
聂华苓：所以不要怕作家，有什么可怕的，他没有力量的。
主持人：您对现在这些怀揣着文学梦想的青年人，有没有一些忠告？
聂华苓：我不敢忠告，因为这个社会变得太快，我对年轻一代接触不多，真的，没有很多认识。
主持人：您听说过像现在在大陆80后、90后的一些作家吗？比如说韩寒、郭敬明。
聂华苓：在国外，不熟悉，不了解。对国内作家的了解止于余华、苏童、迟子建他们这一代。
主持人：今天时间有限，还有仅仅的5分钟，能不能聊聊Paul。
聂华苓：可以，那是我最喜欢聊的(笑)。
主持人：因为我们在读您这本书的时候，真的特别的感动，因为我记得您在书里面写过这样的一段，说在1966年的时候，Paul在给您的信中，他说他的钱夹里面一直带着您护照的照片。
聂华苓：就是这张照片。
主持人：就是这一张照片，我们近一点看(书上的照片)。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吗？
聂华苓：他当然喜欢了，放在他皮夹里面，后来他在芝加哥倒下的时候，救护人员就把他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了，照片还在他那个皮夹里面，几十年还放在那里，可能要忘记了(笑)。
主持人：您觉得跟Paul在一起，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聂华苓：我们很能沟通，我们有谈不完的话，而且我们俩是第二次婚姻，所以对于婚姻有了经验了，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当然首先要两个彼此互相相爱，然后生活不是说一天到晚爱爱爱的，生活有很多问题，要彼此互相体谅，彼此互相尽可能了解，不能你要这样，我偏不这样，自己有自己的个性。我跟他结婚也有40几岁了，也不是年轻人了。
主持人：71年的时候，47岁。
聂华苓：主要是我们能够谈，有谈不完的话，两夫妇不谈话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沟通，而且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人，谈人，谈问题，比如那个国家的作家，比如波兰作家有什么问题了，作家也是人嘛，就这些，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彼此互相体谅，所以我们生活，生活真是很好。
主持人：我能您跟Paul的每张照片感受得到。
聂华苓：有朋友讲，你以前的照片愁眉苦脸的，跟他在一起照相都是笑的，都很开心，我们常常一起大笑，总要有一点幽默感，我讲一句话他笑，他讲一句话我笑。
主持人：所以我说，我们特别愿意看到您笑的时候，特别幸福。
聂华苓：现在没有幸福的时候了(笑)
主持人：有，还有这么多关注您的人。
聂华苓：很感谢。
主持人：这本书的最后，您是一开始写了您的母亲，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回到您母亲的身上，母亲陪伴您多年，对您的影响也很大，我记得13岁那一年，母亲送您去恩施上中学的时候，您的文章当中写到，说您母亲说，送别的时候说我就靠你们以后给我扬眉吐气了，而您在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说母亲的这句话决定了我的一生。
聂华苓：对，这个里面的照相戴一个大锁，周岁的就完了。我父亲死的时候母亲只有34岁，很年轻，那对我们影响很大，我觉得母亲太苦了，所以自己要努力，要好好读书，要成人才行，要能够有点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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