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文坛，柯云路无疑是一个“异数”。1980年，柯云路以短篇小说处女作获全国奖而初登文坛，从此一发不可收。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很少有人像他那般著作浩瀚，且涉及领域众多。近30年来，他出版过近20部长篇小说，还涉及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东方文化研究等。他在他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都别开生面，以另类的姿态引起轰动效应，同时也引发了广泛争议，被海内外舆论称为中国当代“最会变脸的作家”。柯云路的17部小说贯穿30年，又大多同步写当代，社会面广阔，足以见证30年；柯云路一直不懈地进行艺术探索，滴水折射阳光般见证了30年新时期文学史。近日，本报对柯云路进行了专访——
柯云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治领域活跃着一批李向南式的人物。他们有文化，懂政治，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想象。我在生活中有不少李向南这样的朋友，他们有的至今还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的前些年转型下海，也有的仕途不顺历经坎坷退出官场。李向南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当年曾被许多人对号入座，这也说明这样的人物在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也可以说是成功的。
不久前，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柯云路文集·长篇小说卷》，收入了我的17部长篇小说。出版社还开了一个作品讨论会，题目是“一个文人记录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会的评论家们认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文学创作，柯云路是一个绕不开的作家”，这套文集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了中国近30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历程。
如果说《新星》感应了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改革的理想和期待，那么，《夜与昼》《衰与荣》则感应了那个时代的观念嬗变与冲突，变革中的阵痛与精神痛苦。上世纪90年代我出版的《超级圈套》同步反映了经济大潮中的人性扭曲，《东方的故事》则以性爱为主题。我特别想提到的是五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如《芙蓉国》《蒙昧》《黑山堡纲鉴》等，这些作品无疑感应了中国知识界普遍要求的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我就不可能获得这样的视野，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创作自由。
我成长于动乱年代，从一个在校读书的学生被一下推到社会，后来又下放到工厂农村，其间的经历是比较曲折的，这也使我对社会、对人性有着深刻的观察和思考。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上说，这些经历又成为我取之不尽的矿藏。如果我没有去农村插过队，没有在工厂当过工人，我不可能写出《新星》《夜与昼》。同样，如果我没有亲历过“文革”，没有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也不可能写出《芙蓉国》《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回看自己的人生，我是欣慰的。
这几年确实不时有朋友想翻拍《新星》，但我觉得条件还不成熟。《新星》在当年激动了一代人，那部电视剧用现在的眼光看，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主要演员的表演，剧中洋溢的时代气息，却可能是一般的翻拍做不到的。对翻拍的事我不着急，想再等等看。
我创作《新星》和《龙年档案》的主旨不能简单化为对改革者的歌颂。我的主旨是想真实地描写中国社会和中国官场，要写得逼真，写得像大观园。如果说《新星》是以一个县的政治斗争缩影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话，那么《龙年档案》就是以一个市的政治斗争缩影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只是比《新星》斗争的规模更大，情节更曲折。评论家白烨这样评价我的政治小说，“不是一般性地写社会层面的生活和故事，而是写那个时期新旧体制的矛盾和斗争后面人们在心理和精神层面的躁动，是有深度的。”我很认同他的评价。
至于今后我还会写哪一类题材，现在还不太好说。但我会始终关注社会，会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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